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丝海藻登陆，单细胞藻类逐渐转变成多细胞植物，并生成一种撑持在空间的骨架，已有四亿两千万年的历史了。
那是一个无声无息的世界，既没有兽类的啸叫，也没有昆虫的嘤鸣。新绿在泥盆的边缘攀爬，蚕食着裸露的山岩，在洪水和地壳的裂变中，原始的山林出现了。
浮于泥塘中的丝丝缕缕，像一杯名茶碧螺春。色泽鲜绿，缨络成朵，给人以恬静与和谐。可这形如花丝的藻类，在三十五亿年前就在海水中出现过。九九归一，这世界上最早的植物，该是所有的植物，也是茶的祖先吧。
茶树，被植物学家界定为：种子植物门，被子植物亚门，双子叶植物纲，山茶目，山茶科，茶属，茶种。
中国，是茶的母邦。世界上最早的茶树，起源于中国的西南高原。说到茶，人们将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说起，仅从文字可考的记载，也远于三千多年了。西汉司马相如所着《凡将篇》，列出蜀地所产药物，其中第14种“舛诧”，就是茶。
俗语说，高山出好茶。难怪狮峰龙井、黄山毛峰、君山银针、庐山云雾、蒙顶甘露、天柱剑毫等名茶，都以山的名字命名。
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着作，唐代陆羽的《茶经》，讲到茶叶的培植时说“法如种瓜，三岁可采”。而茶树最好的生长环境，是生满烂石的山中。宋代《大观茶记》也写道，“植茶之地，崖必阳，圃必阴”。山地向阳，茶树发芽早，芽叶肥嫩；而湿润多雨又有林木遮阴，晨雨过后，天晴也雾露昏蒸，到中午还湿气氤氲；透过树隙的湿漉漉的阳光，给叶片以适度的漫射，这原生于亚热带的植物便有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要知道茶的个中滋味，要亲口尝一尝，故有“品茗”之说。品字是三张口凑在一起，茗是茶芽的别称。
茶须静品。知音小聚，玉壶买春，人淡如菊，只有在心平气和，一扫绮丽繁缛，虚怀若谷之时，方能入情境。
一杯君山银针，每一直竖的叶芽上含着一粒水珠，这“雀舌含珠”，让人品味清淳，确能洗心净垢。
品茶而入境界，心绪和氛围尤为重要。正如赏景须有丽人为伴，听雨须在山中寺院竹榻之上为佳。
竹篱瓦舍，勺不疏林。当暑热被隔于浓荫之外，有少许蟋蟀的鸣声点静；此时，一人独啜曰幽；二人对饮曰胜；三四人品味曰趣。也只有在这种情境之下，心境与色香味合而为一，茶的鉴赏家方认为一杯淡茶是最好的东西。
古人称茶为瑞草之魁，尤注重茶的采制。
农谚说：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便是草。名贵细茶多为绿茶，在茶芽白毫萌生、嫩叶初展的时候，待晴天凌晨日出前，夜露未碎时采摘。
如果按道家回归自然和阴阳二气交融的说法，露珠实在是融汇了天地之精华。而茶被称为灵芽，也许与此有关吧。
毛茶粗制中的杀青，是用高温破坏茶中酶的活性，从而保持茶的绿色。
雾气蒸腾间，鲜叶中的青草味随之消散，而火，却固定了芳香。
摊晾。
揉捻。
排湿以手捏稍能成团，松手后能弹散为度。
继之辉炒。紧条。滚条足干。
茶的精制十分繁复。以眉茶为例，从复火到匀堆装箱要经过19道工艺流程。
仅抖筛就要先后经历八次。
拣选有六次工序。此外还需补火、车色。
茶中珍品不仅在于质，也在于形。
龙井、旗枪为扁形茶；平绿、贡熙为珠形茶；银针、珍眉为条形茶。
碧螺春的外形因呈螺旋状而独树一帜；而普洱茶中的紧压茶，也有沱茶、砖茶、七子饼茶之别。
中国古代制茶，都是紧压茶。晋代有关饮茶最早的文字记载，称“荆巴间采叶做饼，捣沫作茶粥食之”。唐代的茶首称阳羡，即今天宜兴的“阳羡紫笋”，早年作为贡茶送往长安，也称“龙团凤饼”。
由饼茶改为散茶，始于南宋。
