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农业发源地之一，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以前，中国人就已摆脱了采集、狩猎经济，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历经朝代更迭、沧桑变迁，但“以农立国”却始终未变。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成了“苦难”的代名词。
■ 耕帝籍田——体味农业生产的艰辛 ■
身为君王，要“知稼穑之艰难”，要体恤百姓的疾苦，不可一味纵欲享受，贪图安逸。所以，天子要亲自“耕帝籍田”，而后妃也要亲自从事蚕桑，为全国百姓作出表率，以显示朝廷对农桑的重视。
在古代中国，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农业管理职能也被纳入了皇帝的权力范围，历代的重农政策都由皇帝本人推行，因而获得了绝对的权威性。
北京城里的先农坛，是明清时期皇帝举行祭祀先农的礼仪，以及演示“亲耕”籍田礼的场所。
在明代，皇帝右手扶犁，左手执鞭，往返犁三趟，府丞捧着装有种子的青箱，由户部侍郎跟着皇帝播种。然后，礼部尚书和顺天府尹接过耒耜、牛鞭，皇帝上观耕台看三公九卿籍田。亲耕仪式后，皇帝还要听礼部尚书跪奏所耕的亩数。
在清代，每年农历三月上亥日籍田礼举行的前一天，户部、礼部官员要和顺天府的官员把耕籍器具与农作物的种子送到太和殿，请皇上过目，再由顺天府官员送到先农坛籍田处。
举行籍田礼的那天清晨，午门钟鸣后，皇帝身着礼服，坐着龙辇，在文武官员的簇拥下来到先农坛。皇帝先行祭礼，然后换上龙袍，来到亲耕田。亲耕田共一亩三分，旁边还有十二畦，由三公九卿从耕。
另外，皇帝要将处理农政作为自己的日常工作事务，尤其在紧要的农时关头，更要加强农业的管理工作。皇帝如此看重农政工作，下面的官员在农业方面更是丝毫马虎不得。一个好官，一定要管理好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这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关键标准，如果哪里土地肥沃、桑麻茂密、六畜兴旺，那么其地方官就会受到嘉奖或提拔。
总之，在古代，农业是最为重要的产业。这个产业的劳动者——农人的工作，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农耕智慧——肥料、农具、耕作法 ■
虽然农业生产必须要上应天时、下宜地利，但是并不是说人要被自然条件所束缚、控制。古代农民在耕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作用，使农业生产从简单地依赖、利用天时和地利条件，变为主动积极地干预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努力夺取农业丰收。
农作物的成长与一年四季的节律是相对应的。一般来说，春种秋收，在北方只能一岁一收，南方也只能一岁两收，这是人们被动利用“天时”的生产方式。但是，各种农作物各有不同的播种期和生长期，它们对光照、湿度、热度和温度等生态因素的要求是不同的。因此，人们可以在同一块农田上错开时间种植不同的作物，以达到“一岁数收”的目的。
人多地少，也是古代社会一个日益凸现的矛盾。为有效地扩大耕地面积，古代的农人在长年的耕作劳动中，总结发展出了多种垦田的技术。如与水争地的围田，以及与山争地的梯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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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田
围田，是开垦低洼土地，尤其是河滩地的一种方式。南宋时期，围田技术发展到了高峰。其具体做法是，在低洼地、沼泽地、陂塘、湖泊、河道边滩地上，用修筑堤岸的办法，将地围起来，开辟为农田。堤内为田，堤外为水。
我国古代的农业肥料，来源十分广泛。根据来源不同，传统的肥料可以分为大粪、牲畜粪、绿肥、渣粪、骨蛤粪、皮毛粪、生活废弃物粪、泥粪、矿物肥料等。其中既有有机肥，又有无机肥。在施肥时，要考虑“时宜”“地宜”“物宜”。就是说，在不同的季节要施用不同的肥料；要根据不同的土壤性质施用不同的肥料；要根据不同的作物施用不同的肥料。
农具是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农具的改进和发明是农人很关心的问题。耒耜、犁、耧车、翻车等，是历代农业生产中都要用到的重要工具。
传说，神农发明的“耒”，原本是一个削成尖头的木棒，用来破土、打穴、播种等。后来为了提高破土的能力，索性在耒的一端安上一个石制或骨制的“耜冠”，从而发展成了一种新的农具“耜”。
犁是一种由耒耜发展而来的耕地农具。犁的出现使以前由上而下、间断式的破土方式变成了由后向前连续推进的形式，大大提高了耕地的效率，成为了我国最主要的耕地农具。
耧车是古代的一种播种农具，由耧架、耧斗、耧腿等几部分组成。播种时，一头牛拉耧，一人牵牛，一入扶耧，一边走一边摇，种子就自动流出，播入土中。耧后边的木框上悬有一根方形木棒，可以把土耙平，把种子覆盖在土下，从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
翻车，又叫龙骨水车，是一种用来提水灌溉的农业机械，发明于东汉灵帝年间。翻车主要由木链、水槽、刮板等部件组成。提水时，用人力、畜力或水力带动下边的龙骨板叶沿木槽向上移动，把水刮上岸来，流入农田。
