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认为，文学有病还源于社会病。冷漠、猜疑、过度的自我中心隔绝了人心，以及欲望和贪婪替代了精神追寻，该是文学无法发达的社会原因。一个社会，没有比缺乏信仰更可怕的事情了。
可我仍然认为，情感不灭绝，文学便不会消亡，一个社会缺少什么的时候就是最需要什么的时候。人需要审美，来陶冶自己的灵魂。一个格调低俗、缺乏审美情趣与素质的人，是何等无趣的人啊！而人的最佳生存状态，则是一种诗意的生存。
我认为，文学期刊作为人生存的内在需要，仍将以不同的方式生存下去。
十一、《人民文学》为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文学期刊，因为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多年来被看作是“纯文学的圣殿”。在守护文学的理想和顺应市场的需求这两方面，《人民文学》是如何协调统一的？面对市场，《人民文学》做出哪些应对措施？
首先是保持刊物恒定的水准，力求发表那些当下最好的文学精品，以取得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的信赖，简言之，就是以质量求生存和发展。
改变编辑和发行两张皮的状态，加强沟通，及时反馈读者信息及市场信息，作为遴选作品的参考。要求所编发的作品在不失水准的前提下，好看、耐读、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心理穿透力。
除邮局的订数之外，加强邮购以及零售份额，并逐步形成、扩大自己的销售网络。
加强广告收入，这也是刊物走向市场的重要标志。
十二、2000年《人民文学》作了一次全面的改版，请您具体谈谈改版的目的是什么？五年过去了，所取得的成效如何？
2000年的改版，初衷是想拉近刊物和读者的距离，扩大刊物的发行量。当时考虑散文、随笔、纪实文学较受读者欢迎，因而刊物缩减了小说的比重，加大了散文和纪实文学的篇幅和分量，诗歌的比重未变。
那次改版，只是文学体裁容量的调整，并没有改变办刊宗旨与编辑方针，下了很大气力，也发表了一批好作品，但效果并不理想。
十三、改版后的《人民文学》“跨文体写作”持续挑战着传统文学“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文类界限，这种挑战的最终结果，是否意味着文学期刊“四大板块”--“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消亡？
《人民文学》多年来，包括2000年的改版，并没有发表什么具有挑战性的“跨文体写作”的作品。如果说小说的散文笔调、淡化情节和人物，诗多了部分叙述成分以及对细节的关注，这样的改变还是有的。
文学、艺术，甚至科学，一切创造在最高层次上都是相通的，因而，一切“跨文体写作”的尝试和探索，本质上并没有离开文学。
可具体说来，不同体裁的作品还是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说小说是饭，诗则是酒；散文是散步，诗则是舞蹈。一个人总不能只喝酒、跳舞，而不吃饭和走路吧？因而，我看这文学的“四大板块”不会消亡。而文学期刊的形形色色的栏目，也只是花架子而已，稍加归类，都越不出这“四大板块”，所谓万花筒可以千变万化，里面的玻璃碎片并没有变化。
十四、《人民文学》近期还会有什么改动吗？
实际上，《人民文学》2000年的改版只持续了两年时间，从2002年第一期起，《人民文学》又恢复了以小说为主的定位，每期中短篇小说的篇幅多达一百页左右，诗、散文、报告文学只占四十页左右。这样的作品比例持续至今。今后，视情况可能微调，但在我担任主编期间不会改变。
十五、从当年的风光无限到陷入窘境，纯文学期刊无一不努力寻求突围纷纷改版，还有一些月刊都前仆后继地改为半月刊，以缩短周期、丰富内容来扩大发行量，您怎么看文学期刊改版热？
确实是前仆后继，处于挣扎状态，多少带一点儿悲剧意味。
改为半月刊，扩大品牌效应，应当先有有效应的品牌，然后才可能有扩大的效应。原本就日渐萎缩、少人问津的期刊无法脱胎换骨，小打小闹，改刊之后既增加了成本，又进入不了市场，也只好收摊。
文学期刊不能改弦更张，亦无法另起炉灶，开创期刊界尚未有过的新刊，只能在文学这条路上折腾，即使一窝蜂般地涌向“校园文学”、“小说类选刊”，也只能是相互抄袭，难以挽救文学期刊的颓势。
再说文学资源也有限。有如一个果园，好果子只有二十筐，你却编了四十个筐子，只能装些次果子了。
