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为流行的看法是：豆腐在公元前二世纪由淮南王刘安所创制。这个观点在元、明、清时期流传颇广，影响很大，至今仍受到不少人的赞同。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化学史》中，作者李乔苹专列一节“豆腐之肇始”论证了豆腐始作于刘安。其引用的史料是《天禄识余》所载：“豆腐淮南王刘安造，又名黎祁。”还有谢绰所著的《拾遗录》中“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有此物，至汉淮南王安始传其术于世。”除此以外，在不少食品烹饪史著作与文章中，刘安始作豆腐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所论证的史料除上述两书外，有的还牵强附会或曲意杜撰。如有人曾指出，刘安始作豆腐一事在他本人所写的《淮南子》一书中就有明文记载。可是人们查遍《淮南子》全书，并没有看见刘安发明豆腐或其他有关豆腐的记载。《淮南子》一书，只在第十四卷中有一个“豆”字，而这个“豆”并不是指豆科植物的豆，而是指一种古代的餐具。
明朝李时珍在著名的《本草纲目》中曾说：“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见卷二十五）对此，在李时珍之后，明末清初时期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一书中说：“朱子诗‘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盖‘本草’言豆腐为淮南王刘安所作者也。”（见卷六）据此，有人指出，朱熹的“这首诗可能被明朝人误解为刘安发明豆腐，造成了后来不可靠的误传”。（见袁翰青《关于“生物化学的发展”一文的一点意见》载《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又见袁翰青《关于豆腐的起源问题》载《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二期）
在具有世界权威性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也列有“豆腐”专条。该书认为：“豆腐的制作技术始于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这里把豆腐的起源置于400多年的长时间跨度中，并不断言是何人、何时所发明，较之前说，更为委婉、谨慎。
如果说豆腐始作于汉初刘安，那么，在当时或后代与之相近的文献中，应有蛛丝马迹可寻，但从两汉到隋及唐末，这900多年中，人们至今尚未发现豆腐和豆腐制品的确实文献。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众所周知，成书于5世纪的贾思勰《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记载农产品加工的一部系统农书，但书中大量有关食物制作的记载中，并没有涉及豆腐。在其他通常记载食物较多的有关农家、饮食烹调、医家、本草医方、杂家等书中，以及丰富的唐代诗文中，豆腐始终没有踪影。难道是人们漏记了？这在情理上也说不通。所以，袁翰青、曹元宇等人均否定了豆腐始作于汉初刘安之说。
但仍有人以新的论据支持了豆腐起源于汉代说。认为我国古代食豆历史悠久，而且早就有了石磨这种粮食加工工具，加上刘安的方士懂得炼丹术（化学），在汉代发明豆腐是理所当然的。或曰：刘安讲求黄老之术，陪伴他修炼的僧道，常年吃素，为了改善生活而研制出了豆腐，并把它献与刘安享用，于是，豆腐的发明权就记在刘安的名下了。此外，持论者还指出在1959年至1960年间，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墓中有豆腐作坊的石刻，图像上有把豆类进行加工，制成副食的情景。（见周光武《中国烹饪史简编》）此画像石的内涵是否确实，还待考证。
从目前的豆腐史料来看，除了五代时期谢绰的《拾遗录》外，陶谷的《清异录》披露了豆腐的明文记载：“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因此，曹元宇认为，在10世纪左右，豆腐在华中一带已是日常的食品，它的创制年代虽然还要更早一些，但不会太早，因为到唐末以前的豆腐资料尚未见到。他推测，“豆腐的发明年代，可能是在9世纪末叶。”是谁发明的呢？据他推想：“可能是农民和乡村医师。创制豆浆的想法是农民，但他们手中无凝集剂，而医师有之。我又推想，可能是医师想改变‘白虎汤’，以豆腐浆来代替‘白虎汤’中的粳米而偶然发现凝集作用，因而发明了豆腐。”（《豆腐制造源流考》载《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4期）袁翰青也认为，豆腐的起源无法证明其早到唐朝，很可能是在五代的时候，即9世纪或10世纪这段时间里发明的。
豆腐在国外也大受青睐。有人认为（包括一些日本人），豆腐制作法在唐朝就已传至日本，是由鉴真和尚带去的。（参见《鉴真东渡与豆腐传日》载《中国烹饪》1980年第2期）但此说在史料的证据方面很不充分，仅能作为传说而已。
此外，《事物原会》一书曾说过“孔子不食”豆腐一事，言下之意，豆腐在春秋时期就已产生了，但《论语》等记载孔子的古籍中均未言及此物。所以，此说殊不可信。
总之，我国豆腐起源于何时？目前主要有前述的两种说法。对于五代已有豆腐一说，基本上已能肯定，而汉代起源说还有待继续辨析后得出结论。
至于豆腐是由哪个人发明创造的，看来是难以说清楚的，权且把它作为一个谜存疑于食品史中吧。
古代的“鞋”
