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愣了两秒钟的时间，哈哈大笑。“小米，”他笑得嘴巴合不上地说，“你知不知道你这叫嫉妒？你居然会嫉妒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我的脸胀得通红，想反驳，转念一想，干脆承认。小婴儿的确是分走了爸爸妈妈很多的爱。这些爱，原本都是属于我和圈圈的。
临走时，爸爸塞给我一卷纸，要我拿回去交给妈妈保存。“一定不能让外人看见。”他关照。而后他又说：“告诉妈妈，我很快就会回家。”
上次我来的时候，他也是说很快会回家，他的话根本不能算数。
我在路上偷偷打开那卷纸，发现字迹非常潦草，而且写得密密麻麻，我一个字都看不懂。我想爸爸是不是故意要写成这样，万一别人拿走了也不知道写的什么。
可我妈居然就看懂了。她看懂了之后，把一个铜脸盆拿进房中，把纸卷儿扔进去，划一根火柴烧得精光。我目瞪口呆，结结巴巴问她：“是什么啊？”
妈妈轻描淡写地说，是爸爸写的小说。他真是骨头痒，这种时候还写小说，写的还是爱情。如果红卫兵来抄家发现，他恐怕在牛棚里关十年都不能出来。
一天晚上，天黑透之后，妈妈的同事闻阿姨来看她。闻阿姨也是初中部的语文老师，高高的个子，窄长脸，说话做事都是慢悠悠的，很文静。她说她白天不敢来，怕被学生看见，说她进行秘密串连活动。可是她接着又说，看见就看见吧，反正她已经这样了。她伸出手腕，给我妈看她的被绳子勒坏的伤痕。她一共被绑过三次，跟学校里其他老师一起，拿绳子串着押到十字路口游街，头上还戴一顶白纸糊的高帽，写的几个黑字是“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闻阿姨苦笑：“我不过评上过一回教学标兵，哪里就称得上学术权威呢？”
她羡慕我妈妈生孩子会挑时候，对于一个哺乳期的妇女，学生们还是手下留情，没有把我妈妈从床上揪起来去参加运动。我妈妈说：“可不可以这样想，这些学生的人性还没有彻底泯灭，我们国家的未来还有希望？”闻阿姨回答道：“但愿是吧。”
她们谈到了学校里的一些人。老校长被夺了权，全家扫地出门，回了农村老家。教化学的王老师肝上长了一个瘤子，可能活不过夏天。教音乐的肖老师脸皮太薄，脖子上挂一双鞋子游了一回街，当天晚上就投河自尽，尸体捞上来时根本没了人样。
老校长我认识，经常在校园里背着手倒退走路，据说是养生经验。他最大的特点是记忆力奇佳，从初一到高三两千名学生，他见一面就能记住名字。运动一来，学生们把他赶出校门，自然是对他心怀畏惧，怕他日后翻过天来跟他们算账。
化学老师到底是哪一个，我没有印象。
音乐肖老师是县城里的名人，曾经在县大会堂开过独唱音乐会，人长得娇小玲珑，辫梢上总是系两朵白色蝴蝶结，走路时目光冰冷，一般不跟人打招呼。她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闻阿姨背地里跟我妈妈议论过她。现在肖老师死了，闻阿姨觉得难过，因为她还没有享受到“女人的幸福”。
我妈妈唏嘘感慨：她不过在家里做了一个“月子”，学校里已经是世事沧桑。
我们院里住着一位曹叔叔，原先是县农机厂的工程师，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之后工厂停工闹革命，他索性做了“逍遥派”，整天躲在家里伺侯一群鸽子。他充分利用院里厕所的空间，在蹲坑对面的墙上钉了一个钢丝的鸽子笼，墙上另外打通一个排球大小的洞，通往院外的河边，供鸽子自由进出。有人蹲在厕所里办事，鸽子们便齐齐在笼子里站成一排，鸽眼对着人眼，彼此相看不厌。
