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死狗醒了过来，颤颤地爬上高处，想用爪子握住电灯插座，一碰，便被电击了下来，扑通一声重响，招来了看守的，天国没有进去，反倒添了一副脚镣。这镣，实际上是原用来锁大板车的铁链，两头各加上一把锁。关进监狱前，发现有一头的锁钥匙掉了；关进去后，一见材料上写着“现行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分子，又给赏了一副。1968年的冬天，至次年的春天，我是戴着两副脚镣睡觉的。一直到今天，我睡觉不管用什么姿势，最后还得两条腿勾在一起……
前后关了一年半，军代表找我去谈话：
“你可以出去了，出去后不准有牢骚，你能保住条命就是不错的，若不是这个案子牵涉到这么多大干部，连中国驻突尼斯大使侯野烽也被揪了回来，说不定你这个小家伙早给毙了！”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来斗去，我和我的家人，总是放在炉壁上烙的烧饼，架在火上烤的羊肉串儿：
父亲受我的牵连，也关了半年。据见过他的人事后告诉我，那段时间，他眼窝凹陷，发须半尺，面黯神销，浑如野人。细想想，清白一生，小心一生，粉笔灰下打发生涯，上北京大学学的是法律，解放后这门课见鬼去了，他主动改行，教起《新民主主义论》和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似小牛犊紧叨着母牛的奶头，那“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的荣誉，几乎年年未放过。自1957年始，运交华盖，先是帽子一顶，再是猝然失妻，没几年又身陷囹圄，家破物散，几个子女流徙东西……我真担心他会熬不下去。还好，他真读通了那涵盖人生莫测风云的哲学，以后我没有问过他，但我猜想，那段漫长苦难的日子里，他一定是天天与云端处的老庄神交的……
1970年“一打三反”。我的一个妹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过程大约是这样的：一天夜里学校放露天电影，电影散后，在宿舍楼道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众人围着看时，她说了一句：“这字，怎么有点像我的字？”
于是，校方请君入瓮，刑大约是没用，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有一番软硬兼施的话就够了。那硬，“你父亲是反革命，你哥哥是反革命，讲是你写的反动标语，十个人有十一个人相信！”那软，使她真以为承认了就没事，犹如在家里承认自己私拿了几毛钱，父母亲会对你怎么样呢？
可这一承认，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批斗，监督劳动，不让毕业分配……接踵而来，她发现上当了，便一个劲儿闹翻案。谁睬她呢！她是翻过去的一页日历，而那一页上正需要多几个“阶级敌人”。妹妹突然寄了一封信给父亲，信里没有写什么，只有几元钱，一丈多布票，父亲估计是凶兆，急得不行，赶去了永修县，果真她在谋划要去县革委会门口，喝上一瓶什么药水，自尽在那儿，以示抗议。
不久，她被打发去了一个水库工地上劳动，那里有一个同情她遭际的工地指挥，疏通了有关部门，将那“反动标语”的照片送到九江地区公安局去做笔迹鉴定。鉴定结果下来，也许是照片画面不清晰，也许是妹妹的字迹确有些像上面的，既未肯定，又不否定。以后，又辗转再三，送到省公安厅进行鉴定。在近一年时间，父亲和我们几个子女，像在刀丛里过日子，几乎没有一天不心惊肉跳：不送省厅鉴定，妹妹年纪轻轻，却得背一辈子黑锅；送去鉴定了，倘若还是既未肯定，又不否定，她还有勇气活下去吗？倘若甚至确认是她的笔迹，再加上这一年多来，她到处申诉翻案，她还不得被逮进监狱……
值得万幸的是，冥冥之中，终于感动了上帝，省厅否定了。
我应该从骨子里厌恶这“一次次红色暴风”，依据自己一家的遭际，还有疮痍满目的祖国，确认“文革”初期我和同代年轻人一样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对未来之中国红色且又平等、自由的憧憬，业已遭到这场“革命”最残酷、最粗暴地蹂躏。我应该明白，若“四面惊雷/八方来风”，“把珠峰做炮台/让炮口云天耸”，国家有限的一点家当会摔得一干二净，大地将春天不生芳草，人民将夏日不寒而栗！退一步说，我没有李九莲的目光与胆识，我也必须保持铅云般的缄默，我却从铅云里奋力地拧出一幕“豪迈”的大雨来……
是从头发到脚趾头，都得到了彻底的改造？抑或，是痛苦地蒙上眼睛，也蒙上灵魂说着假话？不，不是得到了彻底地改造，在生活里我是痛苦的，生命的主体意识是压抑的。严峻的生活，不给我一个社会的贱民以任何摆脱困境的机会。也决非是痛苦地说着假话。在诗歌里，我是愉悦的，生命的主体意识是膨胀的。不时飞向报刊上的诗歌，给了我一个小工人以出人头地的机会。
我习惯了上面提倡什么，我写什么。社会上大多数人说什么，我写什么。怎样有利于生存，我就怎样写。恍如加足了油的轴承，几乎无需皱一下眉头，费一点脑筋……
我习惯了诗歌对于自己命运的嘲讽，对于社会生活的掩饰。习惯了内心世界的二重分裂，我从真实的一半走去虚伪的一半，或是从虚伪的一半回到真实的一半，难有半点迟疑，不会磕磕碰碰，好似在一轮澄静的秋月下，漫步于宽广的长安大街……
