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人或者整个人类来说，他屹立于世间，能够争雄于地球，他比所有的动物都高明许多倍，主要靠了三个方面的特长：其一是人有思想；其二是人可以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三是人有行为。当然，这个行为需要加些注释，因为动物也是有行为的。动物可以说它没有思想和语言，但是有行为，不过动物的行为只是一些诸如觅食、攻击其他动物、避开敌人等简单的行为，不如人的行为有思想和智慧。至于有些科学家指出了蚂蚁、蜘蛛、老鼠、蜜蜂等动物也很有智慧与技巧，有些方面甚至比人类还高，但起码没有指出动物是“很有思想”的这一点。而人类的行为有些部分固然与动物相差无几，即生存本能方面的行为，但绝大部分的行为都是有明确的思想指导的，都是比动物高明得多也有章法得多的。这一点，我们都不会有什么异议。
就思想、言论、行为三者来说，思想是无形的，只有表达出来，思想才成为有形的东西，那么它就必须借助言论和行为了。就是你不说，把它写成了书，也是言论的一种定形化。而言论不仅是行为的一种（例如谈判、发表宣言、开会讨论问题等等），也是行为的前奏，我们的许多事情都是说了再干的。由此可见，行为是表现一个人的素质、能力、水平、个性，以及完成功名、业绩的最主要的东西。因此，行为是思想与言论的总体现和总概括。
人的一生，确无数多的行为，细碎的不说，重大的行为就不可胜计。而作为人类这样一个整体来说，每一天的行为更难于计算。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个人的、集团的、阶级的许许多多行为构成了我们整个的社会和社会的历史。无论是人类的生存发展史、军事斗争史还是科学发展史，都是人类行为的历史。可是，如此重要的与人类并存的东西，我们似乎对它缺乏足够的研究。相比之下，军事方面似乎好了一些，像中国的《孙子兵法》、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以及瑞士人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等等，可谓着说颇丰。单就中国的兵书而言，就可以编辑成列五六十卷本，这是因为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至今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战争行为的急迫性和重要性，逼使身在其中的人不得不去研究战争的规律。不然，一场战争下来，不是数万数十万人的生死存亡，就是一方诸侯一个国家的消灭与兴起。
而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虽然人类起步较慢，但也是在认真地不断地总结着经验，各种具体的定理定律，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发现着、公诸于世，为人类认识世界和宇宙，为后来的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在铺路架桥。自然，由于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它不像军事学说，还很难有一部类似的《科研技巧论》、《宇宙发展总论》之类的着作问世。
相比之下，人类对自己的日常行为，却始终缺乏研讨，我们虽然可以说中国的儒教是规范人们行为的理论，但那只不过是2000多年前从原始社会进至封建社会时代的理论，毕竟离今天20世纪、21世纪的人太过遥远了，也不适用。今天形势发展之快，使我们上一代人与下一代入都有思想的鸿沟，何况2000多年前的理论呢？而似乎我们的可悲正是在这里，我们今天的人写不出今天的行为科学理论来，却一直要抱着“远古”的理论不放，想用它来规范今天人的行为。动辄就是孔子如何如何说，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如何如何说，把这些老老祖宗的说教当成了不朽经典。这种“理论严重滞后”的情况，不能不说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极大悲剧。
这里，笔者并非是要全盘否定我国的古典理论和传统文化，如若我走到这一步，恐怕会被许多人群起而攻之了。中国古代确有最优秀的思想理论和最优秀的文化，引我们后来的中国人骄傲不已，我们今天研究它引用它都是值得赞许的。而那里面，有精华也有糟粕，扬弃糟粕，留住精华，古为今用，有何不好？而笔者指出的仅仅是这样两点：一，2000年前古人建立的行为准则基本已不适用于今天了。我们尽可以吸取今天仍还有用的某些部分和片断，但却不可把整个理论和整个框架都照搬过来使用；二，难道古人比今天的我们还聪明了许多？难道在今天如此丰富的社会生活状态下我们今人就写不出一部今天的《行为科学论》来？我们的思想是在进步还是倒退？如果是在进步，那么古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
