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长沙左家公山发掘了一座完整的战国木椁墓，随葬品保存良好。其中竹筐内发现毛笔，据记载，毛笔“全身套在一枝小竹管里，杆长18．5厘米，径0．4厘米，毛长2．5厘米。据制笔的老技工观察，认为毛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毛做成的。做法与现在的笔有些不同，不是将笔毛插在笔杆内，而是将笔毛围在杆的一端，然后用细小的丝线缠住，外面涂漆。与笔放在一起的还有竹片、铜削、小竹筒三件，据推测可能是当时写字的整套工具，竹片的作用相当于后世的纸，铜削是刮削竹片用的，小竹筒可能是贮墨一类物质的。这支毛笔的发现，对中国毛笔的发明史是一个最重要证据，在研究中国文化史上是具有重大价值的”。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较早最完整的一支毛笔。它比蒙恬发明的毛笔时间要早。
在清朝光绪年间，发现了甲骨文字。它的功绩在于确证了商朝的历史，证明了司马迁著的《史记》中关于商朝的历史是可信的。在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商代的甲骨文，这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最成熟的文字，是现在使用的汉字的前身。甲骨文是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规划整齐，刚劲挺拔，有的字纤如毫发。龟甲与兽骨，质地非常坚硬，究竟用什么工具契刻，至今还是一个谜。甲骨文究竟是先写后刻，还是直接契刻，至今也是一个谜。从清朝末年至今，在各地发现的甲骨文字，有数十万片之多，其中也发现了一些写而未刻的，因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3000年前，在毛笔发明之前，究竟是用什么东西作为书写工具的？
五六千年前，分布在我国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它的文化特点是彩陶，是我国古老的艺术珍品。彩陶器形较多，有陶质的盆、钵、碗、壶、罐等。在外部或口溜，或里面，绘有各种各样生动美丽的图案，如人面纹、鱼纹、鸟纹、鹿纹、蛙纹、三角纹、圆点纹、网格纹、波折纹等等，有的图案还带有原始社会的神秘感，线条流畅，技法多变。彩陶的制作过程，是先在软的陶坯上描绘图案，然后放在窑内烘烧。推测当时的描绘工具，应属毛笔一类较软而富有弹性的，这样才能使图案流畅自然，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绘画工具，至今没有发现实物，所以不得其解。如果确实是毛笔一类的工具，那时间就要往上推到六七千年之前了。
总之，千百年来相传毛笔是蒙恬发明的，且有史籍记载。而从现有的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在蒙恬以前已有毛笔了。但究竟是什么人发明毛笔的？
为什么会把毛笔的发明权加在蒙恬的头上，至今还是一个谜。
稻作农业起源
我国稻作农业的历史非常悠久，然栽培稻起源于何地，学术界先后有华南说、云贵高原说、黄河下游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和多元说等等，迄今尚未定论。
一、华南说。此说是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率先提出来的。丁氏通过对我国浩瀚的古文献进行爬梳，“因而认定我国稻作可能发迹于距今5000年前的神农时代，扩展于4000年前的禹稷时代”，“我国的栽培稻是起源于华南”，“为世界稻作最古的国家”（《农业学报》第8卷第3期，1957年）。丁先生的观点得到了童恩正教授的支持，也认为中国栽培稻“可能是在纬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日本学者安藤广太郎先生和我国的李润仅先生也主张华南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李氏指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农史研究》第5辑，1985年）
二、云贵高原说。此说以我国柳子明教授和日本渡部忠世教授为代表。
渡部氏提出亚洲稻起源于“阿萨姆·云南”；柳氏则主张源自云贵高原，然后“沿着西江、长江及其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分布于其流域或平原地区各处”。（《遗传学报》第2卷第1期，1975年；渡部忠世：《稻米之路》）汪宁生、李昆声认为云南拥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植物种类多达15000余种，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现有稻种资料达3000多个品种，从海拔40米直到2600米都有分布，更因其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云南成为作物变异的中心，因之稻作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思想战线》1977年第1期；《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日本的鸟越宪三郎更直截了当地主张稻作是起源于滇池一带。游修龄教授根据酶谱变异分析，也倾向西南起源中心说，并认为从此中心“分为西路沿金沙江进入四川长江上游，一直至陕西；中路从粤北、桂北经湘赣至华中，然后至黄河中游；东路沿海则在太湖地区形成独特的内容丰富的中心”。（在《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
