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今天从这一篇报告文学中得知她的踪迹，得知在她生命终结之前，曾经经受了这般惨烈的残忍。……李九莲在九泉之下永远美丽、温柔，我这样相信着。李九莲那双流露出无边忧郁的善良的眼睛，始终睁着，凝视着我，我这样想象着……
火，衬出了冰。挚情，衬出了冷漠。在坦荡的镜子前我看到了自己的琐屑。从作者写这一篇散文，到文坛泰斗巴金任主编的《收获》发这篇散文，我感觉到了在审视历史、观照现实时，“残留的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们，内心有着怎样的波窜浪跌，风撕云裂……
来年国庆节前，我又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南长沙市的读者来信，全文如下--
胡平同志：
近日拜读大作《世界大串连》一书（作者注：此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收有《历史沉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书中列举大量“事实”，描述了那时的我们和我们国家的情形，给人以启迪。我想，这无疑符合您的“筑起一座崭新的民族心理框架……”之初哀。
在此向您请教一点：
书中第三章十六节“最悲哀莫过于此了”的一位红卫兵司令黎莲，因其“恶毒”，被活杀取肾一节，阅后令人毛骨悚然！其惨状令人发指！以至本人难以置信，成为一件心理负担久久不能释去。请回答：
1、此事实是否准确？
2、如是事实，那几位“活杀”的屠手们是否被追究处置？
3、如不准确。也请作个解释。因为本人近日闲逛时翻了几本类似《世界大串连》的书籍，也参与过清算“文革”旧账的事，使我感到：我们有些作者，为了表示自己著书的良好愿望，而在引用“文革”史实时，有渲染夸张之嫌，以至读者难以置信，也有悖于作者初衷。但愿您不是对读者不太负责的作者。
敬请答复
《世界大串连》读者张增华
1988年9月24日
此信稍加琢磨，便无异于一份哀的美敦书了。若不回信，我便成了“对读者不太负责的作者”，而张同志将会由此论定此文，也许还不仅仅是此文，必有“渲染夸张”之处。在八十年代的文坛上，报告文学倍受瞩目，又饱受挫折，几乎无一不是为着“失实”而起。究竟是报告文学颈后生就了一根反骨，脸上长了一双对眼，硬将好端端的生活给歪曲了；还是报告文学如踩钢丝，如履薄冰，不堪重负，气喘吁吁，只有将盘根错节、沾草带泥的生活给弄下一小块来，小打小敲，宛如一个马虎的手工作坊？
为了捍卫当年报告文学的声誉，我得回信。可若要回信，我必须告诉这位读者朋友，第三章十六节是有不确，但它决不是“渲染夸张”，此节只是悬浮于海洋之中的巨大冰山的一只角，而要简要地勾勒出这座冰山，也决非几千字所能穷尽……发掘、写出这个故事的念头，一回回青藤般幅射、生长了。而且，不仅仅是我有这棵青藤，我听说打算采访这个故事的知名报告文学作家就有三位，而一位曾一炮走红的青年小说家，那年十月间，也为此千里迢迢地来了江西。我想，与其他们写，不如我来写。这绝不是因为我比他们才高几斗，而是因为毕竟我与故里的两位女主人公是同一代人，我与她们一起经历了江西“文革”的风风雨雨，我比较容易体察围绕这个故事的错综复杂的方方面面，以及江西这块土地的历史积淀，和它由昨天走向今天与明天的艰难步履……
何况，她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81年得到了平反，平反的经过虽不无曲折，直到惊动了当时的党的总书记；
何况，我并不打算写一篇檄文，我并不苟同“那几位‘活杀’的屠手们”应该被“追究处置”。在一场举国疯狂的动乱里，要一概追究起个人的责任，便无异于在风暴肆虐的大海里要追究起泡沫的责任，这是一笔请上帝来也算不清楚的糊涂账。我若写出这个故事，希冀的是日后人血不再是胭脂，耳朵边不再有如是的对话--
当我的外甥女还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时，一次她问老师：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
老师回答说：
“‘文化大革命’就是学生斗老师，坏人打好人。”
一回如此简短的回答，便把一场足以让中华民族千世百代里伫立于秋野之上长叹歌哭的浩劫给轻轻松松打发了！
这念头春藤般不可扼杀地幅射开来，生长起来，更因为--
1988年，在中国的改革进程里是难以忘怀的一年。
犹如一道汤，面上的悬浮物捞尽了，那汤也冷了；也好似两名商贾，一涉及价码，刚刚的亲热寒暄，便被一只无形的手揭了去……这一年中，在火车上、餐馆里，在街头巷尾，在茶余饭后，我感觉到一股愈来意浓的怀旧情绪，犹如歌坛上的“西北风”一样四处蔓延，比如说怀念毛泽东同志。相当多的中国人，是在如是的思想层次上怀念他老人家的；“毛主席的平价，华国锋的议价，邓小平的高价。”“毛主席给了我们铁饭碗，邓小平钻了一只眼，赵紫阳给踩了一个扁……”还有好舞文弄墨者，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毛泽东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下联是“邓小平物价政策年年涨月月涨天天涨”。
