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初春时，上海的造反派夺取政权之后，成立了一个叫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他们集体创作了一封给毛主席的致敬信，是这么写的：我们，上海和外地在沪的全体革命造反派，含着激动的热泪，捧着红彤彤的语录本向您老人家报喜来了！我们把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砸烂了！
上海人带了一个敢想敢干的头，全国的造反派奋起响应。整个春天，一直延续到夏天，我们县里的“砸烂”声不断，学校，机关，工厂，农村公社和大队，都在挖空心思地夺权。
而后，为了谁来执掌新的政权的问题，造反派们打起来了。各派之间先是开骂，再是动手，敲玻璃，砸桌椅板凳，蹬房掀瓦，舞棒弄刀，最后冲击人武部，拖出了枪炮弹药，真枪实弹地对干。他们自己管这样的行动叫“文攻武卫”。
有一天傍晚，菜场附近发生了枪战，子弹噼啪炸响，厕所里的鸽子们吓得咕咕咕一个劲叫唤。外婆是从战乱年代活过来的，比较有经验，她招呼我们不准靠近窗户，怕有流弹飞进来打着了人。天黑之后，她也不准我们开灯，我们一家摸黑坐在饭桌上唏溜唏溜喝完了她匆忙煮出来的粥。事后才知道，那场枪战，总共死了十来个红卫兵，都是高中生。
从那之后，圈圈最怕提到“文攻武卫”这几个字。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他正在嚎啕大哭也好，倒地打滚也好，拒绝吃饭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也好，只要有人在他耳边轻轻一句：“文攻武卫来了！”他的哭声会戛然而止，乖乖地从地上爬起来，乖乖地洗脸刷牙，穿衣吃饭。他一点都不知道“文攻武卫”其实是一个词，不是一个人。他是从大人严肃的面容中，谨慎小心的说话中，明白了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恶魔。
曹叔叔的母鸽子始终没找着。他的神情变得更阴郁，从早到晚都不跟邻居说一句话。他从小贩子手里买来一袋面包虫，一只一只地托在手心里，让他的鸽子们轮流飞落过来啄食。面包虫比厕所里的蛆虫略微长一点，粉红色，有尖尖的脑袋和屁股，蠕动起来会团成一个粉红色的肉球球，很恶心。当它们成百上千地挤在一个纸包里的时候，看一眼头发就发麻。我不明白曹叔叔怎么乐意跟如此丑陋的东西打交道。
有一天我对他说：“那只鸽子不是受伤了，是被人偷走了。”
他不动声色地瞥了我一眼。“我的鸽子认家。它能够从北京飞回来。”
“偷它的人不会放它飞，养着它生蛋就可以。”
他把一只面包虫拈在手指尖，任它蜷曲挣扎。
其实他不是没想到有这种可能性，他不愿意承认就是了。良种信鸽落到别人手里，为人家繁衍后代，这个事实会令他崩溃。
齐小如和赵卫星来院子里找我玩。他们新学会了一种游戏，叫“拍画儿”，就是把香烟壳子叠成三角形，看谁能把对方的那个拍得翻一个面。玩了几盘之后，我琢磨出门道了：香烟壳的份量很重要，拍在地上的力道也很有讲究。赵卫星力气大，他每次拍下一张烟壳子，都会有“啪”的一声响，听着很鼓舞人，其实只把对方的烟壳震出去一巴掌远，并不能掀翻它。要想翻人家的烟壳，得用巧劲，拍下去的时候有一个角度，带出一股斜风。
玩了一个下午，我赢回了五个香烟壳。下回再跟他们玩，我就有了本钱。