改刊偶尔成功的，也只能是例外，而成功也是其潜在的功利意义在起作用，况且这种成功与真正的畅销期刊相比，也有限。所谓文学期刊的改版热，也是自己在发烧，市场依旧清冷。
十六、茅台酒厂以协办方式与《人民文学》长期合作，与企业联姻是否为那些失去了政府拨款陷入资金危机的期刊在市场出路的探索上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式？
这是两个“品牌”的强强联合。是创造力对创造力的相互肯定，是物质与精神最精华部分的交融。
我钦佩茅台人的远见卓识，因为企业的长盛不衰需要深厚的文化根基。茅台人对文学的投入，着眼的是关注民族的灵魂和人的审美素质的提升，如同酒那特有的“茅香”一样。
从另一个角度讲，能够“给予”是企业强大和能力的象征。对公益事业的投入，尤其是对精神创造的投入，也是企业自身价值的体现。有如爱情，有能力相互给予才有快乐和幸福。当然，给予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相互间心灵的心心相印。《人民文学》也竭尽自己的力量，给茅台集团以应有的智力支持。或许，这叫“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吧。
十七、请您介绍一下“茅台杯”人民文学奖这一奖项，和别的文学奖相比，它的亮眼之处在哪里？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是《人民文学》年度奖，即评出每年在《人民文学》所发表的优秀作品--三部中篇小说、两篇短篇小说、两组诗、两篇散文。获奖者九位，作品体裁比例偶有小的调整。
其特点是，茅台集团对发表于《人民文学》的优秀作品予以物质奖励，并不要求回报，体现了茅台人的胸襟和气度。
另一个特点是，评委由三位作家、三位批评家、三位读者组成，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作品取舍，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同志不参与任何意见，以体现评奖的公平、公正性。
十八、请您分别介绍一下《人民文学》的编辑队伍、读者群体和稿件来源渠道。
《人民文学》长期以来质量得以保证，与其有着一代又一代高素质、责任感强，并有着很好的职业道德的编辑队伍有直接的关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任全国文协主席的茅盾先生，作为首任主编，仍抽出时间看稿，为作者复信。
副主编秦兆阳先生的胆识和洞见，成为后世批评家、编辑家的典范；李清泉先生作为编辑家的识见和其对文学新人的推举令人难忘……
常务副主编崔道怡先生，曾被誉为“中国四大名编”之首，副主编周明先生，曾为当代报告文学、散文的兴起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朱伟作为出色的小说编辑，在作家中颇有声望……
目前，《人民文学》由副主编肖复兴、李敬泽每人两期轮流终审整本刊物，最后由主编把关。
肖复兴为名作家，着作颇丰，亦有较长的编辑经历；李敬泽为散文家、批评家，亦出版多种着作，并从事编辑工作多年，推出诸多的获奖作品与文学新人。
编辑部现有六人：主任宁小龄、副主任程绍武，资深编辑、小说家杨泥，编审陈永春，编辑李平，新任编辑徐则臣。
另有事业发展部的商震、朱零、冰峰亦参与部分编辑工作。
可以说，刊物所有的作品都经这些编辑之手发表。人员少工作量大，是他们保证了刊物的质量，并为刊物赢得了荣誉，同时也延续了《人民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扎扎实实的贡献。
《人民文学》的读者定位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文学爱好者，以成年读者为主，并广泛地吸引有阅读能力的非文学爱好者。
《人民文学》的稿源为广大的老中青作家与业余作者的作品。其中少部分为编辑部的重点约稿，大部分作品为自然来稿。
十九、《人民文学》首任主编是茅盾，艾青、丁玲相继任副主编。多年来，王蒙、刘心武等诸多名家也都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一职。现任主编的您，比较于往届主编前辈，是否感到压力？是否在寻求自己风格的突破？
我在《人民文学》工作已过二十三年，加之以前在《诗刊》、《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的编辑工作，编龄已近三十年。仅在《人民文学》，便已经历了四任主编的领导。
