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下去罢--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是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
“‘睡一会罢--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儿子……”驼背五少爷还未说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
“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呵，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横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
“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这康大叔却没有察觉，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得在里面睡着的小栓又合伙咳嗽起来。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好转，怪不得老栓整天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地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坏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麽？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剩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座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楼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绽，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她，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放下了篮子。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跄跄踉踉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吆？”她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摘自鲁迅先生短篇小说《药》
本节将会是冗长的，且又似乎是枝旁叶蔓，但这决不是多余的一节。
《药》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五号上。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的孩子，都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读过这篇小说；一届届的老师们，也都大同小异地分析它的题旨：要疗救中国，必须唤醒民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饱经了磨难，历尽了忧患。若是一块石头，在重重磨难里也会睁开眼睛，若是一锭钢铁，在层层忧患中也要发出呻吟。中国人应该被唤醒了，老栓叔、华大妈、康大叔、驼背五少爷、红眼睛阿义一类人物，应该早就遁入了历史的陈迹。
可当李九莲、钟海源被囚、被杀之时，作为她们的同代人的我，在干什么呢？
1975年，我发表了这样的“诗句”--
学文的，相信什么“灵感”，在“世界名著”中进行文学“修养”；
学工的，以“萤窗书万卷”自勉，关门搞设计，黑板上开机床；
学农的，远离中国远离地球啊，大谈西伯利亚的马和月球土壤……
高墙之内多么荒谬啊，
然而，多少年多少人习以为常……
在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日子里，风光绚丽的校园啊，风雷激荡！
我们懂得了：挂着社会主义牌子的大学，
培养的精神贵族却高踞人民之上；
我们明白了：校园里还有孔丘、凯洛夫的幽灵，他们说着古代的语言穿着现代的服装；
我们清楚了：校园的空气里还有火药味啊，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反复的较量！
从此，北疆有“朝农”火焰般的高粱，南国有“共大”金海般的稻浪；
攀登珠峰的征途有“北大”的汗水，
远涉重洋的巨轮有“复旦”的合金钢；
批林批孔的战场有“清华”的檄文，百花正开的文坛有“七·二一”大学的诗章……
天有多大校园有多大啊，八亿神州，处处是沸腾的课堂……
这“诗”题为《校园抒情》。仅看这题目，读者就会以为我当时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工农兵大学生。其实当时，我人在远离省城八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县城里，只是一家农机厂里神情困顿、衣衫褴褛的小工人。
在我的周围，可以说，没有比我更向往上大学的了。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这年5月在报升学志愿时，我报了文科，第一志愿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根据前几年高等院校录取新生的杠杠，我报武汉大学巳经有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意味。
我的父亲，前大学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我的六十岁还扭动一双小脚、挑担粪桶下地的祖母，约有几亩菜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此时，虽然都摘了帽，但帽子摘了，并不等于那帽子就烧了；而且，一代人有问题，填在政审表格上，那视觉效果已经有些扎眼，两代人的问题这么摞在一起，若神经不够坚强，真够动魄惊心了！
让我决心一闯此志愿，并最终得到班主任老师首肯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我从小酷爱文学。小学五年级时，居然涂鸦了一个“电影剧本”。在中学，刘白羽、杨朔的《红玛瑙集》、《东风第一枝》，让我如痴如醉，吟抄不倦；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在西去列车的窗口》，令我热血沸腾，意气若虹……我的作文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坐在台下，听老师洋洋洒洒地向全班同学讲评自己的作文，那心里蜜甜的滋味，对于从小向往出人头地、而命运多舛又难出人头地的我来说，远甚于今天在哪张报纸上，看到有关自己作品的评论。我自信自己是块搞文学的料子，而且，连着人学的文学，应该少些文学圈外蝗虫一般飞着的势利眼，会接纳我这个破落户子弟的……