我想起去年夏天被红卫兵抄家捆走的那些《电影画报》，那是我妈攒了好几年的宝贝。画报的纸张又硬又滑，挺括得像刀片，要是拿画报纸叠成三角形，去拍他们的香烟壳，那才过瘾。
我妈一直没有给婴儿取名字，她说要等爸爸回来商量一下。当初我和圈圈的名字都是他们随便取的，轮到妹妹，他们忽然就成了认真负责的家长，这让我很郁闷。
婴儿身上的粉红色慢慢褪去，变得白嫩，眼睛睁开来是湛蓝色，清亮清亮的。妈妈把她稍微竖起来一点，让她的小脸蛋对着我和圈圈。“宝宝看一看，这是你的大哥哥，这是你的二哥哥。”
可我知道婴儿刚生下来是看不见世界的，我在一本《简明卫生手册》上读到过。
妈妈怂恿我试着抱一抱婴儿，可我不敢。婴儿的身体软得像豆腐，手指头戳一下都能捣出一个洞，如果我不小心把她伤着了，我妈肯定会当场吃了我。
圈圈很会拍马屁，他把自己的饼干省下来，热情洋溢地送去给妹妹吃。其实圈圈很狡猾，他知道妹妹除了吃奶不吃别的东西才这么做，等妹妹长到一周岁，会吃饼干了，恐怕他死活都不肯开这个口。
城里开始流传一个令人恐怖的消息：有一个叫做“五湖四海”的组织，杀人劫舍，挖心肝抠眼睛，卸胳膊锯腿，总之比从前的土匪还凶残，正在从遥远的地区形成，沿着长江流域扫荡过来，家家户户难逃劫运。
人心惶惶。武斗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现在又出来了“五湖四海”，这日子怎么过啊？很多人家干脆抱了必死的念头，到商店排队，把肉票和副食品票统统换成实物，吃下肚里再说。人死了票还没用完，那才叫不值。还有人家请了木匠回去，加固门窗，赶做顶门杠。杂货店里的擀面杖、笤帚棍、晾衣杆和菜刀锅铲都被抢购一空，拿回家备作武器。每天一到下午四点钟，街面上已经是空空荡荡，都躲回家中了，再胆大的人也不敢单个儿出门走路。
“五湖四海”的人到底什么样子呢？谁都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比见过更可怕。在人们的传言里，那些人身高丈二，豹头虎脸，红眉毛绿眼睛，飞檐走壁，张弓射箭，专门割人的喉咙，一刀子见血。可怜的城里人，把古书中看到的，故事里听到的，脑子里能够想像出来的，一古脑儿加到“五湖四海”这帮人的身上，自己给自己造出了可怕的幻象。
我们那个院子里，每个人家都研究出了好几套“备战”方案。曹叔叔是把菜刀磨亮了枕在枕头下。对面的张局长家，在门框后面吊了一包石灰，匪盗进门，先迷瞎他们的眼睛再说。煤球店里的老王伯伯每晚都不封炉火，把煤球烧红了备着，期望能顶上手榴弹用。
外婆采集众人之长，把别家的方案一一在我们家里落实。她并且自创了一招：上街买来几个热水瓶，每晚临睡前灌满开水，整齐排列在门口，人若犯我，每只水瓶扔出去都是一发炮弹。
妈妈埋怨我爸，骂他当年为什么要听信蛊惑参加那个倒霉的“三青团”？若不是如此，他现在也不会在牛棚里关着，我们家里也不会单留下老老小小担惊受怕。“现在好，他一个人逍遥自在了，我们这个家里一个男人都没有了。”
我建议说，我们家里可以请一个男人回来。
“别说孩子话，这种时候，谁家不是自顾不暇？”
“有啊，”我说，“我们请猫眼叔叔。”
猫眼叔叔一手拎着他的钢丝折叠床，一手拎着藤皮箱。我的肩上背着一只红纱线和蓝纱线交叉编织的网袋，网袋里装着铝饭盒，圆镜子，热水瓶，还有几本书。圈圈先是空着两只手，后来他觉得这样不好，死活要我分给他一样东西拿着，我就把网袋里的几本书取出来，让他抱着走。
我们声势浩荡地把猫眼叔叔的家当搬到我家里。
