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在中国起源很早。虽然商人一直以来都在社会中处于较低下的地位，但他们却是一个相对比较活跃的阶层。他们走南闯北，推动着商业的繁荣，使得天下民众能够互通有无。在他们的身上，有着讲诚信、和气生财、勤俭节约等一系列可贵的品质，堪称宝贵财富。
■ 商业起源——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易 ■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居民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开始交换剩余产品，形成商业的雏形。这就是“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据说，中国最早经商的，是商族人王亥。历史学家徐中舒说：“商贾之名，疑即由殷民而起。”而《尚书》中也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的记述。另据《山海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可见，王亥早就赶着牛车去外地做买卖了。
后来，商族人继续发展贸易，其中有些人专门到远方贩运货物。由于这些从事贸易的人来自商部落，“商人”之称正式形成，其交易活动就是“商业”活动。商业初生之时，贸易量较小，而且都是以物易物，后来才出现了最早的货币宝玉和海贝。
周朝时，由商朝贵族后裔建立的宋国，商业极其繁荣。与此同时，原来商的遗民则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只能以贩卖货物，经营商业维持生计，保留了经商的传统。
战国时的白圭，被称为“言治生者祖”。他是经商理论的鼻祖，其经商之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经营之术中的“贱买贵卖”，为商之道中的“智、勇、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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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白圭的经商原则，就是抓住时机，贱买贵卖。当货物供过于求，别人大量抛售时，就大量买进；当货物供不应求，别人需要买进时，就大量抛出。粮食丰收时，就买进谷物，卖出丝漆；蚕丝上市后，就大量收购蚕丝，卖出粮食。他“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他出手果断，应变神速，能根据行情迅速决定是“卖出”还是“买进”。
白圭还将商人的智慧提到了新的高度，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意思是说，“我们做买卖，要像伊尹、吕尚一样富于谋略，像孙子、吴起用兵一样善于判断，像商鞅执法一样取信于人。”他还说：“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商业的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繁荣与进步，加速了南方原始文化的解体和手工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商人们把南方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贩运到中原，其他的铜、锡和其他矿物也运至中原地区，共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 商人分野——相当复杂的社会群体 ■
中国商人，可分为旧式商人、新式商人和现代商人。旧式商人，主营粮食、布匹、茶叶、蚕丝、禽盐、杂货、牲畜、中药材等；新式商人，对外售出中国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对内销售西方工业品；现代商人，活跃在中国市场的经济舞台上，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另外，由于身份不同，中国的商人，又可分为儒商、官商和军商。
儒商，指具备一定的儒家文化和思想的商人。他们常把儒家思想引入商业活动，如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等。儒士弃文经商，多因科场失意他们依然向往做官。他们中一些人有了一定的财富后，常设法由商人阶层跃入权贵阶层，兼儒兼商。
官商，有些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官员，有些是做官方生意的人。他们靠特权的庇佑经商，很容易发大财。这类商人常凭借雄厚的资本，运销茶叶、人参、盐铁等国家专卖商品。他们能享受官方的优惠政策，如拥有免税特权、政府低息贷款、经营垄断权等，其子弟也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当官机会。不过，朝廷对官商的管理也异常严格，如朝廷规定运销地点，限定销卖时间，实行价格管制等，致使很多官商都由风光无限而衰落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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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贵商族山西范氏
清朝时期，山西商人范毓宾曾输送大批军粮，供给西征准噶尔的清军，为清政府节约费用数百万两，其举动受到清政府的赞许和嘉奖。范毓宾被授为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家的祖辈也因此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夫人、宜人等。此后，“毓”字辈和“清”字辈的后人中获任官职的达十几人。范氏实际上已成为一门朱紫、炙手可热的豪贵商族。
军商，一类是经营军火生意的商人，另一类是军人从商，亦军亦商。军火是极其特殊的商品，一般人不得经营，凡经营军火生意的，都必须经过政府的特许，如明代的沈万三、清代的胡雪岩等。第二类军商，比如明代北部边塞的军人，通过参与和主持边塞地区的米粮收购，从中获取巨额的利润。朝廷费力运到边疆的金银，很大一部分都流入了在当地驻防的高级将领的腰包，成为了他们的私财。