曹叔叔的鸽群是信鸽，颜色灰白，体态娇小，鲜红的眼睛如镶在鼻梁上方的两粒玛瑙，看人时炯炯有神。冬天红卫兵大串连的时候，曹叔叔曾经托人带一对鸽子去北京放飞，结果回来了一只母的，丢了一只公的。这只母鸽子从此成了曹叔叔鸽群的广告，据说一只鸽蛋在外面能卖到十块钱。春阳和煦时，曹叔叔打开鸽笼，一大群鸽子飞上蓝天，在院子上空一圈一圈地飞翔，鸽哨声时高时低，时近时远，悠扬婉啭，像极了一种技巧性极高的无伴奏多声部合唱。曹叔叔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天，侧着耳朵听哨音，或者拍一拍手，让他的鸽子们白云一样落在对面的房顶上。这时候曹叔叔就会深深地叹出一口气，脸上浮出一丝笑容，很快又把笑容隐起，脸孔重新变得石头一样僵硬。
曹叔叔就是这样奇怪，脸上温柔的一面永远只对着鸽群，不会对着人群。他沉默地伺侯他的鸽子，到厕所里打扫鸽笼，把黄灿灿的玉米洒在院子里让鸽子咕咕啄食，允许鸽子们落在他的头上和肩上，用嘴巴亲吻他的前额和耳垂。外婆每次看到他一声不响穿过院落的模样，就忍不住要说：“这个人……哎哟，这个人……”
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外婆又不说了，执意闭紧她的嘴巴，身子转到另一边去，让自己不看，不想，好像担心她无论说出什么话都会一语成谶。
清明之后，曹叔叔的母鸽子丢了。那天上午他把鸽群赶上天空，之后鸽子们飞落回院子里啄食玉米，曹叔叔默默点数，发现少了一只。正是那只珍贵母鸽。他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地出门，跑遍全城养鸽子的人家，询问和打听。没有一个人知道鸽子的下落。那些人说，鸽子是认家的生灵，千里万里都会飞回去找窝，如果没有回，不是死了，就是伤了。
曹叔叔相信他的鸽子仅仅是受了伤，此刻很可能蜷缩在哪片灌木丛里，瑟瑟发抖地等待主人救援。他想了个办法，把全院的孩子们召集起来，开出悬赏条件：大家分头往各处树林和草丛寻找，谁找回鸽子，他送谁两只鸽蛋，孵出来一公一母。
我不知道这只是曹叔叔的一个口头许诺，我惊奇他有这样的本领，隔着看上去一模一样的蛋壳，能够分辨出蛋里的公母。坦白地说，我想要一对鸽子，然后像马戏团的训鸽师那样训练它们，直到它们能够听懂我的口令，看懂我的手势，然后我带着它们到我的每一个同学家里表演。我能够想像出来齐小如李志他们无比震惊又无限崇拜的模样。
所以，我决定出门赚取这一对鸽蛋。
那时候我们那个县城几乎没有楼房，所有的建筑物都盖得非常稀疏，很多人家的房前屋后有小片的菜地和树林，河流弯弯曲曲地从城中各处穿过，宽阔处浩浩荡荡，逼窄处借助几个土墩子就能过河。从我家里到我们学校的这一段路上，四季轮换地可以见到蚕豆，玉米，山芋，麦苗。只要我们高兴，可以随意地摘一朵蚕豆花吮出花蜜，或者抠几颗青旺旺的麦粒嚼得满嘴白浆。
任何一块地里，都可能躲藏起一只受伤的母鸽，它瞪着红玛瑙一样漂亮的眼睛，惊惶失措地偷窥这个世界。它也许折断了翅膀，也许正在流血。它盼望见到我，因为我是它的邻居，也是它的主人所信任的人。
我出了家门之后，根本没有多想，下意识地就往城东我的学校方向走去。将近一年没有走过这条路，眼睛里的一切居然有一点点陌生，好像沿途的房屋变矮了，河流变窄了，小石桥也变得破旧沉默了。春阳懒懒地照着路边的油菜地，菜花已经开到了尾声，花朵儿黄中夹绿，有一点无力挣扎的意思。新生的豆荚却长长地刺了出来，张扬着精力充沛的生命。