茶分五色。
由近年新创的“绿牡丹”得到启迪，继而制成的五朵茶花，令人心仪。这与沸水中的太平猴魁相比，已没有那种龙飞凤舞，刀枪云集的杀伐之态了。
茶，给予我们的，是馨香、宁静、清淳与闲适。引我们寻幽探胜，获取心的清明。
仅就名称而言，茶也充溢着诗情画意--蝉羽、茗眉、松萝、紫笋、铁观音、玉蝉膏、独行灵草、龙团胜雪……林林总总，竟有数百种之多。
古人称烹茶为煮泉。茶叶饮用以泉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大凡名茶皆以当地泉水沏煮为佳。杭州龙井善在虎跑泉水，庐山云雾茶适宜庐山泉，龟山云雾茶喜于龟山下的石潭中水，称之为“龟涎”。
唐刘泊金把全国宜于煎茶的水分为七等，以中冷泉为首。
茶的鉴赏家常以烹茶为殊乐。认为烹茶之乐与饮茶之乐与吃蟹爪一样，钩求搜取和细细品味，其乐各居其半。
壶架于硬炭火炉上。
水须三滚。
壶底有小泡出现，称“鱼眼”、“蟹沫”，是水之初滚。
壶中沸声见大，水面起泡，名为二滚。
热气从壶口喷出，壶水沸透之时，称为三滚。
三滚后提水冲泡贮满茶汁的泥壶，便可饮用第一道茶了。泥壶中茶以第二泡为最妙。
在中国，茶与道观寺庙的关系极为密切。唐代有白蛇衔茶籽于寺旁，从而滋生蔓延，茶质极佳之说。
典籍也记载，说达摩面壁九年，极度困乏，绝望之余将眼皮撕下来，弃置于地，于是地上便长出一株生满绿叶的灌木。后人摘绿叶煎汁饮用，耳聪目明，这便成了最早的茶。
相传唐宋时，日本派高僧来浙江天台山学佛，归时携茶种东渡，茶便传到了日本。而日本的茶道，也源于余杭径山寺的茶宴。
高僧面壁，茶也入了禅境。那具皮囊，也只是茶袋而已。
如果说茶道也已成为一种象征，性情的陶冶，品饮的是一种精神；元代以后，中国人的饮茶已趋于一种自然方式的清饮，即注重止渴生津，又注重体味茶中世界。
与茶的品饮浑然而成一体，还须有相得益彰的茶具。
茶具之上品紫砂壶的首创者，相传也是僧侣。
新泉活火，汤气萦环。紫砂质的坚结，既不夺茶香，也无汤熟气。且茶的香味只在一时，太早则味不足，太迟则味已过，须一泻而尽，因此壶以小为贵。
和茶有不解之缘的是成都人。蜀中茶称圣。
仅据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统计，成都667条街巷，就有茶馆599家，每天售茶、水十二万碗。如今成都的茶馆也比比皆是，楼台水榭、街头巷尾，时时飘出茶的清香。
成都人喜喝的花茶，系成都东郊的茉莉花农，于三伏天降雨后，采花与茶叶烘干精制。盖碗茶具，茶碗口大底小，口大便于添注开水，底小可凝聚茶叶；茶盖蓄味控温，饮茶时可刮除茶沫，易于察颜观色；而茶船载碗，既能避免烫手，又便于端茶敬客。
用铜壶烧出的水，水纯而无杂质，其味返甜。
一手熟练的渗水技巧，可称一绝。
成都茶馆的另一大特色是矮茶桌旁的竹椅。
这由慈竹做成的椅子，高矮、宽窄、软硬程度，很适合于关节伸缩，俯、仰、坐、靠，都感到舒适。
成都街头的茶馆是世俗化的，虽然有人还在自得其乐，可基本上都是摆龙门阵的场所。闻竹琴、品清音、听川剧，醉翁之意已不在茶。
诗人称鸟儿圆润的啼声是在赞美春天。博物学家却说那是在择偶季节，显示鸟的好斗性和占有欲。
白果林茶苑，实际上是老年婚姻咨询处。茶，在这里只是媒介。
誉满京华的大碗茶，如今已改成小碗了。开业不久的老舍茶馆，颇现代味儿的“古风”。名茶齐备，佐茶的小点心和干果玲珑剔透，品种繁多。此间也是曲艺名角献艺的场所。
明朝时，北京各业编为132行，卖大碗茶的属“蒸作行”。其时九门八街，茶社鳞次栉比。到了清朝，茶馆就更多了。
大茶馆，小社会。老舍的话剧《茶馆》，集50来年的变迁于三幕之中，用一壶茶，葬送了三个时代。
人说广州人上茶楼有一盅两件的习惯。可如今一些广州人的早茶也意不在茶了，早茶成为交流信息、洽谈生意的代名词，且以吃点心为主。
