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在北京开全国武警系统创作座谈会，来了几位地方上的老作家，听说我来自守监部队，两只脚，一只踩在光明中，一只踩在黑暗里，个人又有一段很独特的经历，指名叫我去他们房间里谈谈。我又详细谈了这事。愈谈，他们的眼神愈是专注，似乎随岁月风尘的渐渐剥落，出现在他们目前的是一具蛮荒时代的恐龙化石；同时已愈显严厉，我几乎能感觉到，有一锋冷冽的刀片，在嗖嗖地划过灵魂……我不回避他们的目光。在心里说：审视吧，解剖吧，就是翻皮溅血地将我这个人犁上一遍。我也必须顶住！
说毕，众人沉默了好一会，每个人脸上都堆满了晦暗。一位老作家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大家都觉得该说点什么，于是，一位接一位地叹气，表示了一种模糊语言。终于，一位递了一支烟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支，随海草般轻轻漾开的蓝色烟雾，他吐出了一句指向明确的话来：
“这事，真得写写。你来写吧，你年轻，感觉事物敏锐，又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民族经历过的苦难、忧患一样沉重，支撑它的，除了笔杆之外，还得要有与笔杆一般直的脊梁骨。
我缺乏钙，他们也缺乏钙……
1978年4月的一天，不知怎的，天还冷得厉害。那天中午，我正睡午觉，连部通讯员突然跑来班里，叫醒我，“快起来，营部来电话找你！”
顾不得穿衣服，被子一掀，军大衣一裹，我跑去了排长房里，拿起话筒一听，是黄副营长那粗大的嗓门：“你是二班长吗？”
“是。”
“今天下午操课时间，你来营部接受任务！”
我疑惑了。按惯例，过去有个什么任务，都是由连队下达的，怎么这次由营里直接下到我这个刚上任的小班长头上呢？仗着自己是全营数得着的几个技术尖子之一，在干部、战士里有些小名气，我不禁问了句：
“副营长，是个什么任务，能不能给先透个信？”
对方似犹豫了一会，还是说了：
“枪毙一个犯人。”
下午，我准时去了位于省劳改局对面的营部。黄副营长在自己房里，房间里还坐着我们连五班的一个战士小游。
我和小游1977年初同期入伍，又同分在连里的尖子班--五班，俩人的关系挺不错。他来自福建松溪县农村，一身的农民味儿，朴实，本份，平时话不多，似乎话也得像钱一样积攒起来。除了买牙膏、肥皂，啥也不买，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串弟弟、妹妹。干活却舍得力气，南方的酷暑苦夏，大伙儿都在房里睡午觉，他却挑担粪桶，来回出入营房，裤腿高卷，脚步噔噔，班里的一大块菜地，他一个人料理了多半……
那时，我常熬夜写点反映部队生活的新闻稿，一篇稿子连采访带写作，往往要搭上几包烟，光每月的烟钱，六元钱的津贴费就不够开销。也是军人的父亲，要求我挺严格。我是从一个公社的水泥厂入伍的，入伍前夕，厂里刚好分红，我分到400元，父亲一个子儿不让留，全拿走了，临别还撸掉了我手腕上的一块“上海”表，说是：“当战士哪有带表的？”
就凭这，我也不会向家里要钱。这样一到月尾，便只能戒烟了。可我是瘾君子，与其戒烟，不如戒饭。而且“经济基础”没有了，“上层建筑”也出不来，稿纸上我搔首弄腮，长吁短叹，怎么都坐不自在。小游见了，动了恻隐之心，领着几个战士，趁夜深人静时，潜入各班的宿舍，在地上摸香烟屁股。摸到了，还管拆开，晒了晒太阳再给我，就差没给我卷成一支支喇叭烟了……
两人朝夕相处近一年，直到不久前，我调去二班当班长，我们才分手的。这一分手，便连彼此的影儿都见不着了，我们这个连一向分成两拨人马，五班所在的一拨，是看守省第一监狱，二班所在的这拨，则是看守一家劳改工厂。半个月不见，小游一见到我，便站了起来，我也扑过去，谁都想亲热亲热。
黄副营长未等我们说上一句话，便一手搂一个，命令道：
“你们都坐下，给我好好听着！”
他也正欲坐下，见门未关，便去先关紧了门，那样子颇为神秘。“咱们XX医院住了一个XX场站的飞行员，他父亲是XX军区的原副司令，本人患了肾功能衰竭。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一个肾已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个肾也正在坏死，XX医院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准备搞移植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在国外移植后能活上三个月，便算成功了，在国内，做得最成功的，也只能活上二十天。现在医院的同志们有信心打破这一纪录，飞行员的父母也签了字。肾从何来，甭说，你们也该知道，唯一的途径只有死囚。据医学上讲，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些，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还得找个年轻女犯……”
黄副营长停顿了一下。目光轮番在我与小游的脸上扫了一会。他是在审视自已这番犹如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效果，显然，他对我们两个脸上听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满意，他的自我感觉因之十分良好。
“XX医院到处寻觅合适人选。正应了一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连看守的省第一监狱里就有一个。不过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还牵涉一个问题。法院方面在行刑之后，要验明尸体，要拍照，要证实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罢休；而医院方面，需要的是一个活人的肾，取肾一定得在断气之前进行。要兼顾两方面，做起来挺麻烦哩！XX医院打听到执刑的将是咱们部队，与有关领导部门联系了，上级指示我们得全力配合医院，完成好这次取肾任务。这事目前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也由咱们三个人行刑，你们得保密！”小游问：“什么时候执行？”