不仅是那些大名鼎鼎的历任主编、副主编，连同那些老主任、老编辑，都是我的前辈、师长。是他们言传身教，一点一滴地引领我从事我喜欢的编辑工作。面对历届主编、前辈，我只有尊敬和由衷的感谢，力争把他们的办刊经验视为财富继承下来，作为对自己工作的指导和鞭策。
面对这些前辈与师长，我没有压力。我总不能愚蠢到当了《人民文学》主编就以为自己是“当代的茅盾”了吧。当然我也不必自惭形秽，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人的品格和价值并不在于担任了什么职务。
其实压力来自刊物本身。我知道责任重大，我的能力肩起这副担子感到吃力。更重的压力是经济压力，办刊经费连同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大都靠一本刊物的经营来支撑，这是历届主编都不必操心的事情。
至于如何主编这本刊物，我想首先是继承《人民文学》多年来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如果说传统是一条河，那就让其按既定的河道继续流淌，即使改道，那也是河水自然形成的。当然我也认为，同样一条河，今天的水已不是昨天的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言方式与写作方式，期刊所能把握的，只能是因势利导，所展现的，是作家的不同个性和时代的风貌，丰富伟大的汉语，开拓中国人的精神疆域，和主编个人的风格关系不大。
二十、作为多次获奖的着名诗人，在您担任主编后，《人民文学》诗歌的质量和数量是否都有所提升？
几十年来，《人民文学》诗歌的质量都是稳定的，数量一般每期保持在10页左右，没有变更。
我的职业是编辑，我曾编诗三十年，二审、终审散文、报告文学二十年，终审小说十年。
我只从事业余写作，以写诗为主，也写散文、报告文学，早年，也发表过小说。我想，总不能因为我喜欢写诗，就把《人民文学》办成《诗刊》吧。
二十一、谈谈您个人的发展历程。您最近创作了哪些诗歌作品？您是如何兼顾主编和诗人两种角色的？
我在小学四年级开始似懂非懂地读小说，此后几十年一直没有间断对文学的爱好和写作。我是“文革”开始时的“老三届”毕业生，当过工人，当过兵，转业后一直从事编辑工作，同时坚持业余写作，是个地道的业余作者。
从2001年11月始，我作为《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第一责任人主持刊物的全面工作。正式接任主编，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刚主持工作时，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两年时间基本不写东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来。因为我是刊物的第一责任人，加之能力有限，很难做到工作、创作两不误。
我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在两年中写东西极少，只是偶尔为朋友出书写了几篇序言、评论之类的文章。在“非典”期间，因大部分时间在家中避祸，便写了几十首诗，多为短章，是写多年来难以忘怀的“动心”之作，是一种对生活的重新发现，对题材与事物有所探究的作品。
目前，又很难写作了，不是一点儿时间没有，而是杂事缠身，静不下心来，无法进入良好的写作状态。
二十二、您曾说过诗歌是年轻人的事，对于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请您给他们一些指导。
谈不上指导。青年诗人的锐气、对生活与艺术的敏感，对新的美学原则的开拓与实验，都给我以启迪。而诗坛，正是创造力旺盛的中青年诗人的作品形成了主流。
不过，我还是想引用赫胥黎的话送给青年诗人们--“大部分诗歌是青年人写给青年人看的，惟有大诗人才能写出同时也值得老年人分享的那种回顾性的情感”。我希望青年诗人中能多出现几位大家，经得住时间的淘洗。
二十三、请您谈谈与龙源合作的感受以及在今后合作中有哪些想法和愿望。
与龙源期刊网的合作刚开始不久。我感觉龙源的工作细致、认真，并具有开创性。我希望通过彼此的合作为文学找到更多的知音，也期待我们的合作能拓展出更为行之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