二是我在当年的3月，即报考志愿前的两个月，加入了共青团。那枚金光闪闪的团徽来之太不易了，此时我的入团介绍人已是中共预备党员，此时全班的51名同学里，49个同学是共青团员。为了获得它，我热情高涨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写下了一本本学习心得笔记，这些笔记，若是毛主席看了，他老人家也会感动……我每天总是提前刻把钟来到教室，掸灰，抹讲台，擦黑板，心里装着雷锋这尊做好事不留名的英雄，耳朵里，却期待能听到有向教室走来的脚步声。为了获得它，我希望团支部书记，或是哪个团支部委员，能每星期听我汇报一次思想，若他们顾盼自雄时，我却极其谦恭，可心里总冒起葡萄架下一只狐狸的声音：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呢，不过是有一个好爸爸！
我极少回家，有时一个月才回去一次，为的是领取生活费。我尽量少跟父亲说话，我怕他流露出什么来，会经不住阶级斗争观点的分析；我更怕他若真流露出了什么，我是儿子、更是决心跟着党走的青年，将陷于批判、还是保持沉默的两难境地……姗姗来迟，总算是来了，我将团徽一天十八小时地别在胸前，我琢磨着，它的闪闪金光，能多少遮掩住一些我额头的那个“红字”。
上大学，登临苍郁的珞珈山，犹如节日的晴空里气球般缤纷五彩的梦，被“文化大革命”击射得粉碎，可气球破了，那落在心里的一星星碎皮还在。当七年过去，大学又开始招生时，一星星碎皮便在那里蠢蠢欲动，但梦终究升不起来了：过去是考试，政治上低人家一等，却还能在分数上争一争；现在是推荐，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那响当当的称号，犹如泡在老酒里的虎骨，浸透了政治意味。我就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大学也要关我在校门外喝西北风！
我应该留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的旧高校，鄙薄北疆冒出了个张铁生的“朝农”，本省几年后终于偃旗息鼓、沉下西山的“共大”。我至少也应该像伊索寓言里的那只狐狸，吃不到架上的葡萄，便嚷葡萄酸。我却用《校园抒情》改写了伊索寓言，吃不到葡萄的狐狸还说葡萄甜……
是从头发到脚趾头，都得到了彻底地改造？抑或，是痛苦地蒙上眼睛，也蒙上灵魂说着假话？
1976年5月，即李九莲因为坚持反林彪无罪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新入狱后两年，我参加了在婺源县珍珠山垦殖场举行的江西省诗歌创作学习班。为响应从中央到省里歌颂“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号召，学习班集体创作了长诗《炮声颂》。我是该诗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在我的笔下，出现了这样的诗句--
啊，“炮打司令部”烽火里落地的儿童，
今天挂上了
鲜红的领巾；
串连途中，在韶山采下的松枝，
扎根在天南地北，
今日是何等峥嵘……
十年了，
文化大革命的
第十个春天
春水--
在我们心中荡漾，
炮声--
在我们胸中滚动……
当我们在红色日历上，
看到金色的“五·一六”
当我们战斗的笔，
就要写完《炮声颂》，
诗行在跳跃啊，
热血在沸腾！
我们情不自禁
要奔上珠峰，
让豪情
在这万仞之上，
随热风
在大地上奔涌！
遥望吧--
祖国钢铸铁打，
群山云蒸霞蔚，
大江滔滔向东……
敌人破灭了
一次次幻梦，
革命树立了
一个个丰功，
“造反有理”的大旗，
裹着九百六十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宇宙中显得一片通红！
我们的阵营
如搭箭的怒弓，
我们的气魄
似扶摇的鲲鹏！
把珠峰作炮台，
让炮口云天擎，
“八亿人口，
不斗行吗？”
我们准备轰个
千年，万年，
我们还要掀起
一次次红色暴风！
炮声隆隆传万代啊，
千秋万代炮声隆……
在技艺上，似乎比上一年有了长进。若要说这便是诗的话，又与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大相迳庭。毛主席大气磅礴、酣畅淋漓的诗风，曾深深地折服了我，这是一位造反者叛逆性格和巨人意识的自然、鲜明的流露。而此诗里的“我们”，不过是巨人的模仿者，靠的是垫肩、衬胸，还有特高跟的鞋子。诗行里几乎处处透射出的咄咄逼人的霸气，唯有靠着当年那种流行政治理论的支撑……
在“一次次红色暴风”里，我是一位百万富翁，还是沦落于街头的一名瑟缩乞丐呢？
我和弟妹们童年失去母亲。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一个月，在同一所高校工作的母亲，即被下放山区垦殖场。1960年，父亲也被下放至一块湖洲上养鸭、放牛。一家人分为三处，在南昌的只有正上初中一年级的我一人。那时，最大的欲望在饭桌上，最好的梦也在饭桌上，每到上午第四节课，还有下了晚自习时，我头昏眼花，肚子里打起了“两伊战争”。我与几个住校的同学一起，去火车站货运仓库外，拾过被踩进烂泥里的碎糠饼，到学校附近的农民菜地里偷过卷心菜。架上几块砖，一大棵卷心菜在又洗脸、又洗脚的盆子里一煮，没有油，只有一点盐，此种吃法，大概今天的猪都会不屑一顾……
就为了孩子们至少在节日里有一顿饱饭，第二年端午节前，母亲搞了一点鱼、猪肉和黄豆，冒着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温，在两天内匆匆转了三处。待回到自己所在的水产养殖场，进房间只喝了一口冷开水，便倒下了。这一倒下，便再也没能起来，连骨骸，也没能回到故土，她享年不过四十岁……
1968年“三查”。我被牵涉进江西省著名的“四·二一”假案。据当年省革委会保卫部卜明副部长在大会上说：这是一批省里的大叛徒、大特务、大走资派躲在幕后，指使一班娃娃们在前台搞反革命活动，上面与王力、关锋、戚本禹有联系，外面与台湾挂了钩……作为“右派”子弟的我，本来无“资格”混迹于其中。只因班上有一个高干子弟被人咬为“司令”，和他同过战斗队的五、六个同学，包括我，也就顺手牵羊地被划为他的“麾下”。我此生从未当过“长”，唯一一次当的，便是这“反共救国军”的“参谋长”了。
我被三天一小审，五天一大审，最长的一次连续五天五夜，从当年的9月2日至9月7日。那几天，窗外欢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载歌载舞声，不绝于耳；革命群众的革命豪情，在作大面积退潮前的最后一回直冲云霄。我亦在林林总总的刑法里舞蹈、歌唱，“舞蹈”的结果，是衣服与血肉结成了一层铠甲，脱不下来。“歌唱”的结果，是引来一蓬蓬苍蝇在双腿已流脓血的膝盖处嘤嘤伴唱……
我向专案人员请求：
“要不，你们就马上枪毙我。若不打算枪毙我，就让我去治腿，腿若烂断了，日后开批斗会要人扶上台，进了劳改农场又不能自食其力，这影响不好，国家也吃亏……”
终于，我像一条死狗，被扔进了一间密封的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