隔着油菜地，往河边走的方向，是一处杂草丛生的小树林。树都是杂树，灌木居多，又无人打理，互相地牵扯拉拽着，结果就是所有的树木都细瘦矮小，东歪西斜。上学的时候我和齐小如几个人最喜欢钻在树林里捉迷藏，哇呜哇呜地学老鸹叫，把树技摇得哗啦哗啦地响，或者猫下身子在石头堆里爬来爬去，冷不防拽人的裤脚管，把人吓得魂飞魄散。树林里有一个挺宽敞的地堡，齐小如的爷爷说，是日本人占领县城的时候留下来的。连接地堡的还有一段地道，后来都塌了，只有这个钢筋水泥的地堡至今完好。齐爷爷还说，十年前全国都在炼钢铁，他们曾经想把地堡捣毁，把里面的钢筋挖出来回炉，谁知道小日本的东西质量好，一帮子人围上去，轮番用钢钎凿，用榔头敲，怎么都对付不下来，只好罢休了。我记得去年冬天赵卫星在上学路上尿了裤子，不敢到学校，又不敢回家，一个人在地堡里躲到天黑，学校老师和家长发了疯地找，最后还是齐小如钻到地堡里把赵卫星拽出来了。
我所以要说到这个地堡，是因为我经过这片寂静的树林时，听到林子里有声音。我外婆总说我耳朵比兔子还尖，的确如此，我不但听到了声音，还听出来声音在地堡中，是口哨声。
口哨声？我马上想到了会吹口哨的猫眼叔叔。我不由自主地离开大路，钻进树林。哨声从地堡敞开的门洞里传出来，不是“我是一个兵”，也不是“我家的表叔”，是非常陌生的一支歌，我没有听见过。吹口哨的人自得其乐地享受着乐曲的旋律，吹得舒缓而温柔，很长的一个音含在口腔中，悠悠地放出来，一波一波地往前送，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遥远，几乎就要断线了，消失了，忽然又优美地出来了另一组音，水波一样继续往前，荡荡漾漾的，像是擦着河水，擦着空气，轻纱一般缭绕滑行。
我轻手轻脚走近地堡，先看见的是一张杂货店里能够买到的折叠式钢丝行军床，再看到一口藤皮的行李箱，然后是搁在箱子上的简单的生活用品：一只插着牙刷和牙膏的铝制茶缸，两个搪瓷的饭盆，一面碗口大小的圆镜子，一把两指宽的小木梳，一包折了封的油纸包的点心，一个崭新的热水瓶。最后，我看到坐在行军床上的猫眼叔叔，他把黑呢大衣脱在床头，只穿着那件黑白花纹的毛衣，一边悠闲地吹着口哨，一边埋头用小刀削一根树棍。他的侧面此刻看起来像一只鸟，嘴巴尖尖地撮成一个圆，脸腮缩进去，眼皮垂下来，眉弓和颧骨便显得高耸。每当他换气和吸气时，他会把唇周轻柔地打开，再慢慢地撮回，从容不迫，其乐融融。他手里的那根树棍，被他一小片一小片地削磨着，已经接近光滑。
我喊他：“嗨！”
口哨声断住，他抬头，眯眼往我这边看了看，笑起来：“是你啊。”他用手掌抹去树棍上的木屑，举起来朝我勾了一下。“进来。”
我走进地堡，闻到树棍被削皮之后的清新的树汁味。我问他有没有看见一只受伤的鸽子？他说没有。
“你跑到这儿来找鸽子？”他似乎有点失望。
也许他认为是他的口哨声把我引了过来？
他朝我身后探了探头：“还有个小家伙呢？你的弟弟？”
我告诉他，我弟弟叫圈圈，今天没有跟我出门。我环顾着地堡里的家居用品，问他怎么会住到这里？如果他是从外地过来出差，应该住招待所。或者住旅舍也行，十字路口有一个“红星旅舍”，就在文化馆对面。
“啊哈，不行，我出来没开介绍信，哪儿都住不了。造反派检查身份很严格。”
“那么你是逃犯？”我惊奇地看着他。
他哈哈大笑，说我真是个精灵古怪的孩子，会想到“逃犯”这个词。他说，“逃犯”他算不上，不过他还真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学校的红卫兵正在审查他的历史，他已经进了牛棚，又溜出来了，来寻找一个“证明人”，否则情况会很糟糕。
“证明什么？”我刨根问底。
“证明我是解放以后从印尼回国的华侨。我们两人是搭一条客轮回国的。”
“什么叫华侨？”
“这个嘛……就是血统是中国人，但是生下来就住在国外。”
我明白了他的普通话为什么会说得别别扭扭了。
