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丝竹的最大特点是，表演风格精细，曲调柔婉细致，江南秀丽的山水似乎都融入于丝竹妙韵之中。丝竹乐曲多来自于民间的婚丧、喜庆和大型的庙会活动，也有来自于民间长期流传的古典曲牌。传统的演奏技艺包括：你繁我简、你高我低、加花变奏、嵌挡让路、即兴发挥等手法，逐步形成了“小、细、轻、雅”等风格特色。江南丝竹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谦让、和谐创新等的社会文化内涵用曲调形式完美地展现出来。
江南丝竹的曲目十分的丰富，传统的曲目有《中花六板》、《三六》、《行街》、《四合》和《云庆》等名曲。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的曲子是江南丝竹八大曲，名称的由来颇为有趣。1939年，丝竹家在上海新世界的游乐场内设立“丝竹游艺”，将八大名曲分别写在八块牌子上，丝竹爱好者可从中选取任意的曲目上台演奏，于是就有了《欢乐歌》、《云庆》、《老三六》、《慢三六》、《中花六板》、《慢六扳》、《四合如意》、《行街》这八大曲目的名称。八大名曲曲调和谐，尽显江南柔山丽水的婉约情调，极富情韵。
丝竹乐队在编制上也比较灵活，主要以二胡、笛子为主要乐器，乐队成员一般三到五人，多的可到七八个人。丝竹乐队的组合由“丝”和“竹”组成。“丝”演奏的乐器包括二胡中胡、琵琶、三弦、扬琴、秦琴等；“竹”队表演的乐器主要有笛、箫、笙等，此外还有板、板鼓、碰铃等其他乐器。最近在上海郊县发现的丝竹乐队中有使用京胡、板胡和碟子等乐器的。曲式结构上可分为基本曲调的变奏、类似于西洋音乐回旋曲式的循环结构和多曲牌联奏的套曲三类。
时至今日，江南丝竹仍是江南地区最受人们喜爱的一项文化，闲来无事，听音奏曲，这是何等的享受。如今它的艺术感染力已经传遍全国，走向世界，价值不可估量。
青浦田山歌
田山歌唱腔是最具个性化的特征，主要传唱区域在今天上海青浦区的练塘、赵巷、金泽、商榻和朱家角等镇一带，田山歌起源于松江、金山、奉贤等区的水稻耕作区域，在临近上海的江苏吴江、浙江嘉善等地也有人传唱。青浦田山歌的歌词为农民自创，未经文人的加工修饰，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青浦田山歌是长期的农耕活动中产生的乡土文化，尤其以叙事歌最有特色，短的有几十句，长的有上千句，从农民口中唱出一个个曲折的民间故事。
在田山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当地几乎家家都会唱，甚至有半职业性的歌手，当地人称他们为“歌师”、“歌伯”或者“歌匠”。他们自小学习田歌，有能够即兴编唱的能力。为了田歌的创作，他们也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每到农忙时节，便有两三个这样的歌手，他们站在田头敲锣打鼓相互对歌。农民从早到晚地忙碌，他们也要跟着唱上一整天。为了消除劳作带来的疲劳，他们也经常唱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在歌中加上一些让人喷饭的笑料。除了一般对歌的表演方式外，也有歌师同农民之间你领我唱的形式。
于是，在农忙时节，整个田地里田歌互答，彼此应和，曲调悠扬。对此，《青浦县续志》中就有“唱田歌悠扬赴节，声闻远近”的记载。
大约六千多年前，有个叫做“崧”的地方，它位于东海之滨，是一块少有的高爽之地。来自浙东、苏南的马家浜文化先民东迁在这里，他们开始繁衍生息。作为上海最早的先民，他们在此创造了辉煌的崧泽文化。地处青浦的崧泽文化也就成了上海古文化的金字塔，这种文化被人们从口中唱出，形成了青浦田山歌。歌声高亢清亮，悠扬婉转，别具一格，代代相传，唱者人多势大，不仅体现在颇具规模的庙会上，而且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