广州有独特的茶语。
两指微曲，轻轻敲击桌面，是表示谢意。
壶盖侧移，置于半边壶把之上，意为添水。
壶盖倒扣于壶上，为喝罢结账意。
这，倒给茶肆添了一种意味，避免粗糙的声音将宁静擦伤。
保留古之遗风，真正喝茶有道，该属潮汕地区的工夫茶了。
工夫红茶的上品应属“祁红”。祁红汤包红艳明亮，味鲜醇甜厚，清香持久，似果香又似兰花香，被国外誉为“祁门香”，是世界三大高香茶之一。
由于容易吸收水分和异味，贮茶者常用桑皮纸包裹茶叶，藏于放有生石灰密封的陶罐或锡瓶之中。开罐取茶时，优质茶非晴天不取。工夫茶盛茶叶的器皿盖子封有数层，力求不漏丝微气味。
地道的潮汕工夫茶用水是山坑石缝水。火用橄榄核焚烧。茶叶一般为上等乌龙茶。
烫罐。
装叶幼粒垫底，粗粒其上。
头冲水不喝，为洗叶。
二冲水沿四周环入，不能急冲直下，以免冲破茶胆。
巡行，谓之关公巡城。
点点滴下，称为韩信点兵。
茶须热饮。凉茶滞胃，再则稍候茶便会失味。
好茶的正色是清中带微黄，品饮30秒后，苦去甘来。茶味最上者，有如婴儿身上带的奶花香。
《茶疏》列宜于品茶的时节为二十一境。如鼓琴看画、轻阴微雨之境，清幽寺观、歌罢曲终之时……
唐代诗人卢仝写饮茶之体验。是一种通透的感觉--只觉得轻汗尽向毛孔发散，肌骨轻灵，两腋间竟习习生出风来。可谓茶人合一，把茶喝透了。
也许是返璞归真吧。
茶的发现，始于中药，而对茶的研究，又归于中药。
茶有止渴清神、消食利尿、治喘去痰、明目解毒的功效，作为一种典型的碱性饮料，还有纠正由于过多食用肉类食品，而导致病态酸性体质的健身之益。
近年来，据中国预防医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证实，对145种茶叶进行茶多酚阻断亚硝基致癌物质的筛查，发现绿茶的阻断率在90%以上。其次为紧压茶、花茶、乌龙茶和红茶。
茶。茶不愧为灵芽瑞草。
汉语中的外国诗
在一篇《答<诗林>杂志十问》的文章中，就外国诗对写作的影响这一问题，我曾回答：我不懂外文，从原本意义而言，我没有读过一首属于他国语言的外国诗。我读过的只是译诗，我不知道，也怀疑这些汉语中的外国诗，是否是真正的域外诗。
这让我想起美国诗人奥登的话，奥登读过译诗之后，不理解为什么曼德尔斯塔姆被称为大诗人，因为他从译诗中看不出其诗究竟好在哪里。我也想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曾被译为五言、七言的旧体诗和自由体新诗，先后在大陆出版，同时我也读过台湾诗人所译的《恶之花》，这三种版本读来差异甚大，我不知道哪一部更接近原诗，给我的感觉是三个波德莱尔，我无法将其统一在一个诗人的作品之中。我的印象是，-个精通外文的出色的诗人所译的诗，大抵能让人领略译诗的魅力，我相信这样的译诗更能体现原诗的品质。
有人曾说过：诗就是被翻译漏掉的那部分。从这种说法来看，诗是不可译的。用一种语言替代另一种语言，原文的韵味、发声，那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之处，无论如何是另一种语言无法替代的。这也让我想到一位外国诗人的话：“如果一位诗人是在歌唱，而不是在说话，他的诗是不可译的。”像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用声音写作的诗人，恐怕很难用汉语的声音来替代俄语声音的迷人之处。-个象形的人很难变成一个拼音的人。或许，汉语中的外国诗只是一种借尸还魂，借汉字的形体还外国诗的魂魄。诗的形体已经改变，译得再好，恐怕也无法与原诗等同，最多是一种模糊的近似。原诗的发音和旋律感，一经替代，便失去了其本身的韵味。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将译诗都看成原诗的仿制品或赝品。