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孙毓棠、范若一认为，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资料对经济学界保密太严。有的材料主任能看，处长不能看；处长能看的，科长又不能看，于是经济研究机构变成了意志消沉的“计算车间”。这原因无非是对旧经济学者知识的积累估计过低，对他们在解放后的进步更估计不足。
会议还对经济学界迷漫着教条主义与盲目服从权威的思想，表示深深的担忧。刚从日本回国的经济学家吴半农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经济现状，与马列主义的经典分析严重脱节了，比如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已经20多年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怎么看？
北京大学教授徐毓楠说，有些财经方面的重要政策问题，上头怎么定，下面怎么讲。比如轻重工业投资比例定为一比八时，所有的文章都说是“合理的、必要的”；以后改成一比七，我们又处处宣传解释这是“合理的、必要的”。我们的咀唇摆来摆去，还算不算咀唇，这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这些重大政策问题的制定，经济学界该不该参与讨论呢？
17日，江苏省过去从事法学工作的专家、教授们，在南京民盟聚会。到会人士一致认为院系调整时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是一棍子打死的粗暴作法，此后五年来一直没有注意到法学工作者的使用安排等问题，他们犹如一群破落户的飘零子弟，有的去教外文，有的去管图书资料，有的挂了一个“参事”头衔实则赋闲在家……
吴学义教授说，目前不能专靠方针政策判案，方针政策代替不了民法、刑法。若要健全法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培养司法人才便是当务之急。王辉明教授说，旧法学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应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几年来我们接受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虽然水平低，但愿继续改造以便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从事工作。同时，法学也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如对旧的全然不知，又怎能批判它、超越它呢？
至今感到“春来春去无消息”的专家、教授们，一致决定上书周总理，呼吁改变目前用非所学的处境……
即使在乍暖乍寒晴复雨的杭州，住在市郊龙井乡的浙江省惟一的一位专业作家陈学昭，脚上穿着棉鞋，书房里的火炉尚没有撤去，也敢在专程来采访她的《文汇报》记者面前，脱掉自己身上的那件“外衣”--
今年4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邵荃麟到杭州来的时候，找过文艺界的同志开座谈会，这是浙江文艺界自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后第一次座谈会，七十多位同志基于热诚来参加了，省委的领导同志却没来。面对文艺界在浙江感不到温暖的现实，我不能不说话了，因为我是党员作家，其他的同志、尤其是党外的同志们都在注视着党员作家在这样一个会上的表现。我决定说出自己的意见，随后其他同志对省委在文艺工作领导方面提出一些批评。但是这个会后，省文化局的某负责干部竟然说同志们在会上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是些毒草”，“是出省委的洋相”……
这些年来，人们挨闷棍的事情太多了，往往没头没脑地一记闷棍下来，这严重地伤害了大家的心。邵荃麟走了，文艺界好不容易起来的热情又冷了，各人也都回到自己的老窝里去了。在浙江，搞文艺工作还是那样难……我是个极单纯的人，虽去国外八年，又到延安，还参加过1942年的整风，可我现在才真正开始懂得一点人，懂得一点生活，懂得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
尽管陈学昭女士最后一句话，还是至少说早了二十年，但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她毕竟有了半个世纪的人生阅历。
然而，在北京大学琼楼玉宇、叶茂花繁的校园里，一批批下巴上刚刚长出茸茸软须的年轻人，却自以为有了和中国对话的能力。
这时，在校园外一片鸣放高潮的呼唤下，自“五四运动”以来，一个一点火就酒精灯般发出蓝盈盈火焰的精灵，一个当局总想抓住却总也抓不住的精灵，宛如苏格兰尼斯湖里的水怪一样，从未名湖里急剧地升腾起来，并在他们青春的血脉里躁动；
何况，在这之前校园里广为流传的刘宾雁、王蒙的小说、特写，已拭去他们的眼镜上被理想化蒙住的水气，与作品的主人公一样，他们也几乎天然地拥有年轻人对于批判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使命与激情……
5月19日清晨，第一张批评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大膳厅的墙壁上，来自历史系，署名“一些团员和青年”。内容是质询校团委：北大是不是有出席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有，代表是如何产生的。随即贴出的第二张大字报，作者是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内容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以展开争鸣，推动整风。当晚，在大膳厅召开全校团员大会，来自战争年代炮火硝烟的党委副书记崔雄昆，以一副钢铁般冷峻的面孔，在会上说：我们不禁止贴大字报，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认为贴大字报是一种好方式。