你见过用铜、用银、用陶、用泥、用纸、用石头做成的鞋吗？也许你不会相信，然而，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史中不仅确确实实有过这样的鞋，而且历经数百年、千余年后，依然完好地保留至今，从而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一份历史遗产。
铜鞋制于波斯时代，鞋帮和鞋底全部采用铜皮，以锡焊制而成。鞋呈卯形，供波斯妇女在伊斯兰教堂内穿着。如此，铜鞋与宗教礼节产生了必然的联系。但这种联系的根源又何在呢？在古代人类尚未发明胶雨鞋时，雨天穿着的鞋无奇不有，而以焊锡法将铜皮制成整鞋正是最好的防雨鞋之一。
牛鼻鞋是德国16世纪的一种胄甲靴。其鞋帮和鞋底是用十块皮料缝合，形似“百页”。如果不加说明，谁也不会认为这是鞋。可它千真万确是四百年前的武士靴。牛鼻鞋是古代日耳曼民族对牛崇拜的反映。在他们看来，牛以无穷的力量成为必胜的象征。“百页”结构也未失其实用性。行军打仗时，对高频率的脚部弯曲是适宜的。那么，武士脚是怎样穿进去的呢？谁也无法回答。
浙江衢州出土的一种南宋银鞋，系由银质鞋面二片、银质鞋底一片焊接而成。鞋头尖而翘，口沿錾忍冬纹一周，鞋面錾宝相花，鞋底錾刻线纹及双钩并刻有“罗双双”字样，估计为女主人姓名。鞋长仅14厘米，是我国几千年来唯一的银质“三寸金莲”。用银制鞋是不实用的，那么，女主人仅仅是为了显示其高贵的身份吗？
1980年在湖北省安陆县唐代吴王妃杨氏墓出土了两件石质鞋形器，呈椭圆形。考古学家认为是鞋底。其正背两面中部突起，周边刻线条，一端有圆穿孔，形制相同，大小不一，石质坚细。一只长24厘米，可能为男鞋，另一只长22厘米，可能为女鞋。除推断其为鞋底外，详细用途尚无史料辅证。
隋开皇二十年（600年）迁葬的王乾墓内有陶鞋一双出土于安徽亳县机制砖瓦窑场。陶鞋长12．7厘米，为女鞋形制。从实用角度论，陶质完全可以用来防潮，但如此脆弱的材料是经不住体重压力的，故而，它应该属于随葬品。可为什么偏要选择陶材料制鞋呢？它似乎告诉我们，墓主生前的所在区域为隋代“陶都”。
以上古鞋，无论其造型之古怪，材料之独特，技术之巧妙，还是用途之神秘，都令人百思不解。
算盘起源
为了记数，人们用十个指头、小石头或者在木头上刻的几条槽做计算。
人们在沙盘上划出几条痕分别表示个位、十位、百位……通过移动摆放着的石子的位置，人们就可以做加法和减法。把小石子安装在一些直杆子上同样可以起到计算作用。这种装置是算盘的起源。
中国是算盘的故乡，在计算机已被普遍使用的今天，古老的算盘不仅没有被废弃，反而因它的灵便、准确等优点，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因此，人们往往把算盘的发明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提并论，认为算盘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大贡献。然而，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算盘的呢？从清代起，就有许多算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日本的学者也对此投入不少精力。由于缺少足够的证据，算盘的起源问题直至今天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
一是清代数学家梅启照等主张的东汉、南北朝说。其依据是，东汉数学家徐岳写过一部《数术记遗》，其中著录了十四种算法，第十三种即称“珠算”，并说：“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后来，北周数学家甄鸾对这段文字作了注释，称：“刻板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间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与下四珠色别，其上别色之珠当五，其下四珠，珠各当一。至下四珠所领，故云‘控带四时’。其珠游于三方之中，故云‘经纬三才’也。”这些文字，被认为是最早关于珠算的记载。但是一些学者认为，此书描写的珠算，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记数工具或者只能做加减法的简单算板，与后来出现的珠算，不能同日而语。
二是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主张的元明说，即算盘出现在元朝中叶，到元末明初已普遍使用。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第二十九卷《井珠》，引当时谚语形容奴仆说：“凡纳婢仆，初来时日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日佛顶珠，言终日凝然，虽拨亦不动。”后人称此为“三珠戏语”。把老资格的奴婢比作算盘珠，拨一拨动一动，说明当时的算盘已很普及。宋末元初人刘因的《静穆先生文集》中有一首以《算盘》为题的五言绝句：“不作翁商舞，休停饼氏歌。执筹仍蔽簏，辛苦欲如何。”这也是算盘在元代出现的明证。至于明朝，永乐年间编的《鲁班木经》中，已有制造算盘的规格、尺寸，还出现了徐心鲁《算珠算法》、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等介绍珠算用法的著作，因此算盘在明代已被广泛使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又形成了算盘起源于唐朝、流行于宋朝的第三说。
