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初，他回到乡里，闭门苦思十余天，撰写成八干字的《上李鸿章书》。书中提出了以西方国家为楷模和培养新型人才；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农工商业；并强调西方的富强在于人能尽其才、物能尽其用、地能尽其利、货能畅其流。然后亲往天津投递给李鸿章，希望清政府能够推行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但李鸿章只是对其精神给予佳评，并未给出任何实质性的允诺。这次面见李鸿章使他认识到上书言事的“和平之法”并不可行，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救中国。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二月，又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的总部。兴中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同年十月，孙中山组织了广州起义，但由于起义计划暴露和起义者步调不一致，致使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时，他又派郑士良等人组织惠州起义，但由于粮弹供应不足，也很快就失败了。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又赴欧美、南洋各国，在华侨中间宣传革命，筹集经费，并考察资本主义制度。这时，他接触到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说，又目睹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从而产生了民生主义的初步设想。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了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及其他革命志士，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选为总理，他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不久，在《民报》的《发刊词》中将之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提出，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革命理论，为当时全国的革命者们指明了正确方向。
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走向了高潮。一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积极向保守的改良派发动进攻，展开了大规模的论战。另一方面，孙中山又相继实施了潮州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但这些起义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最后都失败了。但是这些起义无疑为之后的武昌起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清政府很快便被淹没在这革命大潮中，新的民国政府在南京建立了。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从而建立了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但是，革命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了。而孙中山竟也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误以为他是一个“好人”。然而，袁世凯的丑恶面目很快就暴露出来了。1913年，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公开破坏革命果实，孙中山立刻认识到“非去袁不可”，于是发动了二次革命。但由于革命力量弱小，仅两个月就失败了，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此后，孙中山积极改革政党，另行组建了中华革命党，但这时他仅组织了一些零散的斗争，没能在紧接着的护国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直到1917年，段祺瑞上台后毁弃《临时约法》，方才挑起了护法运动的大旗。并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但是，由于受到两广军阀的利用和排斥，很快就被排挤了出去。之后，他又命令驻扎在闽南的陈炯明率部回广东，讨伐广西军阀，并将之逐出广东。孙中山由此得以在广州重新建立政府。但是不久，拥兵自重的陈炯明又背叛了革命，孙中山被迫再次离开广州。他开始认识到纯洁党组织的重要性，决心改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孙中山推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了他的新的人生。此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建立黄埔军校，从而拥有了属于自己掌握的军队，并大败了陈炯明等叛军，占有了广东，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邀请孙中山前往共商大事。孙中山此时已经身患重病，但他得知消息后，还是欣然前往。他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发表《北上宣言》，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革命主张，从而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但孙中山到北京后，病情急剧恶化，在1925年3月12日不幸逝世。他在临终之际仍不忘革命，号召广大革命者仍需继续努力，彻底推翻不平等的旧社会。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受人敬仰的一生。
夏辟市制的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庭，别号容庵，自号洹上渔人，世称袁项城。袁世凯出身官宦家庭，自幼顽劣成性，不喜读书。光绪二年(1876年)和光绪五年(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父亲的结拜兄弟淮军将领吴长庆，次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得清政府嘉奖，授五品同知衔。此后长期驻扎朝鲜，成为朝鲜的实际统治者。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回到天津。战争爆发后，被派赴东北前线，协助前敌营务处周馥，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
甲午战败后，袁世凯于1895年12月，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袁世凯声名鹊起，扶摇直上。
1897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1899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这是袁世凯首次出任地方大员。袁到任后，一改毓贤的处理方针，对拳民大力镇压，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直隶、天津、北京一带。翌年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中立，并且加入东南互保，因而受到洋人的青睐。1901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1903年任会办大臣，掌握练兵处实权，从此进入了最高权力核心。1905年北洋6镇成军，兵力达6万余人，袁世凯是这支军队的实际拥有者，因而受到清廷、洋人、南方革命党的三方侧目。1907年入主军机处，兼任外务部尚书。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宣统帝继位，因其年幼，遂为其父光绪帝的弟弟载沣摄政。因袁世凯手握重兵，受到清皇室排挤，勒令其回河南彰德家乡疗养“足疾”。袁世凯被迫于1909年下野，隐居彰德府(今安阳市)洹上村别墅——“养寿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国内外形式所迫，清廷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由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主持军政。革命当前，袁世凯深知清政府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便联络其旧部，倒戈一击，逼迫清帝退位，并派心腹唐绍仪赴上海与南方革命党议和。1912年3月，袁世凯因促成共和有功，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后不久，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从就职伊始便极力图谋建立专制独裁统治。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试图组织政党内阁，以对袁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袁把国民党视为实行帝制的最大障碍，便策动北洋军警干涉政治，逼迫国民党人退出内阁，裁减南方各省的革命军队，派人刺杀国民党的领导人宋教仁。同时，拉拢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立宪派，资助他们组成进步党，以此来与国民党人对抗。在外交方面，他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从五国银行团获得两千五百万英镑借款。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袁世凯于1913年7月公然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接着，就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以作为其独裁统治的工具。1914年5月，又宣布废除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通过这次改组，迫使支持过他的进步党人退出政府，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并通过法律规定他不仅可以终身连任总统，还可以指定继承人，这实与封建时代皇帝无异。然而他仍不满足，渴望坐上真正的皇帝宝座。
1914年底，袁世凯以为做皇帝的条件已成熟，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动，制造舆论，声言共和制度行不通，只有改为帝制，国家才能富强。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帝制的支持，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于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大部分条款。不久，又唆使一些北洋官僚政客出面组织筹安会和请愿团，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12月1 1日，御用的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推戴他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在假意推辞之后，于次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准备于1916年元旦加冕登基。但是，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阶层的义愤。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袁世凯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5月下旬焦虑成疾，6月6日在举国声讨中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时年57岁。
剑办《新青年》的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年)，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安庆怀宁县人。曾用过陈仲子、陈由己、陈铎生、三爱、只眼、方桓甫等笔名或化名。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但幼时父亲便去世了。自小和祖父生活在一起，祖父希望他能光宗耀祖，因而对他的教育相当严厉。但小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就算挨了打，也不会哭一声，把严厉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 “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并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在1896年高中第一名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1902年为反对《中俄密约》回国，回国后积极参加拒俄运动，组织安徽爱国会。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与柏文蔚等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进行反清斗争。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陈独秀在杭州鼓楼张贴声援武昌起义的檄文。1912年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此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陈独秀一生影响最大的活动，是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从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并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如1917年2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1917到1920年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复辟与尊孔》、《偶像破坏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等著名文章，在新文化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上任以后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将文科分成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和外语的英、德、法、俄等七个系。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在课程中增加必修课和新的选修课，如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把马克思学说搬进大学讲堂。为使《新青年》适应形势需要，从第五卷五号起，陈独秀在其上刊登了蔡元培在天安门前的讲演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胜利》；并于1918年12月22日与李大钊等创办《新青年》副刊《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前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但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到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以至于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最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