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新兴地主阶级初期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但韩非过度强调了专制独裁和暴力统治，使个别统治者迷信暴力，不仅加重了人民负担，也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秦始皇(公元前259一公元前210年)姓赢氏，名政，出生在赵国邯郸，其父为秦庄襄王。赢政十三岁时被拥立为秦王。八年之后，在蕲年宫举行加冕礼，至此开始亲理国政。赢政继承了秦孝公以来的变法革新、奖励耕战等传统政策，并且选贤任能，任用了诸如李斯、王翦、王贲、蒙恬、蒙毅等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军事人才，于公元前230年开始了统一战争。
东方六国中数韩最弱小，于是公元前230年秦王政派内史腾率兵首先进攻韩国，俘虏了韩王安，把所得地置为颍川郡(郡治在河南禹州市)，韩国遂亡。
公元前229年，秦利用赵国发生大地震和大灾荒之际，派王翦领兵攻赵。赵派李牧、司马尚领兵抵御。李牧是抵抗匈奴的名将，其率领的军队战斗力很强，多次打败秦军。王翦遂用重金收买了赵王宠臣郭开，使之在赵王面前日夜谗毁李牧，于是赵国统治集团互相倾轧，结果李牧被处死。李牧的冤死，很快引起军队对统治集团的不满，战斗力也立刻大为减弱。王翦趁机大举进攻，公元前228年，秦军直入邯郸，赵王迁被迫献出地图投降秦国。赵公子嘉率其宗族几百人逃到了赵的代郡(河北蔚县一带)，自立为代王。灭赵的战争只留下这个尾巴。
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杀秦王政未遂，秦国于是立即派王翦、辛胜领兵攻燕，在易水以西击败了燕军主力。公元前226年，王翦领兵攻下燕都蓟(北京大兴西南)，燕王喜逃到辽东(辽宁辽阳市西北)，只得杀了太子丹，把太子的人头献给秦军求和。这时已到深冬季节，大雪封山，行军不便，秦王政便把北方的军队撤回，向南方用兵。
公元前225年，王翦之子王贲率领十万大军攻打魏国。秦军包围了魏都大梁，掘开河沟，三个月之后，大梁城破，魏王假投降，魏亡。
公元前224年，秦派王翦率领60万大军进攻楚国。他选择有利地势驻扎，采取以逸待劳的战略，整日坚壁不战，只是令士卒练武或休息，以此麻痹敌人。秦王政亦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这样一年多之后，楚军斗志逐渐松懈，而且粮草不足，难以支持，于是向东撤退，王翦趁此机会率军猛追，迅速消灭了楚军主力，接着占领了楚都寿春(安徽寿县)，俘虏了楚王负刍。公元前222年，王翦又率军渡过长江，平定了楚的江南地，降服了越君，设置了会稽郡(江苏南部和浙江东部)，楚国遂亡。
秦大破燕赵和灭楚之后，秦王政派王贲为大将，再去扫除燕赵残余。公元前222年，王贲攻下了辽东，俘虏了燕王喜，接着攻下代城，俘虏了代王嘉。燕赵至此彻底灭亡。
秦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是远交近攻的策略，所以对齐国的笼络是相当成功的，齐王建在位40多年，“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直到五国渐次灭亡之后，才慌忙派兵防守边界。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命令王贲灭燕后，就地南下，进攻齐国，一路几乎没遇到抵抗，便攻进齐都临淄，齐王建投降，齐国灭亡。
至此，秦王赢政用了10年时间，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从此结束了自春秋以来长达几百年的诸侯割据纷乱混战的局面，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李白曾赞叹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秦王赢政用武力平定天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
首先，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他让大臣们讨论他的称号，有的主张用“帝”，有的主张用“皇”，这主要来自远古的三皇五帝的传说。秦王赢政认为自己的功劳高过了三皇和五帝，于是将“皇”与“帝”并称，遂自号“皇帝”。自此“皇帝”便成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此外他还规定皇帝自称为“朕”，皇帝的命、令分别称为“制”和“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还规定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做“玺”。同时，皇帝的妻子被称为“皇后”，母亲为“皇太后”。
其次，将大权集于一身。秦始皇给自己定下了工作量，规定每天必须批完一石的公文才能休息。一石当时为120斤，相当于现在的60斤。此外，他还改革了中央体制，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制度，使之互相牵制，协助皇帝治理国家，达到了集权的目的。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度，以代替传统的分封制，从而使地方势力不至于坐大。