另外，商人还可分为义商、奸商和平商。义商，往往品德高尚，以义获利，致富后又积极回馈社会，如扶助教育、捐办慈善公益事业、资助国家建设等。奸商，专以歪门邪道坑国害民以牟取暴利，他们短斤少两、以次充好、欺行霸市、玩“空手道”，不顾商业道德，破坏商业秩序，是害群之马。平商，商人中的大多数，他们没有义商的侠义豪爽，但也不会像奸商一样用歪门邪道坑害买家。
一句话，商人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群体，我们固然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从主观上对其进行各种分类和界定，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商人属于哪一类则往往难以界定。一般说来，一个商人，只要能做到遵纪守法，不投机倒把，不为富不仁，不坑害国家和人民，就能得到世人的尊重。
■ 商界风云——著名商帮与商贾名流 ■
商帮，旧时的商人组织，出现于唐宋，繁盛于明清。按地域分，商帮可分本帮和客帮，本地的商人组织为本帮；外地的商人组织为客帮，往往以乡土关系为纽带。另外，不同的商业行业有不同的行帮。商帮多设有会馆、公所等机构，以供商人联系、聚会、议事。
明清时期，商品数量增多，商人也更加活跃，出现了“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徽宦商，衡游蓟北”的繁荣景象。同时，商人的数量也大为增长，出现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地域性商帮。其中，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当数晋商和徽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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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十大商帮
以山西晋中为中心的晋商；以歙县、婺源等徽州六县为中心的徽商；山东临清、济宁、聊城、烟台一带的鲁商；以宁波为中心的浙商；以龙游县为中心的龙游商：苏州西南吴县境内太湖中东、西洞庭山的洞庭商；江西由人口流动形成的江右商；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闽商；以广州、佛山一带为中心的粤商；与晋商同时兴起的陕商。
晋商，雄踞商界数百年，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德义为先，团结一致；商人出资，伙计经营；投资田产，依靠官势；化商业资本为金融资本，组建票庄，专营汇兑；主营盐、丝、粮食、铁器、棉布等军需品，活动范围由黄河流域扩展到珠江流域。
徽商，称雄东南商界300多年，足迹遍布全国。从大省会到小城镇，再到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洲海岛等，都有徽商的踪迹，故有“无徽不成镇”“钻天养庭遍地徽”之说。徽商主营盐、粮、布、茶、木，兼营典当业和文房四宝。他们在本地修缮宗庙，在外地建设会馆，以联络本帮商人，建立商业垄断。徽商资本雄厚，一般拥有资金达几十万两到几百万两不等，乾隆时经营盐业的徽商汪廷璋更是“富至千万”。
商业自商代前后产生以来，在数千年的漫长历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富商巨贾，其中有一些人为人们千古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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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高献牛救国
战国时期，郑国商人弦高以贩牛为业。有一次，他正赶着牛去洛阳，半路上意外地碰到了正想偷袭郑国的秦军，便赶紧派人回国报信。之后，他自称是郑国的使臣，向秦军献上12头牛，并对其主将说：“郑国君主见贵军远来劳苦，特地派我来劳军。”秦军主将大吃一惊，以为郑国早有准备，很快便下令退军。弦高用自己的智慧保卫了国家和百姓，被传为佳话。
春秋末期的范蠡被誉为“商圣”，还被有些地方奉为财神。他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之后，急流勇退，弃官经商。他在定陶“治产积居”，经营业绩斐然，“十九年中三至千金”。后来他把产业留给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范蠡指出，要加速资金周转，扩大利源；注意商品的性能，关心商品的质量；把握时机，灵活购销；及时预测商情，储备待乏；控制价格幅度，保护产销利益；精心选择经商地点，收集各方信息。
吕不韦本是战国时的一个大商人，家财万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可居”的“奇货”——在赵国为人质的秦国王孙“异人”。他本着“扶立一位君王，能获利无数”的想法，先后投资大笔的钱财，入秦说服秦国太子及夫人收异人为义子，连自己的美妾赵姬都赠给了异人。不到十年，他这笔旷古绝今的大生意就带来了惊人的收益——异人成了秦王，他被封为秦相，食邑十万户，家童万人，权倾朝野，富可敌国。
胡雪岩是晚清著名的“红顶商人”，他幼年家贫，经人推荐到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得到了东主的赏识。后来，东主因无后，临终前将钱庄遗赠给胡雪岩。很快，胡雪岩靠着自己出色的经营能力，并依靠官方关系，开钱庄、开药铺、买卖军火，富贵无比。
历代的商界名流，虽然都赚取了巨额的财富，但由于长期以来官方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他们的经商生涯大多都非常艰难，有时最终还是归于失败。
■ 生财有道——旧时经商禁忌与原则 ■
商业以营利为目的，生意人的一切行为旨在一个“财”字。只要一开市，就希望在钱财上有个好兆头。因此，凡是与求财相违的言语、行为都是禁忌。
商人认为，店铺的招幌、标记极为神圣，是“招财进宝”的象征。每天开市挂幌子，必须说“请幌子”，而忌讳说“挂”，生怕它挂不牢而坠地。如果有小伙计不慎将店幌失手掉在地上，马上就会被解雇。商店中的度量用具，如升、斗、大秤、戥子，以及账桌上用的算盘，都不能随意玩弄。尤其忌讳反放算盘，因为“只能往里算计，不能往外算计”。