下面当即议论蜂起。有人似乎深知副书记的内囊并不像钢铁一样实实在在，往上递了一张条子：“请问现在北京大学的团员一共是多少？”作为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崔雄昆信口说了一个数字，会场上又是一片哄笑……
当晚，便贴出一张以讽刺崔副书记官僚主义为题材的漫画。
次日一早，在大膳厅及附近宿舍的墙壁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贴满了形形色色、红的、绿的、或是用旧报纸写的大字报。有论理的杂文、短评，有开门见山的口号和极尽调侃之能事的对联，矛头除对着崔副书记压制大字报、以阻止学生鸣放外，有的揭露了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有的对学校的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建议，诸如：政治课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但在是否取消或改进上，有不同看法。必须大大加强校务委员会的作用，可在是否取消党委负责制上，又存在歧见。普遍一致的意见是反对入学时硬行分配专业，要求扩大选修和旁听课程的范围……
在这些内容斑驳杂陈的大字报里，有一首律动着马雅可夫斯基风格的诗歌大字报，题目为《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向着我的今天的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与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作者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沈泽宜、张元勋。两人均是北大学生文学刊物《红楼》的编委。在编委会里，还有一个来自苏州的姑娘，她就读于新闻系，原名彭令昭，以后用笔名林昭作了正名。进北大后，她屡屡求教于著名的文学史教授游国恩，后者对其比一般中文系学生更为扎实的文学功底大加赞赏，很希望她能转到中文系来。
有一年暑假，林昭回家，给妹妹彭令范看了一首名为《无题》的诗，“我看后说，有感而发，你似乎爱上了什么人。她笑着说，小鬼丫头，你怎么知道？我答道，只是猜猜而已，讲来听听。她说，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打招呼……”
此人便是沈泽宜。
参加《红楼》编委工作后，林昭发现“另一编委是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以上见彭令范《心中永远的痛》)
这里的“他”，则是张元勋。
之所以写到林昭这个人物，不仅仅是因为青年时代沈、张两位都对她产生了那份美好且浪漫的情愫，而她因同情、支持了沈、张的这张诗歌大字报，本人也写出抨击极左政策对于人性扭曲的大字报，日后被打成右派后坚不认罪，并向学校领导发出一封责问信：“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
更重要的是，日后其命运的惨烈与其声名的清寂，恰成巨大的反差。而透过百年北大纪念活动的繁华与喧闹，我恰恰以为她的头颅与脊梁，才真正标识了北大的精神。
犹如在历次运动里，中国的政治厨师们，总是先将文艺这片肉割下来煎炒烹炸，再摆到店面上去展销零售；这首诗也被首先记住，当反击右派开始之时，《是时候了》率先被打成极具“煽动性”、“疯狂性”的毒草……
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人群在看大字报。教室过道、湖边草地、膳厅寝室、水榭楼台，几乎处处在议“民主”，说“整风”，并就大字报内容的是与非展开热烈的争辩，不过一日之间，自由鸣放的风气弥漫了全校。
20日晚，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教授代表党委讲话，他对崔副书记昨晚的讲话表示了遗憾。并认为目前北大的民主气氛空前高涨，师生思想异常活跃，而大字报正是提意见的有效形式，党委完全加以支持，希望大家能继续利用这一形式来协助党向“三害”作斗争……
大字报在北大更加活跃起来。大膳厅周围所有可利用的墙壁和立面都贴满了，这儿辟为“民主广场”、“红楼”，那边叫“自由论坛”、“民主墙”……有个人具名的，有几个人合写的，也有班系学生会主办的，两天之内就出了500多份大字报。批评的内容也更广泛，涉及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各个领域照搬苏联的模式、高等院校专业与课程设置的高度政治化、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等问题。
此外，还有相互间争论的：有肯定绝大多数大字报是真情流露的肺腑之言，有认为有些大字报在趁机发泄个人及家庭的私愤；有的指出某些大字报是毒草，有的却以为即使是毒草也何足为惧，争鸣刚刚开始，倘若就要拔除，香花也会连带遭殃……争论的用语极其尖锐，且指名道姓，毫不留情。
不是没有人担心大字报的矛头，但绝大多数人没有去杞人忧天，其中包括一部中国历史似一只波斯猫一样在他怀里卧着的翦伯赞教授，和银髯飘飘、颇有古道热肠的马寅初老校长。翦伯赞以为，同学们从前有意见没讲出来，直到今天才讲，情绪上有些激昂是可以理解的。大字报就像是一家人关起门来在说话，磕磕碰碰没有什么可怕，应该继续大鸣大放；马寅初也认为同学们能畅所欲言，就是相信党和政府的表现，于是在这前后，他本人也抛出了当时被批得遍体鳞伤、二十年后国人又悔青了肠子的“新人口论”……