其依据是：一、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画有一家药铺，其正面柜台上赫然放有一架算盘，经中日两国珠算专家将画面摄影放大，确认画中之物是与现代使用算盘形制类似的串档算盘。二、1921年在河北巨鹿县曾挖掘到一颗出于宋人故宅的木制算盘珠，已被水土淹没800年，但仍可见其为鼓形，中间有孔，与现代算珠毫无两样。三、刘因是宋末元初人，他的《算盘》诗，与其说是描写元代的事物，还不如说是宋代事物的反映更为确切。同样，陶宗仪的“三珠戏语”所见元人谚语中已有算盘珠之说，也反映出“是法盛行于宋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算法统宗”条）。四、元初的蒙学课本《新编相对四言》中，有一幅九档的算盘图，既然在元初已为训蒙内容，可见已是寻常之物，它的出现，至少可上推到宋代。此外，宋代的算盘从形制看已较成熟，没有新生事物常有的那种笨拙或粗糙。因此，较多的算学家认为，算盘的诞生还可上推到唐代。因为宋以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科技文化的发展较为滞缓，算盘诞生于此时的可能性较小。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经济文化都较发达，需要有新的计算工具，使用了2000年的筹算在此时演变为珠算，算盘在这时被发明，是极有可能的。
算盘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关它的起源却争论了上百年，无法统一。但愿有更多的有志者投入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早日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告慰于古人，无愧于后代。
“木牛流马”是“古代机器人”吗
随着最新一代的带有智能的机器人的研制成功，人们对中国古代的“木牛流马”又表示出浓厚兴趣，有人认为“木牛流马”是“机器人”的雏形，有关“木牛流马”的争论又重新掀起。
“木牛流马”最有影响的记载是《三国演义》。该书102回“司马懿占北原渭桥，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说，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蜀军伐魏，从剑阁往祁山大寨运粮，为解决蜀道之难，诸葛亮教人造木牛、流马，“搬运粮米，甚是便利。牛马皆不水食，可以转运，昼夜不绝。”司马懿抢去了几匹，仿造后也用于运粮。但诸葛亮教将士用机关控制木牛、流马之法，让他们化装成魏兵截夺运粮车队，当魏军来抢夺时，扭转木牛、流马舌头，使其驱赶不动，魏军被打退后，又把舌头扭回，让木牛、流马运粮回蜀寨。司马懿不知所以，竟认为有神助蜀。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并非小说家罗贯中的编造。《三国志·诸葛亮传》有：“（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诸葛亮集》也有木牛、流马的记载。有关木牛一段有：“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曲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鞭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
问题是，按《诸葛亮集》描述，木牛几乎具备了真牛的肌体结构与功能，倒真像“古代机器人”了。不过，根据机械工作原理，不存在不继续给予一定动力而能连续工作的机械，在15～16世纪有利用弹簧的弹力而自动行走的玩具人，在近代有利用电能的机械人，但在1700多年前，不可能真能造出这样的“机器人”。
所以，对木牛、流马历来存在争论。近年来，更是争论迭起、众说纷纭。
中国机械史的奠基人刘仙洲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根据《宋史》与宋代史籍的记载，认为木牛、流马其实是独轮车。例如，宋史载有宋真宗时杨允恭建议按照“诸葛亮木牛之制”，用“小车”运军粮。又如宋代高承所著的《事物记原》也有“木牛即分之小车有前辕者”。宋代离三国已有700年之距，史载是否准确，仍是悬案。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则认为，木牛是独轮车，而流马是四轮车。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所谓一脚四足，就是车旁前后装四条木栓，行车停车时不容易倾倒。‘人行六尺，牛行四步’，就是人走一步，轮转四次。”流马正是由此改良，演化为四轮的。
1983年，同济大学著名专家陈从周及陆敬严著文提出，木牛流马是“具有特殊外形与特殊性能的独轮车”，陆敬严还到川北栈道遗址实地考察。并制成木牛流马模型。1986年，《中国机械报》开展了木牛流马的专题讨论，这场讨论产生了几件外形与性能各具特点的木牛、流马模型，它们现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近年，专家王湔宣称制造与验证了木牛、流马，认为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可归为奇异发明，是一种古代的“步行机器人”。有人高度评价王湔的研究，称他是“制造与验证木牛流马第一人”。有人则不同意这种评价，指出早在公元5世纪，科学家祖冲之就制造与验证过木牛流马，祖冲之才是“第一人”，把木牛流马归为奇异发明也只是一家之言，它并不是电脑时代的现代机器人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