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纳庄园”里的动物们认为：人是什么都干不了的家伙，他们产不了奶，下不了蛋，拉不动犁，却贵为庄园的主宰，使动物们受尽奴役。于是，经过一番抗争，动物们赶走了主人琼斯先生，建立了在猪带领下他们自己当家作主的“动物庄园”。但在事后不久，猪却搬进了从前主人琼斯先生住着的院里……从此演出了一部令人扼腕痛惜的悲剧。
--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简介》
情窦初开的少女李九莲，1968年因在给男友的信中剖露对“文革”的不满而招来杀身之祸。青年女教师钟海源与李九莲素昧平生，不曾谋面，只因参加“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被捕判刑，后又因坚持反对“文革”，拒不认罪改判死刑。卷入该案的六百余名同情者、支持者受到株连，被判刑者的刑期，加起来达五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该案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亲自关照下，获得平反。李九莲，现与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一样，被誉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1967年6月29日。
赣州发生了全国最早、最大规模的武斗。不愧是老区，以农民为主体的保守派，实行了当年毛泽东同志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不同的是，今天有了机械化，卡车、拖拉机，由各县而来的公路、土路上，一时间马达轰隆，黄尘蔽天，成串的车灯在黄尘里迷离扑朔，好似一对对什么巨兽昏蒙的眼珠，在那里上下、左右探索……武器也不同了，不再是梭标、大刀、土枪、土炮。农民们，还有一部分保守派的工人，手里拿的大都是半自动步枪、冲锋枪，最次的也是三八大盖。一个个黑脸秋风，眼里溢满肃杀之气，只是腮帮、手臂上那一道道鼓起的棱子肉在不停地颤抖，透露出他们还有几分压抑不住的兴奋……
一早，赣州市城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便被炒豆般的枪声告之：到昨天为止，双方慷慨激昂，你喊“保卫”、我嚷“誓死”的那一套，业已成了隔夜黄花。仅仅停留于口头上的精神批判，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此刻武器的批判，已经蝗群般涌向了赣州城的四个进口！
一切都发生在猝然之中。
一切都仅仅是在战斗英雄的报告里听过。
疑惑，凄惶，茫然……然而，小城很快便有了自己坚强的中枢神经系统。南方冶金学院的一幢楼里，几个红卫兵头头作出紧急决定。墙上身着军装、神采奕奕的红司令像，微笑地看着这几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那时候他老人家的微笑，仿佛是一张全国通用粮票：保守派从这微笑里，看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造反派和红卫兵则从这微笑里，看到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李九莲是赣州三中《卫东彪战斗团》的副团长。三中在西门附近，该兵团与冶金学院的红卫兵，负责保卫西门。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来之前，她还是学校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她的职务，决定了此刻必须和几个红卫兵头头一起，义不容辞地拼凑起一个小小的“作战部”来……
她不懂作战，她只会读书。在学校里，一般女同学课后爱打毛衣什么的，她却总是读书，尤其是爱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和有关志士仁人的传记。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总是名列前茅；
她不会残忍，她素来谦和。出身工人家庭、兄妹五人都是共青团员的她，很早便对给人贴政治标签的做法不以为然。她打心眼里看不起某些处处颐指气使、却胸无大志的干部子女；相反，对班上几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被别人也多少被自身粽子般捆得紧紧的同学，她倒挺佩服，她佩服他们棉里藏针，知识丰富，生存能力强。她甚至这样想：当我们这些“红五类子女”掌握了国家命运之时，若他们要离心离德，我们大概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为此，她在班上有很高的威信，就是在大小山头林立的兵团里，她也是各派都能认同、服膺的“领袖”，实现“革命大联合”后，她被中学红卫兵们一致推选为省革委会委员候选人；
李九莲的麾下也没有武器。毛主席一声令下，号召各派夺了枪的交枪，红卫兵、造卫派都将枪上交了，赣州全城只剩下两挺机枪、几只手枪，那是几个单位原先就配发了的，再有就是体委的几把小口径步枪。在西门，还只有梭标。就凭这等原始的武器，和米包、盐包筑起来的简易工事，还有几百名红卫兵火热的身躯，西门的被冲决，小小“作战部”及其麾下的溃散，便只能几乎是弹指之间的事了……