1953年9月，青浦赵巷丁窑村的田山歌队，曾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第一届的民间音乐舞蹈汇演，获得极大成功，被评为优秀演出奖，获得了专家们的好评，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由此，青浦田山歌作为一项民间文化，闻名全国。1993年，日本稻田大学专家慕名而来，将青浦田山歌带回来日本。近年来，青浦田山歌正朝着新民歌的方向发展，更加地符合现在社会的审美要求和观赏性。
青浦田山歌音调高亢嘹亮，旋律起伏大，经常出现八度的差异。演唱节奏是散板式的，没有周期性的节拍，速度也非常自由，也因此形成了较大的拖腔。青浦地区的田山歌也是一种耕作文化，又称为吆卖山歌、落秧歌、大头山歌等。最初的演唱形式是农民们在粳稻时，有一个人带头领唱，众人轮流接唱。它的演唱形式较为独特，自成一格，且各地的演唱形式都有不同的地方。如赵巷的吆“卖山歌”的演唱形式可分为：前卖、前嘹、发长声、赶老鸦、后卖、后嘹、歇声等部分。其中的“赶老鸦、歇声”是众人合唱，而“前卖、发长声”等演唱形式则是一人独唱。练塘地区的田山歌演唱形式则分为：头歌、买歌、嘹歌。其中“买歌”部分是男声的合唱，“嘹歌”部分是女声合唱。
随着现代社会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放下手中的锄头，投身到城市的工业厂房区，曾经世代相传的民歌也因此近乎绝迹。值得庆幸的是，上海市政府已经注意到保护青浦田山歌的重大意义，并作出了保护这项文化的各种措施。如今，上海专门成立了民间文化的保护基地。
为此，青浦区专门拨下经费，用于对青浦田山歌的保护和研究，并制定出三项措施：首先，对健在的民间田山歌艺人进行保护，出版相关的图片、文字图书；其次是保护田山歌的生存环境，开展“青浦田山歌之镇”、“青浦田山歌之村”，以期恢复和发展区域性的田山歌传统活动；最后建立青浦田山歌的博物馆，举办“田山歌节”，让田山歌成为青浦地区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
田山歌是由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一种劳动民歌，它既能抒发劳动人民的感情，诉说自己心中的各种欢乐和痛苦，又能陶冶人的情操，有效地缓解劳动带来的身心疲劳，因此田山歌在青浦地区流传极广。由于它反映的生活面很广，所以它也是考察青浦及青浦周边稻作地区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的重要手段。
靖边信天游
黄土高坡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几千年来的苦难历史，磨炼出这里人民憨厚、淳朴、彪悍的民风，创造出了独具一格、具有黄土风味的音乐文化，风格高昂、深沉、动听。而信天游，则是这些音乐文化中的代表，名扬中外。
信天游广泛地流传在陕西靖边地区，在当地群众中被称为“山曲儿”，备受当地民众的喜爱和赞赏，拥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被当地人世代传唱。信天游是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人民的绝唱，是劳动人民感情的渊薮，是黄土地人民的精神支柱，祖祖辈辈，一直流传至今。
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信天游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内容。当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来到这一片土地上时，这里的人民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创作了《刘志丹》、《打镇靖》、《打寺畔》、《你当红军我宣传》等红色歌谣，为革命的宣传工作立下了大功。
