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虽然列出了一些“右派言论”，但因未点出是哪些人青面獠牙，在磨刀霍霍，摇旗呐喊，故均无出处；且沿用的一看便是当时经过明显掐头去尾的言论，如果我也列在这里，不足为据，好在读者在后面将会看到排山倒海、层层迭迭的“右派言论”。
其实，在上面所列的“正确的、很好的”鸣放里，已经显示了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会有一个怎样的理性走向，以及一个怎样的感情温度。与“右派言论”虽也有区别，但不过是前者空洞些，模糊些，圆滑些，而后者具体些，明确些，天真些；或者换一个说法，在一个理性方向上，前者走了三十步、四十步，而后者走了五十步、六十步，在同一感情水银柱上，前者升到六十度、七十度，而后者升至九十度、一百度……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毛泽东1955年以来的思维逻辑和行为展现，即使在以上被李维汉认定为“正确、很好的”鸣放里，有让他听了如和风吹拂芊芊春草一样感到抚慰的意见，如“一切搬用洋教条”之类；但也不乏有让他老人家听了似夏日蝉雨般刺耳的言论，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评判，“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一类明明答案已经放好在口袋里的设问……
倘若注意起这两点，就将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日后毛泽东为什么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
14大鸣大放高潮
让我们暂且将毛泽东的心思放在一边，去关注自5月上中旬起，在全国知识界渐成燎原之势的大鸣大放高潮。
5月5日，在武汉东湖之滨一座精致的招待所里，中共湖北省委召开了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能看到对岸珞珈山上美观建筑物的窗外，毛毛雨下个不停，正是黄梅时节。
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
我们党员中有一些人，谈打通思想时是我打你通，谈说服教育时是我说你服，没有想到自己也有不通之处和须教育的地方。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武汉地区最近放了一点，但很不够；鸣了一些，但不起劲。为何放不开，鸣不起来？有人说党群之间隔着一堵墙，这堵墙是钢筋水泥的、砖的、木的还是纸扎的？我们要研究它，并且不管是什么，都要打倒它。我们省委对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是外行，今天向大家请教打倒墙的办法。
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说：
过去几年的运动，都是党员整群众，现在又被人看作群众整党员。有的人表示，现在把肚皮撑大些，过几年后党员再整群众，过几年……互相整下去，还得了！过去党员犯错误，党内也整，可是方式是反复说理、耐心教育，想不通时还可保留自己的意见，非到不得已时不处分。党内虽整，但对外一致：像铜墙铁壁。因此像是对党员照顾面子，对高级知识分子不照顾面子……
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说：
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有进步、靠拢党是事实，但与党有距离也是事实。解放以来知识分子遭遇上有些苦水。老干部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不尊重，看不出他们与反动派的分别，或者根本看不起，所以在运动中常把人民内部的问题与敌我问题混淆起来，而不少运动又是以知识分子为重点。所以人人自危，觉得中国有前途，个人没前途，活下去没意思。现在我们要改变这些现象……
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巫一舟说：
人民内部的矛盾过去便有。可是过去多是用两种办法对待：一、鸵鸟式的把头埋起来；二、像对待敌人似的用简单逻辑、简单办法：知识分子爱发牢骚，牢骚就是对领导不满，对领导不满就是反党（因领导大部分是党员），反党就是反人民、反革命。有些具体事例，也令人害怕，所以不说话，不写文章……
座谈会从早晨开到下午六点多，始终发言踊跃。去武汉采访了这个会议的《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吕德润感到：人们去拆“墙”了，一件前景无法估量的重大工程，在武汉地区正式动工了！
5月5日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连续举行座谈会。
很多人的发言认为：广东文艺界最严重的问题是左的教条主义和它所导致的宗派主义。周钢鸣、黄谷柳说，即使在座谈会上，宗派主义仍旧像个幽灵在徘徊。有一位党员作家对秦牧这样说：“你的杂文写得很好，如果参加过土改，会写得更好。”这种讲法，使一些作家感到有一个毕生不可弥补的遗憾，因为今后再不会有土改。同时，对以后将怎样改造自己也感到彷徨。
欧阳山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执行起来有很多障碍，而主要的障碍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思想、作风和习惯势力。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杜埃检查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一阶段的思想，认为自己受了陈其通等人的影响，后来有了转变。他也认为，“在华南，主要还是教条主义的障碍最大，而且很顽强，要彻底反掉不容易”……