这一天，赣州城里浓烟密布，火走龙蛇。日月无光，腥风血雨，宛如“八一厂”哪位气魄恢宏的电影导演，正在这里拍摄一部战争巨片……
由这一天，至7月4日，赣州城里丢下了一百六十八具尸体。
其中，大部分是保守派冲进城后给杀死的。
6月30日。“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驻赣州地区联络站负责人朱毅，领着李九莲和其他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到街上认尸体，有名有姓才好向中央紧急电告。他们走在死尸堆里，扒开一个个倒卧的死尸面孔，那是一张张怎样的面孔呵：年轻，露珠般年轻。洁净的额头没有一丝皱折，线条生动的鼻子恍如玉石雕成，或是下巴刚刚生出几根茸茸软须，让你想起原野上轻扬的芊芊春草，或是脸上几颗深紫色的青春痘，让你觉得里面深藏了多少青春骚动期的秘密……
几乎找不到一张脸上留有恐怖走过的痕迹。
也许，他们刚刚还在对战友倒下的愤慨之中；也许，他们刚刚还在“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悲壮之中；也许，他们刚刚还在能真的在枪林弹雨中考验自己对红司令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忠心的豪迈之中……死神钢青色的巨大利喙，便骤然降临了，这利喙犹如万千条蜂涌而至的蚂蝗，在贪婪地吸血，留给他们的只是一片失血后的惨白。而留给生者的，则是一片无论你怎样联想也填补不了的广袤空白……李九莲跌跌撞撞地走着，腿好似麦秸秆编的，愈走愈软。额头沁出的汗珠，将一绺头发冰凉地贴在皮肤上，她想用手抹开，可一提手，她看到了手上淋淋漓漓、欲滴未滴的血水。一股强烈的恶心，一阵恍惚。恍惚中，她觉得自己好像是来自一个屠宰房，又走向了炼狱。她停下不走了。朱毅回过头来看她，她像是喃喃自语：
“还可以这样打吗？还可以这样打吗？”
她抬起失神的眼睛，又问朱毅：
“我们能不能既不放弃原则，又不打？”
几天来，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朱毅头脑里来回拉锯，他想得头都痛了。他与李九莲同是1946年生人，却比她早两年上学，“文革”开始时，他已经是江西师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了。可他和李九莲一样，不会打仗，只会读书，也许是文学的熏陶，他性格外露，富有激情，这激情是拥抱五彩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激情，同样与残忍无缘。
若打，对面站着的是工人、农民，他们不是自己的父辈，便是自己的兄长辈。机器是他们开的，粮食是他们种的，自己在大学里享受的助学金，也是他们提供的。在金色的齿轮与稻穗组成的庄严国徽上，有他们神圣的位置。在平时，不要说将他们视为敌人，就是有半点忤逆他们汗水的行为，比如说扔掉吃剩下的半个馒头，或是袜子破了不愿再补，想买双新的，心里都常常会有一种犯罪般的感觉……
若不打，他们将会如大潮般压过来，滚滚烽烟里，那一排排拨浪鼓般晃动的脸膛上所呈现的，不是昔日农忙季节我们去农村支援时所领受的那份欢迎，不是过去我们去工厂接受阶级教育时所感到的殷殷期待；更不是童年时，光着腚从河里湿淋淋地爬上来，或是溜进果园捉知了、偷梨吃，被他们撞上时的那份对于童心的亲热和款待……
此刻，那一排排被烟尘染得熏黑的脸膛上，眼珠充血，青筋暴绽。因为仇视，因为狂热，也许还因为击中目标时所窜上来的某种快意，它们的轮廓都有些变形，皮肉都遭扭曲了，恍如一截截被雷电击中，正在撕裂、燃烧的枯木……
朱毅也被扭曲了。善良愿望与残酷现实的尖锐冲突在扭曲着他，良知与路线斗争觉悟的尖锐冲突在扭曲着他，我们民族传统中所看重的人际关系、情感联系与对红司令及“无产阶级司令部”态度的尖锐冲突在扭曲着他……
红卫兵运动看似愚昧，看似迷狂，仿佛是非理性的产物。其实它的每一个非理性举动，几乎都经过了理性的筛选，得到了某种理论的批准。他们之所以能很快丢弃过去在校园里熟悉的学生生活，又迅速崛起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充当起“天兵天将”的角色，其动力与源泉正在于此。
因此，他们一度有过的正义感、豪迈感、悲壮感，决不是装出来的，他们的年龄，还有六十年代初期要求他们像雷锋叔叔一样纯洁的水晶瓶式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不是演员，而大人物们，才往往是政治舞台上得心应手的小品大戏的演员。
朱毅铁青着脸，回答了李九莲：
“没有退却的余地！不打，革命原则丢了，赣州城里红卫兵的性命也难保……”
打到赣州城被攻克，红卫兵死的死、伤的伤、溃散的溃散，冶金学院的四个红卫兵头头，就死了三个。朱毅成了“最高司令官”，他清点了一下人数，只剩下七八十个人。在一条小巷里，他下令把一挺机枪连子弹带丢到井里，另一挺机枪巳被对方缴去了，为了夺回它，一下丢掉三条命……巷子外的喊杀声，劝降声，犹如七月蝉雨一样鼓噪着耳膜。朱毅看了看大家，一个个蓬头墨面，衣衫褴褛，像是刚从上甘岭上下来。有红卫兵的眼里划过惊恐之光。在残兵前，他不是个败将，他仍拼凑起全部威严，发出了最后一道训戒：