在1943年到1948年这段期间，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李季在靖边、三边、陕北等地工作时，先后收集了三千多首信天游民歌，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长篇信天游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在《解放日报》等报纸上连载时，引起了文坛的轰动，被称为民族形式的文化史诗。《王贵与李香香》这首歌也使信天游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使这项民间艺术得以走向全国，面向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歌手王志强带着他创造的信天游《卖娃娃》，到北京参加全国民歌的汇演，随后又在怀仁堂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表演，观看了演出的国家领导人对他赞不绝口。在演出后，王志强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农业集体化时代，信天游的发展迎来了鼎盛时期，不计其数的歌手站在放牧的草滩上、山梁上、田间里，他们放声高歌，陕北大地处处都可以听见信天游动听的曲调，曲调迅速传遍了靖边的山山沟沟，进入了村村户户。
随后，中国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靖边信天游的传承人紧随着时代的脚步，将更多的现代社会的信息元素融入歌曲当中，创造、演唱出不少有影响力的新作，如《泪蛋蛋泡在沙蒿蒿林》、《沙梁粱上站个俏妹妹》、《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2002年，著名歌手秦靖红演唱的信天游《那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在中国西部民歌大赛和国际民歌艺术节上先后获奖。
信天游，很多情况下都是即兴演唱，无拘无束，张口就来，因此靖边人称信天游是“土生土长土里料，土言土语土腔调”。它是属于歌唱版的“实话实说”，它不光唱出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还将叙事、抒情、逗趣、调侃，甚至是描写离愁别怨、男欢女爱的情景都融入到了信天游的歌词中。
信天游以它博大的内容，活泼的形式，自由的节奏以及优美的旋律名扬天下，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学者和艺术家前来陕北一探究竟。2006年，众多艺术家在靖边组织了“多重视野下黄土高原音乐文化研讨会”，这些艺术家们对信天游赞不绝口。
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艺术欣赏较之过去有所改变，信天游的传承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穷、愚昧、落后、交通不便等各种问题得到了完全的解决，新型的娱乐方式和文化思想，冲击着当地原有的文化。人们欣赏品质有所提升，他们对满是乡土气息的信天游也不再青睐。
现在的会信天游的老一辈艺人相继去世，即使在世的也大多已年近古稀。而年轻一代的人很少有愿意传承信天游的，他们更喜欢传唱一些流行的歌曲，信天游濒临消失的危险。可能在不久之后，那一片黄土高原上，我们难以再听到昔日旋律奔放、曲调开阔、扣人心弦的信天游歌声了。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尽快落实保护政策，让传承了千年的古老文化，不至于毁在我们这一代人之手。
潮州音乐
潮州音乐是指起源于广州潮州地区，并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类乐器的总称，在国内以及东南亚地区，凡是有潮州人居住的地区，都有潮州音乐的流传。潮州音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的发展源头可以追溯到唐宋之际，它在明清时代日臻成熟。
