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由于西晋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势，让周边的少数民族得势，酿成了“五胡乱华”的惨剧。北方的汉人不得不离开沃野千里的中原大地，他们“衣冠南下”，辗转千里，最终在闽、赣、粤三省交界的十万大山中落脚扎根。他们自称为“客家人”，并为这里的土著人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创造出灿烂的客家文化。其中，于都唢呐则是这无数文化中，一支最为光彩璀璨的文化。
1996年的春节，北京劳动人民在文化宫前举行了中华青年民间锣鼓擂台大赛，于都唢呐也派了代表到北京参赛。赛场上，当五十多名身穿淡黄色、橘红色的艳丽服装的唢呐手，用美妙的唢呐音乐陶醉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总政歌舞团的编导张继，他迫不及待地对着话筒大声地喊道：“请于都唢呐的代表上台。”于都唢呐的总教练谭冬长呆滞了很久，直到主席台上再三催促，谭冬长才有些木讷地走上领奖台。当张继的手与谭冬长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以及杂乱无章的喝彩声。从此，客家人的于都唢呐文化，走向了全中国。
于都客家唢呐吸收了赣南地区固有的“采茶戏”等音乐元素，讲究“鼓板分明，粗细结合，高昂悠扬，音乐协调”。唢呐是客家人八种音乐中最主要的乐器，也是客家人最注重传承的一种传统乐器。于都唢呐有齐奏、对吹、吹打等多种表演方式，吹打时间能长能短，可坐可行，十分的灵活。
唢呐手们还根据自己表演时总结出来的经验，编成了很多的唢呐曲牌。经过调查，传统的曲牌有近三百多个。唢呐曲调一般可分为喜调和悲调，喜调富有轻快、活泼的情调欢快的曲调，有《将军下马》、《百凤朝阳》等。悲调则深沉、低吟，令人听了忍不住地垂下眼泪。于都唢呐的吹奏手法分为“做吹”和“对吹”。“做吹”现有曲调代表是《十堂花》、《扬州调》等；“对吹”则有《公婆吹》、《斑鸠调》等情致细腻、曲调悠扬的民间小调。唢呐的吹奏方式也是大有讲究，不同的场面吹奏不同的曲调。不过，唢呐虽然曲牌种类繁多，但是吹奏时却不能出现半点的差错，否则就是砸自己的招牌。
唢呐一般来说，分为木管、铜管、铝管与锡管等种类，其中锡管与铝管在于都地区应用最广。而于都唢呐又将唢呐细分为大、中、小、“辣子”四种，大唢呐粗犷，一般在大场面用，体现出气派；小唢呐则处处体现着欢快、含蓄、优雅，就像是一个含情脉脉的少女，尽显东方的含蓄美。中唢呐则曲调高亢、激昂，像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劲势十足。“辣子”则因为音高、发音尖细、吹奏费力，所以只能做点缀、伴奏之用。
于都唢呐种类多、曲牌复杂，善于吸收各种乐器的艺术养分，不断地完善和提高。如今，在于都地区，共有唢呐乐队八百多个，唢呐手两千多人，可谓是乡乡有唢呐队，村村有唢呐手，1993年江西省文化厅授予于都县“唢呐艺术之乡”的称号。2008年6月11日于都唢呐“公婆吹”入选国家“非遗”名录。
山东古筝乐
山东古筝音乐主要在我国山东西南方向的菏泽地区和聊城地区广泛流传，尤其在菏泽的郓城、鄄城等县，其活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山东古筝乐被称为“郓鄄筝琴之乡”，至今仍是经久不衰。
山东古筝乐受到地理环境和不同地区文化的影响，致使郓城和鄄城的古筝各有不同的传授系统，保存下来的曲目在演奏技法上也不相同，但传统的古曲演奏技法之间没有多大差异。山东聊城地区流传的古筝乐，主要活跃在聊城的临清县金郝庄一带，是金灼南和金以埙等艺人传承下来的。由于聊城地区的传统古筝乐未能在山东和全国范围内形成影响力，所以人们对“山东古筝乐”的概念，一般只是指菏泽地区的古筝乐。
山东古筝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它和黄河北岸的一条运粮船有关联，也有人认为它和一位仙女有关。但不论是如何流传的，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山东古筝乐在山东已经有了上百年的传承历史。
黎邦荣是我国已知的山东古筝乐艺人中生活年代最早的一位。他生活在中国清末民初的时代，他是郓城县黎同庄人，是村中的教书先生。黎邦荣是一位全才艺人，除了文采斐然外，还精通古筝、扬琴、山东琴书演唱等才艺。他的古筝乐技艺和曲谱，相传是当地一位无名僧人传给他的，黎邦荣还创造性地将山东琴书融入古筝的演奏当中。