我们的民族真像是个酷爱神话的民族。在此十年前，冷峻有如锋刃的历史已经挑落了一幅蒙满尘灰的现代神话之后，仍有人在不断地拣起它的破片残屑，并不断地拼凑起乍看有了新色的神话。
神话是什么？当古代人不能诠释大自然的时候，幻想便孕育了神话。当当代人不敢正视正蜕变的现实，回避一场也许连骨头里都感到痛意的改革时，那懦怯便催生了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的中国进程，就是不加伪饰的历史与不断被修复出来的现代神话斗争的进程。然而得承认，今天的大厦高楼，并不是在一块彻底得到清理的废墟上建起来的。因此，总有人伺机去那废墟上找出一、两件兵戟，或是长矛，以抵挡一阵今日的改革，也总有人，神游或是梦绕那废墟上，翻点出当年贾宝玉须臾不得离身的那块玉片，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以寄托某种早该凋落的精神……因此，每当我领教那股怀旧情绪犹如冷风一样嗖嗖扑面之时，我便为中国改革前途的吉凶未卜而感到强烈不安。也深感：大抵让世人嗤之以鼻的“忆苦思甜”并没有过时，当今的中国人必须了解，或者必须重温，在此十一年前的中国人是在怎样的生存状态下生活……
那年十月以后，我开始了采访。
采访过程中，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在赣州的南方冶金学院，有一位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获得了改正的老教授。他对中国共产党心仪久之，鉴于他的多次申请和众口称道的卓著工作，组织上酝酿吸收他入党。党委领导同志亲自登门，一番深入地谈话后，领导同志更了解他了，感动之余，不禁问起他有没有什么个人的要求需要组织上帮助解决？老教授说：
“一个希望入党的人，应该向党交上一颗完整的心，而不应该有什么隐瞒。我个人没有任何要求，多年来却有一个强烈的心愿，那就是希望自己能看到党为李九莲平反！”
1979年，那是雪融冰消、百川奔涌的年代。
可思想解放猎猎高扬的旗帜，要走到赣南，犹如当年红军的旗帜要从赣南的瑞金，走到延安的宝塔山上一样艰难。李九莲一案，依然板上钉钉，铁案难翻。为李九莲申张正义的一批群众，正在铁窗里送走了南国的第三个春天。更多的几百名群众，虽未被判刑，可开除者有之，撤职者有之，警告者有之……李九莲问题，仍像一场梦魇一样在赣南大地上徘徊。
对于老教授这番沥胆之言，领导同志始而惊呆，俄尔疑惑，转而恐惧了，不由得把座椅向后挪了一下，两眼瞪圆了。盯着老教授，仿佛是在琢磨满头银丝、颇有仙风道骨的这位老先生，怎么会提出现实生活里一个如此敏感、危险的话题？莫不是他的哪根神经搭错了？
“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了，李九莲绝不是什么‘反革命’，而是一个忧国忧党、渴求真理的好青年！这样的青年被杀害真可惜，应该为她平反昭雪……”
领导同志终于认定他的脑子没出问题。他的每一根神经，都与他的每一根白发一样清晰分明。老教授入党的美好愿望，被他自己这番话给子弹般击得粉碎……老教授是比五十年代更早的知识分子，按照那位年轻评论家的判断，他该大致没有受苏联文化的影响，他该没有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心态，他也该不是“中国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可凭他的这番话，我发现了：对于我们这片国土上的一些事情，包括那些如果不予以关注，民族的良心就彻夜不宁、改革的前途便蒙昧不清的事情，无论是“理想主义者”，还是“非理想主义者”们，都是必须关注的。如果说这便是“责任感”的话，那么，这就是当今中国人必须有的最起码的“责任感”。
在采访过程中，我终于获得了两张极其珍贵的照片。一张是李九莲的，另一张则是这个故事里另一位女主人公的，她叫钟海源，江西省赣县人，被捕前系赣州市景凤山小学的教师。前面提到的那篇散文作者唯明在想象中，“李九莲那双流露出无边忧郁的善良的眼睛，始终睁着，凝视着我……”我则无需想象，案前玻璃板下的照片，李九莲、钟海源那双流出无边忧郁的、善良的、明亮的、流露思忖之色的眼睛，始终睁着，凝视着我，如此真切，如此铭心刻骨！
冥河之畔，她们能平静吗？
九泉之下，她们能安眠吗？
目光里仿佛有那么多的话在涌流。即使台灯熄去，在万籁俱静的黑暗里，我也总感到她们两人在喁喁细语……
她们要对终于决定写出这个故事的我说些什么呢？
她们要对今天已四十岁上下，正处于人生和事业鼎盛期的同代人说些什么呢？
她们要对今夜在“卡拉OK”歌厅里自由地挥洒歌声、也自由地挥洒青春的少男少女们说些什么呢？
她们要对当代改革唯有前行、切不可后退的中国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