5月11日，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参加了福建师范学院教职员工鸣放大会。该院各级党员干部全部出席。十几位教授心情很是激动，在会上侃侃而谈，倾吐真情。
物理系主任吴芝兰说：
从1953年到现在，省委一直没有考虑配备懂得教学科学研究业务的党员院长，致使院内各项业务工作停滞不前。学校清一色党员领导，院长既不懂业务又不虚心学习，搞了半年还是外行，说明办学决心不大。在团结知识分子、依靠老教师上做得极差，不过是发发戏票，办个食堂而已。几年来二百多讲师中只吸收一人入党……
中文系主任黄寿祺说：
院领导不懂办学，以搞“革大”和在军队一套来办高等学校，作风生硬，工作行不通又不虚心。学校“长”风盛行，行政上一个党员科长比系主任权力还大。某些青年党员负责系的政治工作，说教授思想觉悟差，有埋怨情绪；自己却像个傀儡，不深入群众工作，上面要什么就来一通汇报，常常是片面的。这种青年党员可谓“太上系主任”……
同日，省委书记江一真在厦门大学，参加了长达十个小时的老教授座谈会。
汪德耀教授说，党领导科学，要善于依靠广大科学工作者，要放手，不要外行领导内行，干涉过多或漠不关心。
植物学家严楚江说，有人硬说党能全面地领导科学，这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
中文系主任郑朝宗批评了党与非党之间冷冰冰的情况，教师看到支部书记很像惊弓之鸟，这种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现象要尽早消除……
也是在11日这一天，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邀请部分中学教师来市委座谈。他表示，屋檐水能滴穿石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帮助领导一起推倒人为的“墙”，党一定给大家撑腰。
中学教师们纷纷倾吐衷肠。
第六中学刘恕说，市委本来我们应该经常来，但从未来过，这就是矛盾。感谢毛主席一阵春风把我们吹来了。教师们拥护党，但与党员谈不拢，学校领导不喜欢听人提意见，对看得惯的人锦上添花，对看不惯的一棍子打死。
第十一中学的林柏渊说，校长处处特殊化，不和教师共甘苦，群众不满，总务主任就辩护说，校长革命功劳大，不能和一般教师相等。如有人提意见，就被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
第七中学熊万丰说，学校在讨论安排教学问题时，有教师发言不合校长口味，他就批评这是先进与落后思想的斗争，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吓得教师不敢再讲。学校在选人民代表时，校长说候选人名单是区委指定的，谁不选谁就是反对区委……
还是11日，下午二时，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开始了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正式代表1170人，列席代表950人，和邀请到会的政协上海市委全体委员，共计2700余人。代表中有近半数是党外人士。在此之前，从4月16日起，中共上海市委已经在社会各界开了十六个座谈会，为这次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
他宣布，这次会议标志着上海整风运动的开始。他指出：从市委召开的许多次座谈会反映的情况看，我们有很多缺点、错误：有少数党员立场不坚定，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形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把群众看成低人一等，自己则高人一头。领导与群众发生问题时，不是首先分析领导上的是非问题，而是“我总是对的，你总是非的”。不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而是享乐在前，吃苦在后。不是用理服人，而是采取打击、压制的方法来对待群众。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勤务员、民主等等，对少数党员说来，完全是一句空话……
上海党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与市委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分不开的。上海党在整风中要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中所指出的五个方面来进行检查。检查要从科长以上的负责干部开始，特别是要从上海市委开始。整风时间至少半年，办法是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边处理。目前应该坚决地放，大胆地放，特别要在放的过程中结合改进工作，让大家看到放的好处，看到批评后的好处。
最后，他向党的负责干部提出：“放下架子，老老实实，认真整风，改造自己”，他说这四句话，不仅要在整风中这样做，还要今后永远记住，这样就能团结全体人民，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
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师李炳炀说：“即使在几分钟以前，我还是决心不讲话的。”可他毕竟说了想说的话，而且还不至一次地说了很多的话。这样的人岂只一个？在这次会议的讲坛上，在与此同时召开的政协会议大组、小组的发言中，诸如“这是我第一次‘告状’”，“这是我多年想说而不曾说出的话”……犹如电影院散场后，地下俯拾即是的话梅核、瓜子壳。
老科学家黄鸣龙说：“我原来顾虑我的意见会被视为对抗性的矛盾”，话一出口便担心要打成“南霸天”的他，陡然成了“红色娘子军”的政委“洪长青”，他不但全盘托出，由党报全文刊载，而且还做起他人的工作：“我们既是共产党的左右，他们的偏差实在也是我们的过失，他们错误我们应知愧悔。”已经14年不敢发表文章的林同济教授，也掏出笔来跃跃欲试，在过去视为满是网眼的稿纸上，一格格地打开心灵被锁死的抽屉。