另外，水旱灾害是威胁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而水利工程则是解决水旱灾害的一项重要措施。旱则灌，涝则排，这样农业生产才会旱涝保收。从大禹治水的神话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在同水旱灾害进行着斗争。秦朝时由蜀地太守李冰主持设计建造的都江堰，代表了我国古代水利建设的最高成就。
■ 开心农谚——口耳相传的农业秘诀 ■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广大农人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过，农人大多没有文化，因此便形成了一部活在农民口头上的“农书”——农谚。
农谚具有口头语言的特色，既生动活泼，又朴素自然，有血有肉，带有来自乡野的新鲜泥土气息。口语化的农谚没有经过文人的雕琢和修饰，原汁原味，令人感到非常亲切，富于情趣和感染力，从而非常容易理解和接受。
例如，好酒好肉待女婿，好粪好料上秧田。头伏翻地一碗水，二伏翻地半碗水，三伏翻地没有水。种子下地，父母落葬，为人间大事。院里无土难打墙，地里无肥难打粮。早喂猫，晚喂狗，洒米喂鸡，拌糠喂猪。勤，锄头底下出黄金；俭，米缸里面长白银。这些农谚，简直就是农村生活的生动描绘。
有些农谚形式对称，顺口押韵，非常悦耳。如庄稼不问爹和娘，功夫到了多打粮。种田无秘诀，只怕肥料缺。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又如，晓雾不收，晴天可求；雾收不起，细雨不止。今夜斑斑云，明天晒死人。风吹一大片，雹打一条线。春天孩儿面，一天变三变。早晨起霞，等水烧茶，晚上放霞，旱死青蛙。
有些农谚，短短一两句话，甚至三五个字之内，就蕴涵了丰富的农耕经验和思想内涵。如“秧好一半稻”这句农谚，只有短短五个字，却清楚地说明了壮秧对水稻增产的意义。又如，“米细面，土中提炼”这句农谚，十分简洁地说明了土壤对农作物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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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朗上口的农谚
四月南风大麦黄，采了蚕桑又插秧。日落胭脂红，无雨便是风。日晕风，月晕雨。十雾九晴。修塘积水，粮食到嘴。干锄一遍光，湿锄十通荒。
农谚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同它的语言生动形象是分不开的。例如“鱼鳞天，不雨也风颠”“天空鲤鱼斑，晒谷不用翻”，这两句农谚以“鱼鳞”和“鲤鱼斑”来形容云彩的形状，表现气象的变化，不但描摹逼真，而且形象生动，听起来有声有色，优美动人。又如，“玉米去了头，力气大如牛”，以牛力来比喻玉米去雄杂交的增产潜力，语言贴切鲜明，很有魅力。
古代农人大都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的传授与交流，只能通过口耳相传，所以要求语言顺口，容易记忆。因此，许多农谚合辙押韵，节奏鲜明，富有音乐性，读起来琅琅上口，念上一两遍就能很自然地记住。例如：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庄稼不问爹和娘，功夫到了多打粮。种田无秘诀，只怕肥料缺。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
总之，农谚在几千年中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成为了农人的“传家之宝”。真可谓，“千句万句，不及农谚一句”。
■ 租地生涯——对剥削的容忍与反抗 ■
古代农人，自然都是以耕种土地为生，不过根据他们拥有土地的情况，可以分为自耕农、佃农、雇农等几类。自耕农，自家拥有田产，可自行耕种，自给自足。佃农，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田产，有一部分农具，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雇农，拥有极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和生产工具，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其中，自耕农和佃农是古代中国农民的中坚力量。
租种地主的土地，佃户要自备农具等。租种分为分租和定租两种，分租就是每年的收成由地主与佃户按一定的比例分配。地主为了保证地租收入，往往对佃农监控很严。定租是按租佃土地的面积预先商定地租，“丰年不加，欠年不减”。这样，佃农多打的粮食是自己的，可实际上常因荒年而欠收、欠租，一般旧欠未消，新欠又增。另外，地主与佃农还保留着主仆关系的色彩，地主家修建房屋、婚丧嫁娶、看家护院、打杂时，佃户须无偿帮工。
关于伙种制，地主除出租土地之外，还提供牲畜、种子、肥料、农具等一部分生产资料，因此地主所得的分成比例要高于分租制。如果分租制下是对半分，在伙种制下，地主所得就可能是六成、七成，甚至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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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仁——恶霸地主的代表