再次，扩大军队。秦皇朝建立后，保留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由中央和地方武装组成。中央常备军由皇帝直接委派大将统领，多驻守边疆和京师。地方则由郡尉掌管。秦皇朝戍守边疆的军队有八十多万，所以全国军队总数当在百万以上。此外，为了抵御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侵扰，秦始皇一方面令蒙恬率军三十万大举进攻，收复了河南地，并重设了九原郡。另一方面又下令大修长城，将原先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并予以修固，遂形成了东起辽东，西到临洮，长达万里的长城。
最后，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为了杜绝人民的反抗，秦始皇下令没收天下的兵器，然后熔化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又修建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直至内蒙，又称为直道。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另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驰道宽50步，两旁每三丈远就种一棵松树。此外，还加强思想控制，实行了“焚书坑儒”政策，从而造成了文化上的重大损失。
总之，作为秦皇朝创始人的秦始皇，顺应了历史潮流，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虽然有残暴不爱惜民力的一面，如大修长城、阿房宫等，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从这点上说他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
制订朝仪的叔孙通
叔孙通，生卒年不详，薛地人，秦时曾做过文学博士。陈胜大泽乡起义后，秦二世召集诸儒生问话说：“现今楚地的一些戍卒攻破了蕲县，现在又正在进攻陈县，诸位以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三十多个博士儒生向前回答说：“这些人是在造反啊，都应该处死，希望陛下快发兵将之击溃。”但是秦二世很忌讳别人说造反，于是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这时叔孙通上前说道：“诸生所说的话都是错的。当今天下是皇帝陛下您的天下，而且陛下您是一个明君，用严密的法令来治理天下，使人人都能各守其职安居乐业，怎么可能还有人想要造反呢?所以那些戍卒肯定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汪洋大盗罢了，没什么了不起，只要让各地的郡尉下令逮捕，则自然会平定，所以陛下不必担心。”秦二世听了这话后很高兴，于是赏赐了二十匹帛给他。在回家的路上，那些儒生鄙夷地说：“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阿谀奉承的话呢?实在是丢尽我们儒家的脸面啊!”叔孙通回答说：“你们是不知道啊，刚才我要不这样说，我们差点就不能虎口脱险啊!”不久他便弃官投奔了项梁，参加了起义军，项梁死后，他又投奔了刘邦。
刘邦出身乡野，没什么文化，也讨厌那些斯文繁琐的礼仪，做了皇帝之后，觉得秦朝的礼仪制度非常麻烦，就全部废除了。但这样一来，因为没有正常的礼仪约束，而且这时的大臣们出身也都比较低贱，所以一到上朝时就乱哄哄的，活像个菜市场，大臣们吵吵嚷嚷，大声议论，很不成体统，特别是在讨论功劳问题时更是如此。
因汉皇朝刚建立，高祖刘邦要给大臣们论功行赏，高祖认为文臣萧何功劳最高。但许多武将不服气，大声嚷嚷道：“萧何只是在后方输送粮草，动动嘴谋划罢了，哪像我们整天出生入死，野战攻城，为皇帝流血牺牲!”高祖见大臣们不服气，就打了个比方说：“诸位臣工，想必都见过打猎，你们这些武将就像是追捕野兽的凶悍猎狗，而萧何就是对你们这些猎狗发号施令的猎人。所以，你们可以想一想，在打猎的时候，究竟是猎人重要还是猎狗重要。”高祖的这番“功狗功人”的比喻本来是很形象的，但是这些武将们文化太低浅，根本不明白其中道理，倒是见到自己被比喻成狗而更加恼怒，于是他们公然在朝堂之上，大呼小叫，大声嚷嚷，甚至有的人竟拔出佩剑去狂砍宫里的柱子和案桌，整个朝堂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丝毫不见皇家威严。高祖也为此头疼不已，下决心要整治一番。
儒臣叔孙通看到了这一切，知道刘邦想要整顿朝廷礼仪，便私下对高祖说：“儒臣们虽然不能帮助皇帝打天下，但绝对可以帮皇帝守住江山。眼下朝廷礼仪阙废，武将们争吵不休，长此以往，将极不利于朝廷稳固。所以臣愿去鲁地，征召一些儒生来重新制定礼仪。以帮助陛下重振威严。”高祖害怕礼仪过于繁琐，便说：“当然可以，只是别太繁琐了，让我也学得会才好。”叔孙通说：“五帝之时的礼仪是各不相同的，三王时期也是如此。所以，所谓礼仪，实际上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臣愿以古礼和秦礼为基础，来制定适合陛下需要的新礼仪。”叔孙通来到了原先鲁国的地方，那儿是孔子的故乡，是礼仪之邦。在这里叔孙通征集到了三十位著名的博学儒士，与他们一起探讨制定新的礼仪。然后又让人在长安城郊外用竹竿和茅草搭了一个大草棚，带着三十个儒生和自己的学生，在里面演习礼仪。
就这样，连续研习了一个多月，终于粗具大体，于是叔孙通便请高祖刘邦前来观看演习。刘邦看完后夸赞说：“先生做得不错，颇能显现皇家威严，那就令大臣们也来学习吧。”同时刘邦命令全体文武大臣们都要学习这种礼仪，并且又命萧何在长城中专门修建了一座专供上朝用的宫殿——长乐宫。