外婆昨天已经收拾好了房间，把外屋她和圈圈合睡的那张床暂时搬到里屋去，和爸妈的大床并排放置。外屋我的单人小床拖到墙角里，留出中间的一块空地，给猫眼叔叔支他的行军床。外婆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这样行不行？我点头说：“马马虎虎吧。”
瞧，因为猫眼叔叔是我请来的，我在家里的地位无形中得到提高，有了点当家主事的意思。
我妈在生完孩子后头一回走出里屋。她之前猫在床上做月子时，头发乱得像老鸹窝，脸也是洗得马马虎虎，身上总有一股奶水和尿水的味。现在她打扮了自己，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脸上擦过雪花膏，很香，身上还特意换了一件出客才穿的春秋两用格子衫。我喜欢我妈妈打扮清爽的模样。她帮着猫眼叔叔支床，床上先铺上薄棉絮，再铺上蓝白格子的床单，最后把一条崭新的毛巾搭在枕头上当枕套。我妈说：“家里条件一般，郭同志你担待点。”
我妈挺神，才几分钟时间，已经问出了猫眼叔叔的姓氏年龄。
猫眼叔叔笑眯眯地点头，用别别扭扭的普通话回答：“很好，很好。”
我也觉得很好，比他住在地堡里要强很多。
圈圈在十分钟内拜访了院子里的每一户人家，逢人就告知：“我家的叔叔会吹我家的表叔。”
没有人听得懂他说些什么。但是每个人都会顺嘴问他：“哪儿来的叔叔啊？”
圈圈回身一指我：“问小米。”
这个问题要由我来答，这是我妈指派的。她怕圈圈说不好，引出邻居的疑心。经由我的嘴巴说出来的答案是这样：猫眼叔叔是我爸的大学同学，毕业后留在大学教书，现在是逍遥派，趁学校停课出来走动走动，四处玩玩。
那个时候人分三种：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逍遥派是在运动之外游荡的人，不批斗别人，也不被别人批斗，不上班却有一份工资可拿，养鸽子的曹叔叔就是其中一个。我把猫眼叔叔说成逍遥派，邻居们完全认可。
猫眼叔叔大刀阔斧改革了我们家里的备战措施。首先是门框上的白石灰取下来了。他说这东西太危险，万一被家里人撞上了，掉下来砸个正着，那就是灭顶之灾。其次是不再通宵烧着煤球炉。煤球要凭票买，白白烧掉太可惜。最后，他把家里的每扇玻璃窗都用旧报纸糊严了，晚上睡觉关好窗户，外人要想进攻，看不清房间里的虚实，下手之前就得掂量掂量。
他还敦请外婆出面，把院里各家各户召集起来开了一个民主协商大会，排出了一周七天的值班表，每晚出一个男人看守院门，有事鸣锣，其余人放心睡觉，听动静再起身，抗敌于院门外，什么都不耽搁。
外婆说：“瞧，有个男人就是不一样！之前我们这一家子像什么嘛？热锅上的蚂蚁噢。”
这是我的功劳，我请回了猫眼叔叔。
晚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着桌子吃饭。因为来了客人，稀粥之外，外婆特意摊了两锅葱油饼。把面粉调成薄浆，搁点盐进去，铁锅烧得滚烫，拿草把儿沾一点豆油沿锅圈一刷，面浆沿着锅边缓缓倒进，拿锅铲摊开，在完全凝固前撒上大把葱花，再浇一层薄油。饼子烤透了，铲出来成一个锅底形状，底焦面软，油香扑鼻。做这样的葱油饼，不费面，费油。油票每人每月才发四两，摊一锅葱油饼，半两油没了，所以外婆轻易不肯出手。
也因为来了客人，圈圈头一回表现得温文尔雅，在香喷喷的油饼上桌之后，努力把脑袋转到旁边，装做没有看见。之前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盯着他，怕他冷不防地伸手抓饼。他不是没有干过这么丢人的事。
我妈非常满意圈圈给了她面子。她笑吟吟地、得寸进尺地说：“我希望圈圈以后的每天都能像今天一样懂事。”