邮戳不断地重复在信封上，悲剧不断地重复在我跌宕的命运里。悲剧意识，却被麻木的生活态度，卑微的生存目的所冲淡。悲剧，没有转化成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再跌宕的命运，也不能净化我的灵魂，升华我的人格，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
似乎不仅是我没有悲剧意识。敢于把钟海源异常惨烈的结局，连同自己一颗受了伤的心，赤裸裸地捧给世人的唯有H君。对于小游，那刑场上血淋淋的记忆，大概将陪伴他终生。他想努力遗忘它，它却蝼蚁钻堤坝般极力钻出来：在月白风清之夜，他被妻儿甜睡的鼾声所惊扰；或者，是在县城的街头上，看了一张打了红勾的判刑布告……他一会儿郁郁寡欢，总觉得自己欠下了什么，一会儿眉头舒展，又觉得自己并没欠谁什么。他也许会给人以有点神经质的感觉。
黄副营长则十有八九，活得坦然，依然大大咧咧，依然活蹦乱跳。若他现在是一个副处或正处级的什么官，他也依然不摆架子，和下级们有说有笑。某次酒席上，或者是看完报，点着一支烟，等着下班的那会儿，他肯定会将那次刑场上的经历推销出去，为了能和地摊、书亭里令人眼花缭乱的通俗刊物决一雌雄，也许他还会添一点油，加一点醋……
细分析，说假话有两种情况。若是自觉的，叫欺人，若是不自觉的，叫自欺。因为前种尚有编织的过程，心计的痕迹，大概只能视作欺瞒症的轻度症状，而后种，几乎已成了条件反射式的习惯，一说，便是龙头一旦打开哗哗而下的自来水，故应视作病入膏盲的表现。
也并不仅是我病入膏盲。
就是到今天，据报载，有位法国专家在中国工作了三年，要回国了，照例要举行欢送会，欢送会上照例要请他讲话。他说：
“我就讲讲中国最好和最不好的吧。中国最好的，是十亿人有饭吃，最不好的是人人讲假话。”
妙的是，举座愕然，可继而满堂哄笑，掌声大作，仿佛看完了一出陈佩斯、朱时茂演的小品。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欺瞒，是个人遭受挫折时防御性心理机制在起作用的一种表现，是人不敢正视现实的儿童心理化的标志。
也并不仅是我在精神上长不大。
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犹如一轮朝阳，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之时，在一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昔日说着假话以求自己的生存，当今说着假话以证实昔日的清白，乃至冤屈，不是大有人在？
人们对于极左路线的声讨，僵化体制的批判，莫不众口一辞。人们对于当年某月某张大字报诬陷过自己，某日某个红卫兵伤害过自己，也都记忆犹新。人们对于毛泽东明里暗里的怨恚，乃至在他的身后，搭起一座恶的祭坛，也许还会成为一种时髦。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身后，不是凭情绪而是用学理，搭起一座真实、科学的祭坛，在半个世纪内的中国，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
却很少有人思忖，作为一段蒙昧的历史过程，民众与领袖、体制、路线，为什么会有如此完整的契合？更少有人去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里寻找、并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
比如，与曾昭银将一纸情书交给了部队，从而导致了李九莲、钟海源及赣州地区一大批干部、群众罹难相同，1955年，也正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把另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提供给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人民日报》，“编辑”成了所谓胡风反命集团案的第一批材料，从而开始了中国知识界几乎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雪崩和道德大滑坡……
翻翻仅该报1955年5月至6月的合订本，就会发现有那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发表文章，去群起而攻击一个弱者，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弱者。而且，这一攻击，将会导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日后他们自己也早晚给“黄雀”叼了去。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
“我看穿了胡凤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