上海财经学院叶元龙教授，在宣传会议上听了48个人的发言后，实在坐不住了，激昂慷慨地说：
“我本来是来听听的，听了大家发言，才知道共产党是叫我们来批评他们的。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叫一批人来批评自己。这不正是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吗？”
连日来，在政协会议上各小组提出的意见已达1623条，牵涉到69个单位。市人委的人民接待室也是门庭若市，群众来访比整风前增加了一倍以上。反映问题的来信也增加了30%左右。全市各民主党派、机关、学校、企业都纷纷举行座谈会，宛如呼警救火，电话从四面八方打进报社：“来采访我们单位吧！”“来听听我们的声音吧！”一批批记者疲于奔命，脚底生烟；一家家报社如牛负重，气喘吁吁……
八年前的5月，交通大学民主广场上3万多学生举行了迎接解放的大游行，那震撼黄浦江畔的歌声，至今让上海人民记忆犹新：和平民主的花儿开，
自由幸福的日子来，
它好好长起来，
别让它遭灾害……
眼下不正是“和平民主的花儿”，已经摇弋出一片姹紫嫣红的日子吗？
上海，热浪滚滚的五月。诗意浓郁的五月。“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正一丝不苟地在黑板上书写老师教导的五月。
新华社自豪地向全世界报道说：“上海的民主空气空前活跃。”
暮春已过，初夏来临。无论是自然界的温度，还是人们的感情温度，更是明显地高涨起来。目前尚无人在公开场合提醒，在这温度骤然变化的日子里得注意“感冒”，只有人在鼓吹别多穿了衣服，以防“中暑”……
比如，15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接见日本戏剧访华团时说道：
“对人民我们只采取说服的方法，这就是说，人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人民可以宣传社会主义，也可以批评社会主义；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
比如，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重庆向4000多名党内外干部发表讲话时，要求打破“五怕”思想，大胆放，大胆鸣。这“五怕”是--
一、怕党员不许放，不许鸣。李富春说，党和毛主席都表示要大家大胆放，大胆鸣，用不着顾虑什么；
二、怕整。他说这大概是因为“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和其他运动时，有些人被整过，感情上还有影响。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已不同了；
三、怕说错。他说共产党还常常不免犯错误，错了大家可以讨论、纠正。要是大家都怕说错，怎么鸣得起来争得起来呢；
四、怕“围剿”。李富春说，党中央对“围剿”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的情况，已经提出了批评。王蒙的作品有缺点，也有正确的一面。是真理就不会怕围剿，真理总归是真理；
五、怕得罪人。他说那更不必顾虑。大家鸣大家争论，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以求得共同的认识。
比如，18日、19日两天，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共计听取了教授们十三个小时的意见。
大家反应最强烈的是：党群关系紧张，在于有些党员对知识分子看法不对头。人事部门只知道政治历史，不知道学术历史，有了什么事情就去翻档案袋，查老账。党群关系不好，还因为中间隔了一层年轻的党团员和所谓的积极分子，他们中的不少人，根据领导的胃口逢迎领导，又根据自己的利益去使领导偏听偏信……
陶铸就此说道，今天没有谁是旧知识分子了。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这七年，党和大家已互相了解，疾风知劲草，大家都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他要求教授们打消一切顾虑，大胆讲话，坚决揭开这两校的盖子来。
五月酥暖暖的阳光，宛如异性一双妙不可言传的手，在撩拨人们的胸膛。
越来越多的人们，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将身上穿了多少年的一件本能的“外衣”，即在统一的思想、统一的面孔、统一的颜色下，竭力掩盖自己、省略自己、乃至扑灭自己的本能，脱去得越来越少。即使在一些敏感得几乎打个喷嚏，也像是资产阶级透过棺材板打出来的领域里，也是如此--
16、17日两天，首都经济学家连续座谈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内部矛盾问题。
会议揭露了经济学界的宗派主义，它主要表现在对旧经济学和经济学者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北京大学教授严仁庚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和目的性是应被否定的，但是它的某些研究方法、材料和成果中，也有许多有用的东西。比如，各种收入水平不同的居民，收入增加后，购买和储蓄的方向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凯恩斯所谓消费倾向的问题，是我们可以研究的。过去一提心理因素在市场上的影响，就会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实际上市场变化对人们的思想意识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