三、黄河下游说。这是李江浙在《大费育稻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文中提出的，李氏主张“中国稻作的创始人是秦之先人大费，发源地是其族居地在今日鲁南、苏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区，时间大约是至少在距今7800年”。
四、长江下游说。此说为闵宗殿先生率先提出（《江苏农业科学》1979年第1期）。然对此全面论证的要数严文明教授，严氏以历史文献中的野生稻记录，栽培稻的直接祖本，即普通野生稻的分布，考古发现中的早期稻谷遗存，从考古学角度结合作物学、生态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史前栽培稻的分布图，“是以长江下游为中心逐级扩大的；大约在5000BC（公元前）~4000BC，史前栽培稻已分布于长江下游到杭州湾一带，长江中游也可能有个别分布地点；大约在4000BC~3000BC，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江苏北部已有较广泛的分布；大约在3000BC~2000BC，湖南、江西中部和浙江的中南部均有分布，有的已达到广东北部，北面则扩展到淮河流域以北；大约在2000BC~1000BC，水稻已进一步传播到福建、台湾、广东，向西到四川、云南，向北已达山东、河南和陕西，大致已接近于现代水稻分布的格局”。（《农业考古》1982年和1989年第2期）杨式挺先生也认为长江流域，“特别是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栽培稻的一个起源区”。（《农史研究》第2辑，1982年）
五、长江中、下游说。此说以安志敏和林华东先生为代表。安氏认为“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气候温暖湿润，沼泽众多，较早地产生了稻作农耕，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普遍有所发现……这些发现不仅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广泛发展着稻作农耕，并且长江中、下游可能是它的起源中心”。（《考古》1984年第5期）对此全面论证而又较令人信服的应首推林华东先生的《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东传日本》一文，林氏指出华南说、云贵高原说和黄河下游说，大多缺乏考古学证据，尤其黄河下游说和云贵高原说证据更是十分薄弱。李江浙主张的黄河下游说，单靠文字训诂与强解典籍，缺乏作物学、生态学支持，难为学术界接受。云贵高原说虽占有“天时”、“地利”，然其致命之处是缺乏“人为”因素。须知道原始人从普通野生稻驯化成栽培稻，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但要有萌发栽培植物的心理欲望，而且还须具备较先进发达的文化土壤：《吕氏春秋·审时篇》所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便是这个道理。云南、贵州地处崇山峻岭的高原地带，人烟稀少，原始文化发展迟缓，因之，作为稻作农业起源地可以排除。华南地区“天时”、“地利”优势显著，然史前稻谷遗存发现很少，年代也不早。究其因，或许同两广地区采集食物来源充裕，因而缺乏萌生栽培作物的欲望有关。
相比之下，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但具有“天时”、“地利”，同时还拥有“人为”条件，而考古出土的众多早期稻谷遗存及定居聚落遗址，更可为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栽培稻起源地找到合理的答案。（见林华东著《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不过，学术界也有主张栽培稻的起源应是多元的，如日本的冈彦一博士明确指出，“栽培稻是多元起源或分散起源的”。（《中国水稻研究所丛刊之四》，1985年）裴安平先生也认为“在中国，与其将长江流域当作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即使认为这些区域就是某种意义的中心，那么在中国也不止一个或两个，而是更多。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经历”。（《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养蚕起源
中国是世界最早开始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国家，这点已成定论，但是，关于养蚕的起源，却存在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争论。