话难说全，这里也如是。今天的社会已经建立了许多道德准则、文明条例、行为规范，建立了许多执法的部门，这都是极其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光讲古人的“仁、义、礼、智、信”、“父慈子孝”、“言必行、行必果”，这世界也非乱不可。但这些仅仅是行为的法则，而不是行为的科学和行为的技巧（或者叫行为的艺术）。固然，行为的技巧的理论也-是奄的，例如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那些谈判艺术、市场理论、股市指南之书就出了不少，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少教益，但充其量只是在某一方面的一得之见，比起像《孙子兵法》这样驾驭军事斗争全局的运筹帷幄、精到深刻的系统理论之作，可以说还不曾看见。
其实，人们是迫切需要这方面的着作的，人们不仅期望自己如何行动有高人去指导，也希望比别人干得更加出色一些，同时，也想了解自己这样干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作为更高一点的要求，他们还想看一看自己的运气如何，能不能帮助他们预知未来。而正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指导性书籍，他们就去求助于鬼神，去求签算命，去买“流年运程”（什么马年运程、兔年运程等等），但那些书的确是唯心之作，有许多宿命论的东西存在，害人不浅，误人前程。当然，大部分人对此也并不全信，只不过将信将疑，姑且看一看而已，如果真的照办，得出的仍不过是似是而非的结果。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愈是在今天科学发展的时代，封建迷信的东西愈有了市场。而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古怪的是愈是那些在政界、商界长袖善舞的人，却愈相信命运和迷信，不仅出门做买卖要带上一个巫师或相士，连住多少层楼房多少号房间都要计较一番，直至像到了中国某些时代，连何时出门、何时动土、何时婚丧嫁娶都要翻一翻“黄历”，择一个吉时良辰才能够行动。
我们还有一些人倒并非出于迷信，被命学相术牵着鼻子走。由于这些人文化层次不高、修养不够，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要三思而后行，只是率性而为，“将军一怒为红颜”、“拳头底下出真理”，就是他们的写照。唐李白有诗云：二桃杀三士，讵假剑如霜。讲的是《晏子春秋·谏下》中的一个故事。齐景公时朝里有三个勇士，名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晏子因恨他们，便给景公献了一计，让景公赐给他们两个桃子，说是赏给功劳最大的两个人，结果三人互相争功，谁也不服气谁，闹得三个人一起自杀而死。因此李白就说道：二个桃子便能杀掉三个勇士，何必要用什么利剑呢？这个故事固然说晏子计谋的厉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三个勇士其实是最缺乏心智的莽汉，这种人是连自己的脑袋掉下来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我们难道不为他们的无知和轻率而悲哀？
所以，笔者以为，应当写出这样一本书，它起码能够说清楚人的行为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帮助人们去认识自己的行为的正确与否，教给人应当怎样去行动。
那么，笔者的这部着作就是这样一部着作。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无疑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任务。
如果这个任务是很好完成的，那也许早该有许多着作问世了，正因为它是极为艰难的，所以虽有人去做，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人类行为科学论》问世。
笔者自然也难于完成这个自己挑选的任务。
但我以为，还是可以把自己对人的行为的科学性的观点提出来加以探讨，并发表一下个人的心智认识的，因此才大胆地写下了这本书。它可能是一坏土、一滴水，有了这一个开头，其他的学者就会一起加入到这一课题中来，因此而堆起一座山，聚起一条河来。然后才有新的巨人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去写出一部不朽的《人类行为学》或叫做什么《某某行为法》来。
但一切的一切并不是在于谁写出了一部什么样的着作，而根本的目的是如何提高今天人的行为档次，让我们的行为变得更聪慧、更文明、更有水平一些。这样，我们就可能减少许多的盲目性、鲁莽性、随意性，人类因此而更加相亲相爱，减少许多不必要发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