国之治乱，军之胜负，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人的主观作用。书中说：“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关键在于将帅要能使“众不二志”。所以，尉缭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这种“尽人事”的思想，是唯物主义和求实精神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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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才应具备的十二事
不轻易改变决定；给人恩惠在于适时；机谋在于适应事物的变化；打仗在于激励士气；进攻在于出敌意外；防守在于隐蔽自己的力量；不犯错误在于掌握处理事情的分寸；不陷入困境在于事先有准备；谨慎在于警惕小事情上犯过失；智慧在于能治理大事；除奸害在于敢斩决坏人；得人心在于谦虚待人。
二、“兵胜于朝廷”的治军治本思想。书中指出，“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应”，即兵战胜于外，是由于内部准备充分。对此，尉缭提出：一要使“国富”，二要使“国治”。这反映出其治军在于治本，本治才有助于兵治的思想。
关于如何治本，尉缭提出了“农战”的思想。他主张，“使天下非农无以得食，非战无以得爵”；发展生产，使“野充粟多”，才能“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他认为，“农”是“战”的条件，“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努力发展生产使人民不饥困，才能够积极搞好战备，城池也就不会被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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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才应戒备的十二事
后悔在于狐疑失机；罪孽在于肆意屠杀；办事不公正在于私心重；不吉祥在于听到自己的过失；挥霍无度在于耗尽民财；不明事理在于受人离间；劳而无功在于轻举妄动；见识浅陋在于脱离贤能的人；惹祸在于贪图财利；招害在于亲近坏人；丧失土地在于没有认真防守；危险在于没有严明的号令。
三、“权敌审将而后举兵”的“必胜”作战原则。尉缭认为，“权敌”，即摸清敌情，才能因敌而动，从而以实击虚战胜敌人。尉缭认为，“权敌”通常是将帅的事情，因此他认为必须“审将”，即重视将帅的选用。
关于如何选用将帅，尉缭说：“将受命之日，忘其家，旅军宿野忘其亲，援而鼓忘其身。”身为将帅，在个性修养上，要心胸阔达，不能一激就怒；要品德清廉，不贪钱财；要无私无畏，衷心为国；更要以身作则，与士卒甘苦与共。在指挥意志上，要上不受天的影响，下不受地形的限制，中不受国君的掣肘。
《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为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推崇，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等在宋代并称为“武经七书”。
■ 范蠡与赵武灵王 ■
历史上除了孙武、吴起、孙膑、司马穰苴、尉缭等职业军事家外，春秋末期的范蠡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等政治家，也在军事谋略上或军事改革上卓有建树。
范蠡，楚国宛人，春秋末期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当初，楚国为了联越抗吴，而派范蠡出使越国。由于范蠡很有才能，被越王勾践重用，便留在了越国。
范蠡极具战略眼光，在勾践以弱胜强灭掉吴国的过程中，范蠡贡献很大。他主张抓住战机，不打无把握之仗；善于吸取敌我双方的历史教训，不让敌人死灰复燃，留有后患；他强调强盛时应戒骄，衰弱时要图治，是一位难得的谋士。
公元前494年，勾践不听范蠡的劝阻与吴国开战。大败后，他向范蠡请教对策。范蠡提出了暂时屈辱求和的政策，先求和，然后再谋求兴国。
勾践战败后的第七年，勾践见吴国百姓困苦，想出兵报仇，范蠡认为时机不到。又过了一年，吴王夫差听信谗言，赐剑让大臣伍子胥自尽。勾践看到时机已到，而范蠡却说“人事至矣，天未应也”，并让勾践耐心等待。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为称霸中原，率领国内3万精兵在黄池大会诸侯，只留下太子友率领1万老弱兵卒驻守国都姑苏。范蠡见攻吴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和勾践一起率领越军分两路进兵直袭姑苏。吴军大败，夫差向越求和，勾践估计自己的力量不足以灭吴，便答应了。
公元前478年，国力强盛的越国再次进攻吴国，并在笠泽歼灭了吴军的主力，围困姑苏达三年之久。后来，夫差退守苏台，几次派使者求和。勾践不忍心杀夫差，想答应求和。范蠡劝阻说：“过去吴国不灭亡越国，因此今天会失败，这个教训刚过去不久。现在君王不当机立断，大概已经忘了退守会稽山一事吧？”后来，范蠡干脆瞒着勾践直接率兵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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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圣”范蠡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封范蠡为上将军。范蠡认为越王勾践可以共患难，但不可以共处乐，毅然泛舟五湖，后改姓经商。他曾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古人有“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说法，但范蠡可谓既富且仁，不愧为“商圣”。
赵武灵王，战国时期赵国的君主。他在军事改革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一度使赵国成为军事强国，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此时适逢战国中期各诸侯国逐鹿中原，进行剧烈的兼并战争之际。当时赵国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与其他诸侯国相比仍属弱国，因而屡次败于秦、齐等强国的兵马之下。另外，赵国北方、东方的边界又与胡人部族相邻。胡人身着短衣、长裤、腰束皮带，脚蹬皮靴，善于骑马射箭，且行动灵活，进退神速，对赵国边境地区造成巨大的危害。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赵武灵王这位有着远大抱负的君主深深感到，要使赵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被其他强国所吞并，并日益强盛起来，就不能因循守旧，而是要改革旧制。他决心从军事方面入手，对传统的服装以及笨重的盔甲进行改革。
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开始向胡人学习，实行“胡服骑射”，即改穿胡人式的服装，采用骑兵作战的方式。他力排干扰，率先易服，并召集了大批骑射之士，经过严格的训练后，以之取代了传统的车兵，使其成为了赵军主力。
改革之后，赵国很快改变了原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此后，赵国不但打败了过去时常骚扰其边界的中山国，而且还向北方开拓了上千里的疆域。到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位时，赵国已跃为“七雄”中的强国之一了。
另外，赵武灵王的改革，在服装上成了汉民族服装款式的一部分，并被长期沿用了下来。骑兵也很快得到了发展，成为后来封建国家军队中的一个重要兵种。这是赵武灵王对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 《六韬》与《三略》 ■
古代兵家圣典，除《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已知作者的之外，《六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尚不知道确切作者的兵书也有着极大的不可忽视的军事价值。
《六韬》，即《太公兵法》，成于战国时代，托名姜子牙所著，真实作者未知。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61篇，近2万字。该书兼采前世兵家之长，军事思想甚丰。
在战略方面，《六韬》继承了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认为“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书中强调，为取得“全胜”，必须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提出要大力发展“三宝”即“大农”“大工”“大商”。这样才能在战争到来时立于不败之地。
该书注重政治上胜敌，强调要争取人心，取得举国上下乃至友军的支持，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书中指出，唯有道者才可君临天下，施政要“爱民”，要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以使“万民富乐面无饥寒之色”；用兵是为了“除民之害”，战胜而使“百姓欢悦”；“上贤下不肖”是治国要道，提出“赏罚必信”“杀贵大，赏贵小”。
在作战方面，《六韬》指出，不同的作战形式有不同的作战原则，对不同的战争、不同的敌人、不同的地形，要采取不同的战法。书中提出，将领要“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要“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打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书中还具体论述了车、步、骑等战法的作用及如何实现协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