到了汉朝七年十月，诸侯群臣们来参加朝贺的时候，这套新礼仪便开始真正应用了。其礼仪规定：在天开始亮的时候，谒者官就应开始整治礼仪，安排次序，将众大臣引入宫中殿门外，然后在宫中部列车骑步卒以保卫皇宫，并插上众多军旗以显威严。而且在宫殿的台阶两侧上部列上百名年轻力壮的郎中官，当他们齐声喊“趋”的时候，众文武大臣才可以躬腰进殿。功臣诸侯、将军、军吏排列在西边，面向东而立，而文官丞相以下诸大臣则排列在东边，面向西而立。之后，皇帝才乘着辇车来上殿，这时诸侯以下直至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要毕恭毕敬地齐声呼喊万岁。然后开始进行酒宴，官员们都坐在大殿上，依照官职高低依次向皇帝敬酒行礼，经过九次之后，方才大功告成，礼仪结束。在整个礼仪进行过程中如果谁要有丝毫错误，掌管礼仪执行的御史们便会命人将之轰下殿去。这样经过一番整顿之后，整个行礼过程中就没有人敢大声喧哗，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像在菜市场买菜的形象。刘邦非常满意，不禁得意道：“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做皇帝是这么尊贵!”于是封叔孙通为太常，并赐黄金五百斤。
从此，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在礼仪上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君臣之间的等级日益森严，而且这套制度随着朝代的变迁又变得更加完善起来。
儒学宗主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公元前104年)，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广川镇)人，以精通《春秋》学，在汉景帝时被征为博士，《春秋繁露》是其代表作。他为人廉直，读书不倦，曾三年不窥书舍边的花园，而一心读书，终成一代大儒。汉初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取而代之。于是，在汉武帝征求贤良的时候，董仲舒便向武帝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他大力宣扬孔子、孟子等传统儒家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观念，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三纲”，加上有意志的天，就构成了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统治权力。这种封建宗法思想，成为封建伦理关系的准则，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做马。可见，董仲舒是以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来证明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统治的合理性的。
再次，董仲舒还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现。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人的活动也能感动天。董仲舒还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有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谁反对皇帝谁就是反对上天，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同时，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他说天不是为皇帝而生人民，而是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对人民有好处，就能一直存在下去，反之，就要被推翻。这种学说当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同时也可以被利用来反对残暴统治的皇帝。
汉武帝很快便接受了这种新思想，而他之所以要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工具，首先是董仲舒非常强调“大一统”，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种思想适合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可以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根据。其次，是由于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等学派中有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学说，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利用道家的天道观为封建政权服务，把道家的道统，变成法家的法统。董仲舒还特别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合为一体，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就是外儒内法，也就是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统治思想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并且自从汉武帝确定“独尊儒术”以后，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学便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