在现代歌剧《白毛女》中，佃农杨白劳租种了恶霸地主黄世仁家的六亩地，年年欠东家的租子，老是还不完；又借了黄家的钱，“驴打滚”高利贷的债也永远还不清，最终在黄世仁的残酷欺压之下含恨自杀。
关于帮工佃种制，地主除出租土地以外，还提供牲畜、种子、肥料、饲料等大部分生产资料，有些还供给佃户本人及其家属口粮和住房，农具一般由佃户自备。双方按事先议定的比例分配，同时要将借用的口粮、种子和饲料归还给地主。这样算下来，地主一般能分到收成的十之八九，佃户只能分得十之一二。此外，佃户全家还要承担地主家的各种劳役，包括驾车、运货、饲养牲畜、做饭、洗衣、看孩子以及纺线、织布等。
以往很多文艺作品中，地主通常被描绘成这样一种贪婪、凶残、无耻的丑恶嘴脸，而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似乎也是水火不相容。事实上，中国传统农村里的地主、富农与贫民、雇农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都是在一种叔伯、兄弟等亲情关系的外衣下掩盖着。一些老实的农民，甚至对地主租土地给自己种，而对他们心存感激，认识不到自己受剥削的事实。
一般情况下，在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由于百姓已饱受战火，政府常实行均田政策。这一时期，一般是自耕农多于佃农，农村乃至整个社会较为稳定。到了王朝的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许多自耕农失去了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从而沦为佃农甚至雇农。在这种情况下，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会加剧，甚至以起义的形式爆发。
■ 农村民俗——纯朴与迷信相互融合 ■
农人在长期的繁衍生息、融合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又由于他们占中国人口中的比重很大，因此对中华民族的很多民俗习惯，保存得最完整、最牢靠。
古时候，由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落后，人们认为通过某种形式的仪式能驱邪避恶。这种信仰一旦形成，就具有强大的惰性，会产生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即使到了科学较为发达的时代，迷信心理仍牢固地以传统风俗、舆论等形式控制着人们的心理、行为。
迷信巧妙地利用农人追求平安顺利的愿望，通过心理暗示等手段，利用其从众的心理，操纵着他们的行为。有时候，某些迷信活动似乎真能治好病，其实这些病都是心病。迷信活动的暗示，能使病人随之产生积极的情绪，从而有利于恢复其正常的生理机能。
尽管迷信现象是人类远古生活的曲折反映，曾有纪念祖先、缅怀历史的意义，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些活动大都对农民的思维和情感造成了束缚，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和身心健康，必将为社会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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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人的艺术偏好
由于物质文化生活的单调、枯燥、无聊、贫乏在农民心理上造成了逆反效应，农民在色彩上往往偏好大红大绿等浓艳的色彩，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明显；在构图和形状上，他们喜好四平八稳与左右对称，这实际上体现了农民追求政治安定、生活平稳，顺利渡过难关的意识；在表现内容上，多以传说故事和田园景色为主，反映了农民对丰衣足食的渴望。
农人间的交往，以直接接触为主，因此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人际关系的开放性很强。村邻乡亲之间互相了解、互相关心、讲信用、重感情，常是一家有事，全村帮忙。红白喜事、建房、抗灾等大事往往在村邻乡亲的鼎力相助下顺利完成。这有利于人际关系和谐，却又不利于形成商品经济观念和竞争意识，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婚姻是农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婚礼的习俗绝大多数以隆重操办、大肆铺张、渲染浓厚的喜庆色彩为特点。从相亲、订婚到结婚，有各种名目繁多的程序、仪式、礼节和财物馈赠。为了举办婚礼，许多农民将几年甚至一生的积蓄挥霍净尽而丝毫不悔。这种风俗的根源在于传统的父权中心制度和重视家庭的观念，也包含着从众、炫耀和攀比的心理因素。
农闲时节，农人会用各种方式来点缀、美化和丰富生活。剪纸、版画、年画等，则多以农家生活、田园景色和驱邪避恶等为主要题材；服饰和工艺美术更多是就地取材，带有浓厚的地域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