“明天。”
黄副营长又转向我：
“今天你就别回去了，宿在连部吧，晚上还有个会。”
我问了一句；“谁开枪？”
“临时再定，反正是咱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不过，不管到时是谁开枪，绝对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脏，一打当即就毙命了，千万得记住！”
晚上，连部会议室坐了不少人。我们三个，副指导员，五班的全班战士，还有省第一监狱管教科的王科长等几位管教干部，他们带来了不少材料。按黄副营长的说法是：“今天开这个会，为的是激发一下同志们的无产阶级义愤。”
王科长开始介绍死囚的案情--
“此案与赣州地区的李九莲一案有关。也许你们听说过了，这李九莲可是个风云人物。‘文革’中，她是赣州地区造反派的司令，‘三结合’时，进了地区革委会，当了个副主任，是个典型的帮派头头。她被捕后，关在赣州的省第二监狱，一时间，她当年的那些狐朋狗党，如丧考妣，为她鸣冤叫屈，大字报从赣州贴到省里，又贴去北京不说，竟还想劫狱！但真要谁来牵头，没有人敢牵，明天的这个枪下鬼却站出来了。她叫钟海源，是李九莲的中学同学，李当司令时，她又是秘书，以后分在赣州市广播站当播音员。她这面黑旗子一挥，后面还真集合起不少人，光天化日之下，先冲了第二监狱，李九莲早被我们秘密转移了。凶焰难消，一回头，又冲了地区公安局，妄图抄走李九莲的案卷……”
“势态一闹大，赣州地区立即报告省里，省里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钟海源咎由自取，锒当入狱。竟又有一班家伙想劫走她，因此，在入狱的当晚，她便秘密押来了我们一监。刑期是六年，应该算是宽大的，到现在，这六年也快满了。可这女人，茅坑里的石头一块，又臭又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在狱中学习马列著作为名，写下了几本反动笔记，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冒牌货，尤其是有一篇文章，竟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华国锋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政变。’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华主席办事，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国人民开心，钟海源却发出了绝望的悲鸣。可以说，她是自己跳上断头台的，对于这样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心慈手软！”
王科长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
“来。大家看看吧，这些就是钟海源的罪证。”
也许是对待这类东西，犹如对待甲肝病菌一样，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也许，是王科长的这一大段介绍，已经弥漫出浓浓的火药味，人们头脑里的那根弦也已绷得紧紧的，战士们正襟危坐，没有谁去动它们。唯有我不合时宜，抽了其中一迭来翻翻，那是两本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和一本笔记。
小册子里，几乎不见空隙，不是划满红杠杠、蓝杠杠，就是写满挺娟秀的蝇头小字，乍看上去，恍似满页涌动成排的各色蚂蚁。笔记本也匆匆翻了几页，好几处见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不是为他们张目，而是抨击他们的极左之说，被点到的就有《论无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我注意看了看时间，它们都写于1976年10月之前……
心里，一个疑惑，海鳗一样升起来，“她不是反极左吗？怎么又会反对华主席呢？”不过片刻，它又潜没了下去，“也许政治犯们都是这般复杂、深奥，要不怎叫政治犯呢？”
这天晚上，从不失眠的我，失眠了……
首先是因为兴奋。我是新兵里破格提拔当班长的两个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领导对我的器重。眼下又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次任务交下来，也一定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和关心。听说前些年由建设兵团看管犯人时，枪毙一个犯人给一个三等功。武警部队接手时，上了刑场，一人一个嘉奖。平时给一个嘉奖并不容易，得要一年里埋头干出很多工作才行，而若能有资格上刑场，这嘉奖，扳机一扣，就来了，我自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其次，也因为紧张。
在部队里，凡有上刑场经历的，身上都好像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家里杀只鸡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叫你去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新兵们总爱问他们：“你们怕不怕？”他们回答得大大落落，眉飞色舞：“我怕个逑？端起枪来，嘎崩生脆一枪，就将那王八蛋结果了。下了刑场，法院摆一桌压惊酒，十到十二个大菜，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可痛快了……”新兵们常常咂舌不已，敬佩的目光里，仿佛他们是一批穿了军装的水泊梁山好汉。
