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霸形》，即建立霸王之业的形势。
本篇用比喻及对比的手法，描述了要成就霸业所面临的两种形势。一种形势是：要有百姓的支持拥戴。飞鸿之所以能随心所欲，是因为有丰满的羽翼；而人要想成就霸业，也得像飞鸿一样拥有丰满的羽翼才行。
这丰满的羽翼，就是齐国的百姓，有了百姓的支持，成就霸业就不再是梦想。另一种形势是：要有操控天下的权威。钟磬竽瑟，能带来真正的欢喜，也能加重忧虑悲哀，关键要看四方是否有战事之忧，政令能否言出于口而推及天下；桓公也有钟磬竽瑟，但却每日忧心忡忡。正是因为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由于管仲指明齐国所面临的这两种严峻的形势，齐桓公才下定决心排除战事之忧，解决百姓苦难，确立霸主地位，最终能够真正享受钟磬竽瑟所带来的愉悦和快乐。
齐桓公与管仲讨论霸业之事的时候，把齐国百姓作为成就“霸业”的根本，把人民大众看成是国家的基础力量，意在顺乎民心。这充分体现了管仲学派“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民心向背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霸业的成败，治国兴邦最重要的问题，乃是顺乎民心。这些主张在《牧民》中也已讲到。
原文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有贰鸿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对。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对。”桓公曰：“仲父胡为然？盍不当言，寡人其有乡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注释
百一钟：钟，古代量器，六斛四斗为一钟。
原文
此其后，宋伐杞，狄伐邢、卫，桓公不救，裸体纫胸称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管仲曰：“诺。”于是令之县钟磬之榱，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群臣进谏曰：“宋伐杞，狄伐邢、卫，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又疾病，姑乐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国也，伐邻国也，予无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桓公起，行笱虞之间，管子从，至大钟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乡对之，大钟鸣，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桓公曰：“寡人已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矣。请问所始于国，将为何行？”管子对曰：“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之不救也，臣请以庆。臣闻之，诸侯争于强者，勿与分于强，今君何不定三君之处哉？”于是桓公曰：“诺。”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缦帛鹿皮报。则令固始行于天下矣。
注释
荀虞：悬挂钟磬等乐器的木架，横木叫笱，两边的立木叫虞。缘陵、夷仪、楚丘：三者均为城名，见注于《大匡》篇。
原文
此其后，楚人攻宋、郑，烧炳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堍，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而畏齐。日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于是乎楚王号令于国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国之贤士，皆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于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闻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对曰：“不可。楚人攻宋郑，烧炳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堍，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思人众兵强而能害己者，必齐也，是欲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也。楚取宋郑而不知禁，是失宋郑也；禁之，则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举也。”桓公曰：“善，然则若何？”管子对曰：“请兴兵而南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言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郑城与宋水为请，楚若许，则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许，则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于是遂兴兵而南存宋郑，与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适子，毋置妾以为妻。”因以郑城与宋水为请于楚，楚人不许，遂退七十里而舍，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郑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修钟磬而复乐，管子曰：“此臣之所谓乐也。”
注释
不爱封侯之君：据戴望之说，“君”应作“赏”。召陵：楚国地名，位于今河南省郾城县东部。立百代城焉：据郭沫若之说，“百代”二字应作“石付”。南致楚越之君：据《小匡》篇，“楚越”二字应作“吴越”。
译文
桓公坐在君位上，召见管仲和隰朋。两人站了一会儿，有两只鸿鹄从眼前飞过，桓公感叹道：“仲父啊，这两只鸿鹄时而南飞，时而北飞，时而飞去，时而飞来，四面八方不论多远，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不就是因为有羽翼的缘故，所以才能实现其通达天下的意志吗？”管仲、隰朋没有回答。桓公说：“你们两人为什么不说话？”管子说道：“您有霸王之心，而我并非霸王之臣，所以不敢回答。”桓公说：“何必要这样呢？为何不直截了当，好让我有个方向呢？我有仲父，就像飞鸿有羽翼、渡河有船桨一样，你若无声地教导我，我虽然有耳，又怎能听到治国之道并得到治国的法度呢？”管子回答说：“您想成就霸王大业吗？那就必须从根本的事情开始做起。”桓公抽身离开席位，拱手问道：“请问什么是根本的事情呢？”管子回答说：“齐国的百姓就是您的根本。人民很担心饥饿，而赋税征敛却很沉重；人民很害怕死亡，而刑律制度却很苛刻；人民很害怕劳役，而君上举事却无定时。您只有减轻赋税，人民才能不忧患饥饿；只有宽施刑律，人民才能不害怕死亡；只有定时举事，人民才能不畏惧劳役。”桓公说：“我听了仲父说的这三点，顿感彻悟，我不敢擅自行动了，而要以先君为鉴。”于是下令文武百官，削好方板，准备笔墨。第二天，桓公在太庙门庭朝会文武百官，规定每百钟纳税一钟，对孤老和儿童不施刑罚。湖泽山地按时开放，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只登记而不收赋，对近邻以忠信结交，对远国以礼仪维系。这种做法推行多年，百姓归附如同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