他和他的朋友回国之后进音乐学院，他学作曲，朋友学民族器乐，之后他分到南京当老师，朋友分到我们县里的文化馆辅导群众文化。他们一直断断续续有联系。文革开始后，归国华侨都成了“美蒋特务”的嫌疑人，他是拼死从牛棚里溜出来找朋友帮忙做“证明”的，来了之后才知道，朋友差不多跟他同时被抓走，比他更惨，连去向都不明。可是他既然出来了就回不去了，他必须死守在这儿等。
“等你的朋友？”
“不错。”
“要是等不到呢？”
“那怎么可能？”他耸耸肩。“总会等到。他不可能从人间蒸发。”
我告诉他说，我爸爸就是文化馆的人，他那个牛棚里关着他的好几个同事，我可以问问我爸知道不知道他那个朋友。
他很高兴，说这样就太好了，弄清楚朋友下落，心里就有了底，等多久都没问题。他把他朋友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交给我。李仁和——三个字恰巧我都认识。
临走前，我问他刚才吹的是什么歌？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
“好听吗？”他快乐地扬起眉毛。“印尼民歌啊，《星星索》。”
《星星索》，这个歌名就跟他的普通话一样，怪怪的。
妈妈看了纸条，想都没想就说，这个李仁和她认识，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说话有一点含混不清——原来他是印尼华侨！妈妈恍然大悟。我妈说这个人很聪明，会弹三弦，弹琵琶，敲扬琴，弹拨和打击类的乐器都能玩得转。业余时间他喜欢打篮球，有一回县机关比赛，文化馆对教育局，最后半分钟里，文化馆都已经胜出一个球了，他老先生兴奋过头，忙中出乱，“唰”地一下把一个三分球投进对方篮中！事后他还说，难怪对方球员木呆呆地看着他起步，没有一个人上前拦截呢。这事成了一个大笑柄，县里的人提到李仁和，就乐哈哈地说，是那个投“乌龙球”的呀！
可是我妈又说，李仁和目前在哪儿，她不知道，我爸同样不会知道，因为是秘密带走的，跟我爸他们不在一个牛棚里。
我妈的意思，是李仁和的问题比较大，跟我爸的“三青团”的罪名不在一个级别上。
问题究竟大到什么样子呢？我妈说不清。
我带着圈圈又去了一趟地堡，把妈妈的答复告诉猫眼叔叔。他的心态很平和，说他回南京反正也是交待问题，就在这儿慢慢等吧。
他上回削的那根树棍已经派了用场，原来是挂门帘用的。他从日杂店里买了一条草席，拿树棍穿上，当门帘挂在地堡洞口。看他笃悠悠的模样，好像要在这里打一场持久战。
圈圈头一回走进这个树林子，兴奋异常，一个人疯笑着在树枝间钻来钻去，把脸上刮了一道血痕，还出了一点点血。如果在家里，他肯定要哇哇大哭了，可是在这儿，他只是不在乎地甩了甩脑袋，接着又去抠树上的一个虫子蜕出的三角形的蛹壳。在他玩累了之后，他忽然想起“我家的表叔”，要求猫眼叔叔再吹一次。猫眼叔叔应付差事地吹了一遍，改吹他最喜欢的《星星索》。他说这个好听。他把歌词一句一句地唱出来：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船儿呀随着微风荡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
我问他“星星索”是什么意思？那天我回家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眨眨眼睛，很茫然地说，没有什么意思啊，就是划船的时候船浆起落的节奏声啊。
他称赞我说，我是个爱动脑筋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