黎邦荣曾将山东古筝乐教授给自己的学生，这些学生很出色，有很多成为了山东古筝乐著名的音乐家，其中有：张为昭、黎连俊、张为台、张念胜、樊西雨、黄怀德等人，他们创作了《汉宫秋月》、《美女思乡》等12首传统的山东古筝乐曲，时至今日，这些歌曲我们还能在网络上搜索到，山东古筝乐的发展和流传与他们密切相关，他们作出的贡献不可估量。
从20世纪50年代起，黎邦荣很多学生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沈阳音乐专科学校、西安音乐专科学校、南京艺专及山东艺专等高等音乐学校、院系中任教，并在大学生中培养出一大批山东古筝的传人。如今黎邦荣所教授的弟子都已经去世，现在在大学生中教授山东古筝乐的是黎邦荣的第三代弟子，他们十分重视将新时代的社会元素融入传统古筝当中，在演奏技巧和创编新曲上都有突出性贡献，他们让山东古筝的传承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第三代弟子中，最为出色的有赵玉斋、高自成、韩庭贵等人，虽然这些传人师出同源，但却各具特色。赵玉斋的演奏技巧，既有刚健、粗犷的风格，又独具清新优美的情趣，还吸收了其他古筝音乐的长处和民间音乐的特色，这对山东古筝乐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贡献。高自成的古筝演奏清丽纤秀、独具韵味，古典韵味浓烈，让我们能更加地了解传统的山东古筝音乐。韩庭贵的演奏听起来热情奔放，气势雄浑，曲调中满含激情。
在教学上，他们也教出很多优秀传人，鄄城的张应易便是他们传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此人古筝演奏风格凄婉动人，具有东方传统的含蓄美，演奏手法十分的细致。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分别存有张应易在1957年、1980年录制的《汉宫秋月》、《隐公自叹》等多首著名古筝乐的录音。
到了21世纪，古典音乐逐渐地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年轻人喜欢摇滚，喜欢电吉他，以至于古典音乐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少。山东古筝虽然没有失去传人，但前景实在让人担忧，所以山东古筝的历史、乐谱尚需要进一步地进行整理和发掘，让更多的音乐人喜欢上山东古筝乐。
陕北民歌
在中国的陕北地区，人们有什么喜、怒、哀、乐，都喜欢用民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不论是在夏天，还是在严寒的冬季；不论是在崇山峻岭之间，还是在茫茫雪原上，那曲调高亢的民歌，像是要将人们从寒冷、荒漠般的天地中，带到心旷神怡的美好世界。
在这交通不便的穷山沟沟里，在几千年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民歌成为了陕北劳动人民抒发内心感情的最好、最有效的手段。“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是发自人们心底最真实的呼声，可谓是陕北人民生活的第二种语言。
陕北民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陕北的巫歌和祭祀秧歌调，它随着陕北劳动人民的历史和劳动生活而诞生及发展，如《调兵曲》，它真实地反映了清朝顺治年间，清朝政府镇压人民起义的史实。到后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陕北民歌主要反映革命历史。
新中国还未成立期间，在陕北，无论是守着孩子、躺在墙角编草鞋、纳鞋底的婆姨，还是在山上放牛的孩子，他们日日高唱，夜夜高歌，歌声在那片荒芜广袤的大地上，日夜回荡不绝。
1935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陕北也成了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此时的陕北民歌主要反映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形成了历史民歌。抗战进入相对峙的阶段后，全党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号召大家大规模、有组织地到人烟稀少、土地面积较多的延安、开梢林等地区进行垦荒。不少人因此移民到了延安周边，并将陕北民歌等民间艺术带到了延安，创造出《东方红》、《翻身道情》、《绣金匾》、《拥军秧歌》等革命民歌。尤其是其中的《东方红》，它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