党组织也在支持鸣放。
与北大八千多学生比起来，贴大字报的人还在少数。除去带有调侃性质的，大字报一般由两种人所写，一种是思想深刻的人，另一种则是有着坎坷遭际的人，而在二十岁上下的莘莘学子中，这两种人并不太多。仅仅靠着当前社会氛围和文艺作品的影响，更多的大学生们似乎还舍不得用自己的学习时间去喂大字报，课余饭后去看看它、议论它，那自当别论。
不愿写就组织你说，全校各系各部门纷纷召开座谈会，发动群众和团员给各级党组织提意见，号召党员带头鸣放。你说不出子丑寅卯，就说鸡零狗碎，你对校内没有意见，也可谈谈校外的所见所闻。中文系有个从浙江农村来的学生，一向沉默寡言，最后也发言了，他说的是：家中生活清苦，本指望靠院子里的几棵核桃树换点油盐钱，可核桃刚下树，便被村干部收走……
此后，不等规模的、自发或是有组织的辩论会出现了。大膳厅前的广场，开始被人们称之为“海德公园”，成千的师生在这里倾听一场场激烈的辩论。学生会规定每日从下午5时至10时为辩论时间，广场上搭起了讲台，并专辟了两间教室装上播音器材以向全校广播。
23日，法律系学生召开了一次大型辩论会，辩论开始不久，来自附近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程海果，笔名林希翎，身着一件褪色了的列宁装式的女军上衣，晃着一对小辫子，步履飒飒地冲上了讲台，这可是一位让人们心动过速的不速之客。
由“中国人民大学”这庄严而又神圣的校名，我们便可感知，这所当时以培养调干生为主的大学在政治成分上的纯洁性。林希翎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她“是少年红色娘子军出身，是彭老总和陈老总带出来的兵”，“在八一军旗和五星红旗下长大的革命青年，解放后，经由共产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但是，再纯洁的地方，在鸣放中，还是被纯洁者本身搅成了一锅粥。
此前，林希翎已经在人大慷慨激昂地讲了一个下午，由她演讲引起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顷刻间遍布了校园。在礼堂对面的墙上，这边刚刷出大幅标语：“向除‘三害’的勇士林希翎致敬！”那边即被贴上“林希翎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必须批判！”几分钟后，这条标语的下方，又有人铺纸挥毫：“反对卫道者！”墨迹未干，后两条标语的顶上又出现一条：“坚决卫社会主义之道！
但是，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对她一对闪烁如墨玉的乌黑眼睛下，那演讲时条理清晰的表达和富有煽动性的激情语言，留有深刻印象。几十年后，当时人大的一位同学，在回忆录里如是说：“我听过不少教师讲课，听过不少同学发言，我敢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林希翎的鼓动力！”（鲁丹著《七十个日夜----大学生眼里的1957年之春》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林希翎好似一只淘气的猴子，溜出了人大，溜进了政治成分显然复杂得多的北大，大概她想在北大呼唤起更多的知音……
这天辩论会上，林希翎说道：
为了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对外来说我们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可以的。但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不仅在中国根本未曾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问题表明，就连苏联也未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要说这是社会主义，我给它起个名字：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从人民群众能真正享有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和程度来看，当代社会主义的故乡既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苏联，而是在南斯拉夫……
她俨然法律专家的口吻，指出1955年被指控为“反革命”的胡风，根据现已披露的材料，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行。
她说：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把自己的纲领提交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当时批评的宗派主义，实际上还没有现在揭露的现实生活中的1%！
她说：胡风致党中央的意见书大部分是正确的，反对文艺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现中央的“百花齐放”方针与他的意见可谓一致。提意见不能说是反革命，胡风案件原因很复杂，他骂人也够凶的，也很艺术，但依此定反革命罪很不充分，主要是那一时期受了斯大林的影响。当时，斯大林的错误未被苏共揭发，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就不会说他是反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