从前，伙计在账桌、货柜、钱柜上坐卧，也是不允许的，说是怕压了柜上的财神。甚至连睡在待客的条凳上也属禁忌，说是会压了顾客，造成次日顾客减少。此外，扫地时最忌往店外洒扫。尤其是在过春节时，不准扫地，也不能往外倒脏水、垃圾，那是在“倒财”！也不可坐在店门或柜房的门槛上，以免拦堵了财神；还忌讳冲着店门方向和当日财神的方位小便；也不能在店门前打呵欠、伸懒腰，否则会冲撞财神，造成店铺财源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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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老板的迷信
旧时商铺老板相信，第一个进门的人能决定商铺一天生意的好坏。如果商铺一开门，就迎进一个进京赶考的举子，会被认为是大吉大利，商家常会免费为其服务。如果商铺一开门，就进来一个孀妇、毛女，会被认为是晦气。客人走后，商家一定要燃草纸熏烧一番，熏罢扔在店外，以求破解。
商人的经营原则，有和气生财、有买必谢、童叟无欺、讲究吉数等。
首先，经商之人要对顾客谦恭和气，服务周到，才能赢得主顾，生意兴隆，这是千百年来商人经商的经验之谈。
其次，无论能否成交，都应和颜悦色地对待顾客。一旦成交，不论买卖数额多少，顾客临走时，卖方都要向顾客表示感谢，不能有丝毫苟且。正如《清稗类钞》中说的“无论买卖者出钱购物之多寡，皆为我获利之源，衣食之本，故虽一钱之贸易，亦不可不谢也”。
再次，商品要统一划价，公平买卖，无论贤愚老幼，一视同仁，决不欺骗或欺辱。
最后，商人偏爱吉利数字，希望能借它平安、顺利、发财。经商出门，多选带“八”的日子，顺应“要得发，不离八”的吉言。此外双数和“六”也被视为吉祥的数字，俗语云“好事成双”“六六大顺”。在一些地方的农贸集市上，议牛、羊、猪、狗价格时，忌说整数，否则买回去的牲口也难养。“四”在很多地方被视为凶数，因为发音与“死”相近。
上述禁忌，大都是旧社会的迷信陋习，如今多已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不复存在了。
■ 夹缝求生——招商引资与重农抑商 ■
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只有极少数时期，商业的政策环境较为宽松。尽管如此，商业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上古时期，先王们大都鼓励发展商业。传说，神农氏曾亲自主持过市场交易，而黄帝时期则“市不预贾”，就是说不干预商品交换，这无疑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西周时期，商业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在鼓励经商的政策下，商人们的实力空前膨胀，甚至也敢于与国君分庭抗礼。如周厉王时的国人暴动，其中的国人就有不少是国都周围的商人。到了春秋时期，齐鲁、吴越等地以及郑国的商业都很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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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招商引资政策
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为了重建都邑，遂下令说，商旅日能来三室的，其中一家的生活所需由国家提供。这算得上是最早的成文招商引资政策了。
不过，战国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却沉重打击了商业。农业被认为是富国强兵的源泉，而商业所带来的生活日用品的流通，会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过，统治者也需要实力雄厚的富商巨贾在经济上的支持，这给商业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两汉时期，商业尽管受到了抑制，仍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寿春、合肥等。这些城市人口密度大，生活用品需求量大，商人专卖丝织品、漆器、金银制品、土特产品、皮革、木材、鱼盐等货物，异常繁忙。
隋唐实行开明的商业政策，并打击了欺行霸市的行为，规范了市场秩序。当时，城市商业更为兴旺，长安有东西市，洛阳有南市，甚至于中小县，如临淄、禹城、临安、奉化等也有市。官吏们在征收赋税的当口，低价收购，高价抛出，一夜之间就可以谋取暴利。
宋元时期，政府肆无忌惮地剥夺商人的利润，并对许多商品实行政府专营。不过，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却空前繁荣。商人们通过泉州、广州等大港口，把大批纺织品、陶瓷、茶叶等，运到越南、柬埔寨、印度，又把象牙、珍珠、香料、翡翠、玛瑙等物品大量运回国内。
明清时期，抑商政策发展到了顶峰。在明朝，商人若想经营某种商品，必须向政府申请应募，履行一定的义务，才能被获准经营。清朝在全国各地设置厘卡，对各种流通货物收取厘金，以此来盘剥商人。不过，明清的城市商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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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铺——茶馆
清朝人好品茗，闲暇时最讲究“泡”茶馆。当时北京有种江南茶馆，屋梁下悬有红铜的“搬壶”，贮有沸水，随时可以取用。这种茶馆以卖清茶为主，同时设有烤制糕点用的“红炉”，带卖红炉点心。有些茶馆为招揽生意，上午卖茶座，下午和晚上请艺人说书，或请京剧、八角鼓、十不闲票友在茶馆清唱聚会，或摆赛鸟儿、斗蛐蛐儿、象棋的“擂台”等。
纵观中国历代的商业政策，不难发现，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封建小农意识在统治者的头脑中是那么根深蒂固，这也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