“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要彻底消灭这批狗种。”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三十年后，人们只记得“牛鬼蛇神”、“黑七类”、“狗崽子”、“砸烂狗头”等一类红卫兵的语言，遗忘了这一类“美蒋特务”、“九尾狐”、“狼种”、“狗种”、“灰色蛇”的语言。有论家指出：
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以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一代文化巨擎，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土，又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这不是文明人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当红卫兵忏悔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忏悔，甚至更应该忏悔！因为，他们当时就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不是出自野蛮，就是出自虚伪。因而，也就更应该承担良心上的责任。（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
然而，现实却是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难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开放。”
如果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都是如此，还怎样能对在那不但践踏了人类道德，而且还肢解了人类血亲关系的疯狂年代里曾昭银的所为，以及李九莲的家属不去探监、不曾写信、不去收尸提出过份指责呢？还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在李九莲、钟海源的案件里前前后后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她们命运的人们，去良心的法庭上拷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作出一点努力，为人间留下这两颗高昂、可贵的头颅呢？
如果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们都是如此，也就没有理由对XX医院那位干部在家里彩电、冰箱齐全的今天，却依然抱着古老看客式的麻木而嗤之以鼻；更没有理由，去要求全体民众拥有一种高贵的正义之情--它决不是为着个人生存的一点可怜要求，而是关注别人不幸甚于自己不幸的博大人道主义胸怀，关注国家衰荣甚于自己衰荣的社会责任感。正如一位西方哲人说得好：
“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在今天，似乎中国人被唤醒的并不太多。老栓叔、华大妈、康大叔、驼背五少爷、红眼睛阿义一类人物，也并没有都遁入历史的陈迹……
遗传学家们认为，某种获得性行为，只要通过三代遗传，就可以对基因产生遗传影响。我怀疑，莫不是一代代人因为都面临环境选择的压力，一代代人却又未都敢正视这压力，从而使虚伪与麻木，真被编进了遗传的密码，在我们众多民众的生命中，已经次生本体化了？
要不，就很难解释，十一年前犹如锋刃的历史，已经挑落了一幅蒙满灰尘的现代神话之后，今天仍有人在不断地捡起它的破片碎屑，并不断地拼凑起乍看有了新色的神话；
要不，就很难解释，眼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短期化行为，即个人，或者是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地区，注重乃至殚精竭虑的总是如何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眼前的效益和一时的繁荣；而忘却乃至冷漠国家的生存、民族的长远利益和长久繁荣。
要不，就很难解释，在令天奢谈“改革”的人并不少，期待改革能立即变成好烟、好酒的人也不少；若改革要他付出代价，哪怕是拔出一根毛的代价，转眼就能将改革变成柜台里假烟、假酒的人，更不少……
当今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正是在这样一个国民环境里所奋进，她的步履维艰，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当今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正是被这样一个国民环境所包围，她前景的吉凶未卜，也就不是危言耸听之谈！
写到这里，我的心不禁刀触般震颤了一下，我发现--
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十几年前李九莲、钟海源的命运，颇有一点类似《药》的故事；那么，今天有一些人们对于改革的虚伪作法与麻木态度，便是在剧烈地重复《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