可敬佩归敬佩，真要轮上了自己，心里又难免不发憷、发虚一阵。老兵们在炫耀之时，也会告戒新兵：开枪一定要快，要准，一定要一枪结果了。若犯人欲断气未断气之时，看了眼你的模样，便像一张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里。犯人家属来收尸，便能在眼睛里看出你，若要报仇，也许是十天，也许是十年，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那就麻烦了……
据说，一次在一个煤矿枪毙八个犯人。到了刑场，一字排开，跪在地上，由三米远处作抵近射击。第一个开枪的，是位班长，一枪犯人便倒了。第二个是名新兵，一枪过去，那个五花大绑的犯人竟然站了起来，转过身，一双眼睛瞪得牛眼般大，像是要走过来说点什么，新兵惊得大喊一声：“啊！”枪也掉在了地上。班长见状，马上将枪口一转，连发了一梭子，犯人虽似门板一样咚地一声倒地了，可胸部打成马蜂窝状的弹孔里，一下窜出几尺高的血柱，喷淋得班长和那个新兵一脸一身，这可是最忌讳的事……
当兵就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我也碰上了这档子事，不但在百十号人里被人瞧不起，十有八九，来部队后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由此断送了。我不由得翻来覆去地默记上刑场后的几个动作要领，提醒自己可能会有的疏忽，自然，那目标便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悠来晃去，我又不禁去拼凑目标的模样，说实话，我真希望那死囚长得丑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连队包围了第一监狱，五班分站两列，荷枪实弹警卫监狱大门，据说是担心有人来劫法场。我和小游，随黄副营长进了监狱，一进去，碰到一个我熟悉的管教干部。我悄悄问他：“那死囚怎么样？”
他在我耳边嘀咕道：
“那个女的不得了！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时，要她签字，她未加思索便签了，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没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她回答：‘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一昂头，又走了。在监狱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死到临头了比这更硬气的……”
我们去了关押钟海源的死囚小号。没有窗，全封闭，又狭又矮，颇似一个小闷罐。地下是一床草席，一卷被子。钟海源穿一件上面印有“劳改”两字的黑囚衣，坐在草席上，正吃她最后的早餐。四个馒头，一碗粥，一碟小菜。像是在剔净鱼骨上的肉，她吃得很有耐心，喝口粥，掰片馒头，再咬一小口咸菜，也没有谁催她。她有着一副鹅蛋型的脸，皮肤白皙，如画的柳叶眉下，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像是两颗马奶子葡萄，即使在这生与死的临界处，也看不出里面有几丝阴翳……
她全部吃完了，便站起来，穿上一件约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抻了抻两袖和后襟，又拿出一把梳子，对着嵌在墙壁凹陷处的一块镜子残片，慢慢梳理几乎齐腰的长辫，然后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两圈发髻，那安详的神情，颇像一位居家的少妇，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后，将要提篮上街采买……
我突然想起了江姐。在电影里，歌剧里，她临刑前不也是这样从从容容，干干净净？如果说刚才那位管教干部的话，已经使我的心里有点乱；那么，现在更像是扔进去一堆鸡毛，心里堵得厉害。
目睹并参与美的毁灭，总是残酷的，何况它又让我想到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我只有拼命调动起“无产阶级义愤”来，我这样分析她，她肯定是在做戏，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无声的不服。而我，是绝对得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别人，就逮你进这死囚号子，会凭白无故？又像是我在做戏，突然，一股热力窜上来，我牙床咬得“格噔”一声，五指也攥得紧紧的，我在心里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军人，面对丑陋的精生白骨要打，面对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
几个公安押钟海源去监狱礼堂开公判大会。我和小游赶紧出来。去监狱门口看囚车的位置。一看，囚车上站了一个穿白大褂、戴副大口罩的军人，脸上几乎只露出了一对眼睛。
我问：“你是XX医院的？”
“嘿”，他点了点头。
“有没有什么事？”
“我是来给死囚打针的。这针，是进口的，昨晚从上海空运来。为了保肾，必须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针，可这种针剂打下去特别痛，等下你们得特别小心，不能让她乱喊，更不能让她挣扎。”
我跳下车厢，黄副营长也刚巧从前面驾驶室里出来，他半卷双袖，右手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我不禁问道：“副营长，上了刑场到底谁开枪？”
“我！”
他这干脆利落一声，将我的心敲得挺复杂的。既像是卸下了什么重负，又像是压上了什么遗憾。既松松的，又痒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