史料记载，唐朝时期，中国国力空前鼎盛，达官贵人享乐成风，于是音乐艺术空前繁荣，潮州境内，管弦丝竹乐声不绝于耳。随着佛教的发展，中原佛教音乐也流传进入潮汕地区。唐高宗时，陈政父子奉命到潮汕地区平定叛乱，他父子二人精通音律，在此期间大量地收藏了潮汕地区的流传音乐，父亲陈元光曾作诗咏诵：“秦箫吹引凤，邹律奏生春，缥缈纤歌遏，婆娑妙舞神。”用这首诗赞美了潮州音乐的博大精深，以及它优美动听的特点。
到中唐时期，著名诗人韩愈被贬到潮汕地区，他亲眼见证了潮汕人民祭神时的音乐活动，并作诗记录。宋朝建立后，潮汕地区每年都有祭孔行为，形成了专门祭祀用的大乐队，乐队规模极盛。
到了南宋末年，蒙元南侵，宋朝皇帝不敢抵抗，逃到了潮汕地区。吴丙是宋曹的宫廷乐师，他随宰相文天祥率领的“勤王”军队抵达潮汕，还带了大量的乐工和歌姬。宋朝灭亡之后，吴丙就在潮汕地区安家落户了。因此，宋朝宫廷音乐在潮汕地区流传开来，最初的潮州音乐也因此成形。
到了明朝，广西副使陈淳为明朝立下大功，他衣锦还乡时，皇帝赐给他一大帮乐师和歌姬，这也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原地区和潮汕民间音乐的融合。
明清之际，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城市经济极为繁荣，潮州地区手工业发展极快，人口进一步地增长，戏曲、唱戏和丝竹音乐因此更为兴盛，并产生了很多的职业性音乐团体，如“八音馆”等，他们为民众做红白事，此外还出现很多民间艺人。另外，外来戏曲也为潮州音乐注入了新的血液。到了近代，潮州音乐更风靡全国，甚至被推到“国乐”的位子，并涌现出大批的潮州音乐艺人。
潮州音乐起源于当地民众中的民歌、歌舞、小调等，它吸收了弋阳腔、昆腔、秦腔、汉调、道调和法曲等元素，可谓兼容了中国无数民间文化的音乐特色。
潮州音乐大致可以分为广场音乐和室内音乐两部分。广场音乐包括潮州大锣鼓、外江锣鼓乐、潮州小锣鼓、潮州八音锣鼓等适合群众性表演的乐器。室内音乐则包括笛套古乐、潮州弦诗乐、潮州细乐、潮州庙堂音乐等乐器。
潮州音乐内涵丰富，既能体现出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情致婉约；又能展现出气吞山河的壮阔气势。潮州音乐的曲谱是十分古老的“二四谱”，其中“si”、“fa”两个音乐的灵活变化，充分体现了潮乐独有的韵味。同时，也构成了潮州音乐轻六、重六、活五、反线等多种调试，以及演奏上强调充分发挥押韵和即兴加花的两种技法。潮州音乐的表演乐器有二十余种，其中最具本地特色的乐器包括二弦、唢呐、深波等。代表性曲目有《抛网捕鱼》、《双咬鹅》（大锣鼓）、《昭君怨》、《小桃红》等。
就潮州音乐的表演形式多种多样，潮州音乐种类又可以分为笛套音乐和笛套锣鼓。笛套音乐则又包括传统的笛套音乐，以及经过融合、演变而成的笛套音乐，并保持了最初的宫廷音乐的韵味，古朴、悠扬。笛套锣鼓则包括笛套小锣鼓、笛套大锣鼓和笛套苏锣鼓等表演形式，是音量高、广的大型打击音乐。
新中国成立之后，潮州音乐在人民政府的保护下，得到蓬勃的发展，并新成立了很多的民间音乐的团体。1956年，潮州音乐曾参加全国的音乐周汇演。一些著名音乐家和音乐单位，相继到潮州去考察采风。
可是由于历史和经济的原因，今天的潮州音乐已经出现了衰落的现象，历史资料失传，艺术人才去世和艺人老龄化等，这些原因都制约着潮州音乐的发展和传承。意识到这一现象，相关组织应该尽快落实对潮州音乐的保护措施，让这种文化能继续发扬光大。
于都唢呐
唢呐是广大民众喜爱的管弦乐器之一，在赣南地区的民家中，拥有深厚的基础。寻常百姓，他们吹奏唢呐来举办婚丧、搬迁、庆丰收、升学等的事情。遇上迎神赛会一类的大型活动，人们也邀请唢呐乐队来壮大气氛。但是，在赣南一带，最具特色的唢呐文化，当属于都唢呐。
据相关史籍记载，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魏晋时代，于都民间便有“鼓手举于道路，往来人家，更阑不歇”的说法。而在县城西南的禾丰、靖石一带则又称唢呐为“鼓手”，这种文化也被称为“吹鼓手音乐”。演奏乐器，以扁鼓和唢呐为主，以锣、钹等打击乐器为辅，民间俗称“吹打”。在当地的唢呐手中，流传着四句顺口溜：“七寸吹打拿在手，五音六律里边有。婚丧嫁娶没有我，冒声冒息蛮难过。”
可是，于都唢呐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