流行最广和影响最大的一种论点是“嫘祖始蚕”。嫘祖是传说中的北方部落首领黄帝轩辕氏（公元前2550年）的元妃。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北周（557~581年）尊嫘祖为“先蚕”（即始蚕之神）。《通鉴外纪》记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路史》则称：“伏羲化蚕，西陵氏始养蚕，故《淮南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这种说法在宋元以后开始盛行。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外有关文献在涉及我国养蚕起源问题时，几乎都以基本赞同的态度加以引述。192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到割得很平整的半只蚕茧。这件事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有人把这半只蚕茧与“嫘祖始蚕”说互相印证，由此推定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养蚕业的存在。
但是，从50年代起，史学界有不少人对“嫘祖始蚕”说提出异议。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一说法出现较迟。《史记》中虽然提到黄帝娶西陵氏之女螺祖为妻，但没有说起“始蚕”，可见汉初这一说法尚未出现。《通鉴外纪》为北宋末年的著作；《路史》是南宋人撰写的。《路史》中提到的《淮南（王）蚕经》一般被认为是伪书。虽然北周把嫘祖尊为先蚕，但在此以前北齐（550~577年）也曾把黄帝作为始蚕之神进行祭祀。同时，一些著名考古学家对西阴村的半只蚕茧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发现是靠不住的孤证，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例如，夏鼐提出：“在华北黄土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层中，蚕丝这种质料的东西是不可能保存得那么完好的；而新石器时代又有什么锋利的刃器可以剪割或切割蚕茧，并且使之有‘极平直’的边缘呢？”（《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见《文物》1972年第2期）这些异议和质疑虽然拥有很多支持者，但远没有得到所有有关研究者的赞同。有人认为，“螺祖始蚕”说虽然出自后人的推想，但作为时代化身而言，早在黄帝时代我国已有养蚕业是基本可信的。颇具权威性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陈维稷主编，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就持这种观点。对于夏鼐的意见，也有人发表反驳文章。例如，日本学者布目顺郎认为，在雨量极小的黄土高原，蚕茧完全可以保存四五千年以上；他宣称自己用薄的石片和骨片（模拟当时人的生产工具）进行试验，结果切割的蚕茧确实边缘平直。
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长江下游地区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使有关养蚕起源的争论更趋复杂。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了一批丝织品，经鉴定其绝对年代距今已有四五千年；1963年，江苏吴江梅堰出土了饰有蚕纹的黑陶；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了纺织工具组件和饰有蚕纹和编织纹的牙雕小盅（距今6000多年）。许多学者认为，蚕纹在陶器和牙雕上的出现，表明了当时人类对蚕的认识程度以及蚕与人类的密切关系，蚕纹和编织纹以及纺织工具的一起出土，说明了蚕丝在纺织中的应用；综合这一系列发现，则证明了东南地区也是养蚕业的一个发祥地，这里开始养蚕的时代甚至早于传说中黄帝嫘祖所代表的时代。但是，也有人认为，浙江地区的古代文化落后于中原，钱山漾下层可能包括不同时代的遗存，甚至可能经过部分的扰乱。为此，当时参加钱山漾考古发掘的同志对发掘过程进行了认真的回忆，基本上排除了扰乱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回忆时距发掘时间较长，确定某些细节有困难。又有人认为，钱山漾地区出土的丝织物，使用的不一定是家蚕纤维，也可能是柞蚕丝等野生蚕丝。纺织界的有关人员，使用石蜡切片和显微投影等方法，对钱山漾出土绢片重新做了鉴定，证实它们确实属于人工养育的家蚕丝。但是，他们又承认，由于出土绢片数量太少，碳化程度严重，分析工作受到一定局限。此外，对于河姆渡等地出土器物上的纹饰究竟是蚕还是其他昆虫的形象，目前还存在不同的意见。
豆腐起源
漉珠磨雪湿霏霏，炼作琼浆起素衣。
出匣宁愁方璧碎，忧羹常见白云飞。
蔬盘惯杂同羊酪，象箸难挑比髓肥。
却笑北平思食乳，霜刀不切粉酥日。
这是清人张劭所作的《豆腐》诗。作者在诗中以极大的兴致，淋漓尽致地诵咏了中国传统食品——豆腐。豆腐是我国一项重要发明创造。长期以来，豆腐在我国人民的食物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摄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它是何时被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的呢？对此，人们还未有一致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