我甚至认为，好的译诗能超过原诗的水准，在另一种语言中生发出原本没有的新的语词的魅力，那已是一种再创造。或许绝大多数译本都难及原作，但极少数的好译本则会使原作在另一种语言中增辉。窃以为，就诗而言，忠实于原作的直译是负责任的态度。我倾向于诗之灵魂的直译，即不仅是词与词的相互置换，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保留词的背后、词与词的间隙中所生成的意味，所能领略的新的生成性的语言。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诗还是可译的，因为绝大多数的诗并非仅仅是歌唱。正如埃利蒂斯所言：“世界上所有诗人的共同语言是感觉。”也就是说，诗的通感、直觉、错觉、情绪这些因素是可译的，诗之意象、词语的语义是可译的，诗的外部以及内在节奏是可译的，诗之智性、经验以及诗对生活的理解和发现也是可译的。我想，译诗的关键是译者本身的素质。译者本质上应当是个诗人，不管他写不写诗，首先要有诗的敏感，并明了原诗对诗歌而言所具有的独特贡献，同时站在两种不同语言的高峰之上，从鲜活、恰到好处的表现力进行一种形体和灵魂的再造，体现的是神髓，是精妙的神似。
就中国的新诗而言，其诞生便是由外国诗的影响而来，这是共识。冰心受日本和印度小诗的影响，郭沫若最初受泰戈尔影响，后转向惠特曼，冯至受惠于里尔克，李金发甚至是魏尔仑的弟子，艾青曾钟情于凡尔哈仑，乃至于普希金、歌德、拜伦、雪莱、海涅等对中国知识界的广泛影响，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新中国成立之后，苏俄诗人对贺敬之、郭小川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新时期以来，有影响的外国诗人的作品大批地译介过来。这些汉语中的外国诗，扩大了中国诗人的眼界，给每一代诗人以不同的精神与诗艺的滋养。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中国一些优秀的诗人，同时也是译诗的高手。正是这种世界精神的血液循环，提高了中国新诗的品位。正如艾略特所言：“要是诗没有外国诗的哺育的话，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语言的诗都会衰亡和消失。”
影响都是相互的。正如意象派的诗得益于王维和陶潜，庞德对中国的《论语》顶礼膜拜，他的《比萨诗章》引用了多处汉字，卡夫卡则对老子的《道德经》佩服得五体投地。诗之相互影响的意义是重大的，即便是“误读”的影响，也开创了诗的新境界。
依我看，用汉语译成的外国诗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外国诗，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是汉语诗歌的组成部分。对不懂外文或无法精通多种外语的人来说，其影响还是汉语本身带来的影响。“用汉语写外国诗”这样的说法，用在译诗上是可能的，但对中国诗人写的诗这样界定，我就不可理解了。用汉语怎么能写出外国诗来呢？汉语本身就有着汉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汉字作为语言符号，每个字的背后都是富有诗意的创造，汉语本身所体现的民族的灵魂和精神，也并不能因为受其他民族的诗歌影响而改变，这就如同我们吃了美国的香蕉不会变成美国人，吃了泰国的芒果不会变成泰国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