她对我的要求则是：“小米要照顾叔叔吃好。”
可是她自己呢，因为格子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小了，胸脯紧绷绷的，奶水就被勒了出来，透过内衣和毛线衣，洇出两团茶杯口那么大的奶渍。我妈发现外婆的眼睛朝她胸口看，也跟着低头看看，脸上一红，说：“哎呀，不好意思。”
猫眼叔叔回答：“没有关系。”
接下来，很自然地，我妈问到郭同志有没有孩子？猫眼叔叔说他连爱人都还没有，他的华侨身份让很多女孩子望而止步。我妈跟我外婆对望，眼睛里都起了同情，好像在说，啊呀，可惜了。
“郭同志你吃！”外婆手忙脚乱地，把一整盘葱油饼拉到猫眼叔叔面前。
九点钟，全院子的人家都进入了睡眠。糊上报纸的窗户昏暗一片。窗外的一棵香樟树被风吹得摇来晃去，树枝时不时地刮擦玻璃，像有人在故意抓挠。青蛙在这个时节总是叫得格外烦人，呱呱呱呱扯破喉咙一样。外婆说这是公青蛙在叫唤母青蛙，它们想怀孩子了。
我对面的钢丝床吱吱扭扭地响着，猫眼叔叔小心翼翼地翻身。我看不清他的面孔，但是能看见他的两粒眼珠，它们真像猫眼一样能微微发光。
我轻声唤他：“猫眼叔叔！”
床架子又响一下，他抬起脑袋看我：“没睡着？”
“讲个故事吧。”我要求他。
他嘿嘿地笑，说他讲不好。后来他又说，好吧，就讲一个吧。他讲了一个《莴苣姑娘》。
从前有一个妇人，吃了巫婆花园里的莴苣后，生下一个女儿，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孩，名字就叫“莴苣”。巫婆把女孩抢走，关在一个高高的塔中，这座塔没有门也没有楼梯，每当巫婆要上去时，就在塔下唱一支歌：莴苣，莴苣，垂下头发，接我上去。她一唱，莴苣姑娘马上松开发辫，把金丝一样美丽的长头发垂到塔外，让巫婆爬上去。有一年来了一个王子，被塔里姑娘的歌声打动，也学着巫婆的办法爬了上去。王子和姑娘一见钟情，双方约好，王子每天来见姑娘时，都带一根丝线，等丝线攒够了，姑娘用它编一架梯子，然后爬下去，远走高飞。可是巫婆发现了，剪断了姑娘的长发，赶她到荒野中。王子找不到姑娘，悲痛地从塔顶跳下，掉进刺丛中，扎瞎了双眼。他从此以野果为食，每日在荒野流浪，寻找他的爱人。有一天他忽然又听到熟悉的歌声，不顾一切地奔过去，莴苣姑娘认出王子，抱住他痛哭，眼泪流进王子的眼睛，瞎眼立刻复明。王子看见了他心爱的人，还看见了莴苣姑娘为他生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他们手拉手回到王子的国家，从此快乐生活。
猫眼叔叔的这个故事驱走了我身边的睡魔，我开始浮想连翩，脑子里出现了一片月光下的荒原，荒原中耸立着白色的高塔，美丽的女孩子从窗口探出头，她的长发拖垂到塔底，金光灿灿，她一边唱着歌，一边等待远方的王子到来。这样的场景就像一幕电影，而我紧闭的眼帘就是银幕，只要我的脑子转动，放映机就工作了，我清清楚楚看到了被我想像出来的一切，它们无比生动，连续不断。
妈妈也给我讲过故事，她讲的是海娃送鸡毛信，高玉宝的“东家”半夜学鸡叫。外婆喜欢讲吝啬老财和聪明长工，还有法海和尚如何跟白娘子斗法。
猫眼叔叔的故事跟所有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他描绘出来的是另外一个世界，遥远，陌生，带着悲伤的气息，又温情得让人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