“你们整好衣服，一起冲出去。我们已经坚持到了现在，做什么都可以，爬阴沟、钻狗洞都不是耻辱。只有一条，如果谁被抓住了，决不能出卖自己的战友！如果你的手粘上了战友的血，我朱毅死了就算了，我活了下来，就决不会饶过你！”
此时，李九莲不在。
上次去街上认领尸体时，她的那副梦游般的神态，与脚下成堆的尸体同样给朱毅以深深地震动。他对后者无能为力，可对李九莲，他陡然涌起一般要保护她、保护她那颗少女纯真的心的强烈冲动。他要她不再参战了，她和部分红卫兵躲了起来。当支左部队开来赣州并稳定住局势之后，李九莲才摆脱了鼹鼠似的生活，走到了阳光下……
街上，工事已经拆去，商店又已营业。夜里，又有了乘凉的小桌竹椅，和摇落一串串故事的蒲扇。百姓们，犹如刚啄破蛋壳将头伸出来的雏鸡，探了探，又一下缩了回去，照旧过起千百年来有着既定心态、既定行为的传统生活。
红卫兵、造反派们，则一边迎来了自己盛大的节日，在鼓乐喧天、红旗招展之中，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六条决定下达了，保守派们业已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另一边，又开始安排盛大的丧事，在低回、沉缓的哀乐声中，一道道写有“为有英雄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巨幅挽幛，牵来了长街上一辆辆素裹的卡车。车上是“烈士”灵枢，“英雄”的父亲母亲，还有持枪肃立的红卫兵战士……
一边看着的李九莲对朱毅说：
“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参加！朱毅，你呢？”
“我比你更坚决……”
1968年3月，江西开始了“三查”运动。
虽然这个运动，在全国各地提法有所差别，在江西，是“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在有些省，则叫“查走资派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破坏活动，查地富反坏右言行”，但做起来都大同小异，都让中国人普遍尝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滋味。
在此之前，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是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过几个月的事情。接下来，“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炮打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矛头仿佛是对坐着小车、住深院、使电话的官儿们，在以往的运动中，他们都是鉴定和打发别人政治生命的主儿。权柄在握，清醒、正直的人有，可使个拌子让你摔跤，张条袋儿将你收进去的人也有。就是他极热烈地动员你给提意见，而你不过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且又极委婉、谦恭地提了几点意见，他也可能给你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一戴便是二十年！因此，对于这类官儿们的被冲击，遭屈辱，百姓们当时在理性上、情感上都不觉得有什么唐突，尽管事后许多人急于表白式地诉说；“我不理解”，“我很痛心”，可那是在一台六亿人皆为角色的大戏结束之后……
但“三查”运动一来，风向变了。
中南海的书斋里，毛泽东主席收回了一张打了多时的“民意牌”。俯视因他的号召如今各种旗号、各种思潮洪水般泛滥的中国，在刚刚有了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安全感之后，他老人家又看到了某种隐隐约约的危险……
他发话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历来是两个硕大无比的魔筐，有什么不能装进去呢？一介书生，还是鲁迅的战友，胡风不是装进去成了“特务”，近百万知识分子，其中甚至还有上高三的准知识分子，不是统统装进去成了“右派”？
于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了……李九莲的父亲李忠华，一个老工人、老党员，只因为与别人同名，被当成了“特嫌”，列为三查对象而遭揪斗。
一个多少年里粗茶淡饭、但过得安宁和睦的家庭，顷刻间瓦解了。父亲的痛苦、母亲的憔悴，姐妹们的阴郁，还有远在青海一个国防工厂做科研工作的哥哥的屡屡来信，屡屡问及父亲的问题是否解决，他担心自己因此而被调离……使几间小小斗室的空气，也结实得像一块厚重的铅板，李九莲没有一刻不感觉到压抑。
她永远忘不了眼前的这一幕：“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浮云，灰色的道路，灰色的人群，”几乎倾城出动了，观看“牛鬼蛇神”化妆大游街。铁定自己不会有什么被揪出来的问题而感到幸运的人们，掂量自己会被揪出来而急于表现自己不该揪出来的人们，像驱赶牲口一样驱赶已经揪出来的人们，她的父亲也在其列。每人脖子上扣有一块写有各自“罪名”的牌子外，剃阴阳头有之，画大花脸有之，顶个字纸篓有之，拿“青天白日”旗有之，上下浇满淋漓墨汁有之，胸前挂一串破鞋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