1952年，中央歌团在绥德县数千名歌手中精心挑选了三十多名歌手，组建了国家级别的陕北民歌合唱队，从此，陕北民歌唱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且走出国门，享誉国内外。到“文革”之前，陕北民歌空前活跃，还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民歌艺人，有些人甚至被一些著名音乐学院聘请任教，一些歌曲还被改编为电影音乐。
1982年，文化部专调榆林民间艺术汇报演出团入京进行示范表演，王向荣、郭云琴等一大批民歌歌手的演唱引起了重大反响。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国家进行了陕北民歌的收集工作，共计收集了八千多首民歌，并在全省、全国的大赛中，连连获奖。
陕北地区的民歌，可分为传统民歌、新民歌、革命民歌，内容丰富且形式众多，可分为劳动歌、信天游、小调、秧歌、风俗歌。其中劳动歌又有打夯歌、号子等。风俗歌则包括酒曲、祭祀歌、巫歌叫唱等类别。
陕北民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语言生动，旋律悠扬，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歌词充分表达了黄土高原地区人民的感情和愿望。如人们熟知的《兰花花》、《揽工调》、《走西口》、《赶牲灵》等歌曲，这些歌曲反映了青年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和反抗封建统治者压迫的精神。民歌创作于群众的生产劳作之中，因此经常用月份、数字来抒情的手法，如《十杯酒》、《十对花》、《十二月花》、《十月怀胎》、《十二英雄》、《五锈》、《十写》、《十盏灯》、《十八把扇子》等。
如今的陕北民歌已经走出国门，多次同“心连心”艺术团，远赴台湾、日本、欧洲等地区和国家进行演出，深受海内外文化人士的好评。今天的陕北人民仍在日日夜夜地高唱，不过现在的民歌，则是反映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了。2008年，陕北民歌顺利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这意味着陕北民歌的价值和保护被提到了一个国家级认可的高度。
铜陵牛歌
安徽地处江南，是个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在安徽铜陵地区，有一种民间童谣十分流行，那就是铜陵牛歌。
“铜陵牛歌”的起源地点，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确定，但是从历史上看，江南沿江地区，多是以农耕为主。所以有耕就有牛，有牛就有牧童，有牧童就应该有牧歌，那牛歌很有可能出于江南沿江。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中，关于牧童歌谣的记述并不少见，更是有诗人将牧童的歌谣作为诗词的题材。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牛歌”的历史是很漫长的。
现在，社会发展迅速，城市中的孩子根本无法想象出放牛娃的生活，对“铜陵牛歌”的了解范畴极窄。在偏远的山村，放牛娃每天早上都得去小河边放牛，他们会用自己的歌声邀请同伴结队前往。牛到了牧场后，放牛娃们就会离开，他们相互对歌嬉戏，傍晚的时候又以歌声相约同道回家。从中可以看出，“铜陵牛歌”既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又是牧童们对情感的充分表达。
安徽有一个“顺安三月三古庙会”，这个庙会上有一个牛市，牛市在江南一带很有名气。每年阳春三月，牛市就会开放，附近的农民天没亮就会赶来，买牛卖牛的比比皆是。等到傍晚夕阳西下，日市收市。这时候，在不远的放牛滩上，就有数不清的牛和放牛娃，他们放声歌唱，相邀回家。放牛娃对歌此起彼伏，汇成“牛歌”的海洋。
当地有个65岁的农民，他叫何本奎，在他10岁的时候，就跟随当时已60多岁的陆道安老人学习牛歌，在他的印象里，他还能记住传承下来的太平军民歌《十字歌》。老人回忆地唱出了《十字歌》：“一字写来一横长，广西出了个小天王，盖世无双，屯兵养马千千万，要与清朝动刀枪，皇帝要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