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代之前，中国史籍对丝绸之路中道(魏晋以前向称北道)和南道的记载只限于西域36国道路。度葱岭之西后，语焉不详。但裴矩的记述却对葱岭以西诸国诸地行途描述详尽。显然这是非亲身历涉不能致的。这也说明隋代胡商入华贸易的规模和人数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否则裴矩无法“即详众口”，一一订正。《西域图记》记述的中道和南道均在天山以南、河中地区、里海、咸海以南索格狄亚那、伊朗髙原、北印度一线。向北从未超过蒙古高原和南俄草原。它们途经欧亚大陆的主要商业城市和绿洲城镇，远离草原游牧民族的骚扰，是从汉代以来传统的贸易路。在隋之前，对于草原路向无记载并不说明草原丝绸之路不存在。这是因为草原路一直控制在匈奴、突厥人手中。《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曾隐约提到了这条由漠北草原经天山北路去安息的贸易路：
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苦留……至于东罗马帝国、波斯国与突厥人的贸易情形，中国甚不了解，只有《三国志魏书》卷30引《魏略西戎传》时，提到“北新道”这一名称：
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以上诸国皆在我国新疆境内），王治于赖城。转西北则乌孙、康居……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
坚昆国在康居西北……丁令国在康居北……此上三国，坚昆中央，俱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南去车师六国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
人国在康居西北……康居长老传闻，常有商度此国，去康居可万余里。
以上记述表明，从蒙古草原西行，在天山北，阿尔泰山南北，确实有一条通向吉尔吉斯草原北部、里海、黑海以北、南俄草原、伏尔加河流域去欧洲的商路。此路正是希罗多德《历史》、弥南《希腊史》残卷中所说的草原路。不过，《魏略西戎传》中所说的“北新道”只是向北接通“草原路”的一条支线，并不自成一路。张星烺先生注释说：“汉时，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有二道。三国时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即所谓北新道也。它是由玉门关西北行至天山以北伊吾、蒲类(今巴里坤）、吉木萨尔，然后南下高昌接中道。在蒲类海（巴里坤湖)一带向北，北新道可以从三塘湖横越戈壁，沿着阿尔泰山麓与科布多西去的草原路相接。因此，在中国史籍中首次详细记录“草原路”道里的，仍然要算是裴矩的《西域图记》。裴矩所述“北道”，考其途程并非三国时的“北新道”，而是“真正的”草原路：伊吾、蒲类海都是天山以北连接蒙古草原的要冲；突厥可汗庭是指今哈喇和林西北杭爱山、阿尔泰山一带；铁勒部，据《隋书》卷40《铁勒传》记载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在土拉河(独洛河）以北的蒙古草原，“伊吾以西、焉耆以北，傍白山(天山）”，“金山（阿尔泰山）西南”之间的草原上，伏尔加河下游(“傍阿得水”)直至黑海附近(“得嶷海东西”）的南俄草原，甚至拂蒜(东罗马帝国）以东，都有他们的部落。草原路正是沿着这一草原地区到达地中海区的。裴矩能够获得草原路的详细情况，显然是得自突厥人，或经由草原路和中国贸易的西域胡商。公元6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和西突厥人为了绕开波斯人直接贸易丝绸，频繁来往于草原路，突厥人的使节粟特人摩尼亚赫和拜占庭的使节蔡马库斯往返欧亚大陆时使用的正是这条里海以北的高加索大道——草原路。裴矩撰写《西域图记》时，隋代巳收降东西突厥，草原路此时巳畅通平静。唐时，由于中原和草原突厥民族的关系日益密切，人们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情形不再陌生。已有很多史籍记载突厥人、回纥人、吐蕃、大食和黯戛斯(古坚昆国）、东罗马帝国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
三、隋炀帝西巡对丝编之路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促进
在中国历史上，为拓通丝路、经营西域而亲自西征西北边疆，并与西域各国会盟的皇帝，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征对丝绸之路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颇值得在丝绸之路史上大书一笔，不应该以其人而废其事，忽视了其战略意义。
南北朝以来，中国国势衰微。突厥崛起北方，“至大叶护，种类渐强”。从木杆可汗时起，突厥就不断入侵中原，寇抄丝路。北齐、北周时，“佗钵可汗控弦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库以事之。佗钵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个儿常孝顺，何患贫也。隋初立国，突厥沙钵略可汗曾“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入侵西北，屡败隋军，“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北巡雁门，突厥始毕可汗率大军数十万骑包围了雁门塞o突厥对中国的威胁不仅是寇边。公元6世纪左右，突厥通过北齐、北周获取了大量丝帛财富，用以丝路贸易，并控制了西域诸国，切税商胡，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霸。据史书记载，突厥部落“内多群胡”，这是指善于经商，并以贩运丝绸为业的粟特人。在粟特人的帮助下，突厥人与东罗马帝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企图击败波斯人，夺取丝绸之路霸权，由突厥人向西方直接出售中国丝绸。公元568年至576年，东罗马查士丁尼大帝及梯拜流斯二世曾先后派帝国东方市邑宰官蔡马库斯(或译齐马尔克)、瓦伦丁出使西突厥。在西突厥的支持下，东罗马帝国才敢于发动长达20年的对波斯的“丝绸战争”。公元588年，突厥处罗侯可汗亲自率大军30万人攻打波斯。波斯王霍尔穆兹四世命大将巴赫兰处宾迎战，在赫拉特打败了突厥人，占领突厥沛肯城(Baikand，在布哈拉附近），缴获突厥的战利品以胳驼千峰送回波斯(据15世纪史学家密尔洪说波斯人用了25万峰胳驼才运完战利品），其中256峰胳驼专门驮运缴获的黄金和宝石。足见突厥人当时的强大与富有。突厥人的经济主要依赖畜牧业生产、战争抄掠和丝绸之路贸易，而后两者是其迅速聚集财富的主要手段。因此，突厥人在丝绸之路上的霸权和对丝绸贸易的危害也是隋朝亟待解决的另一大威胁。
除突厥外，吐谷浑是隋朝在经营丝路、发展丝路贸易时亟待解决的又一大威胁。
吐谷浑是原居辽东的鲜卑族慕容部。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慕容涉归死后，其子吐谷浑率部众1700户迁徙阴山草原。永嘉之乱起，又乘机从阴山南下，经河套，越陇山，居抱罕西北罕幵原，后又向南、向西扩张。到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吐谷浑死后，其子吐延继之。吐谷浑强盛时，控制的地域东起洮水，西至青海都兰、巴隆，南抵四川阿坝(昴城）、松潘(龙涸），北达青海湖。吐谷浑又融合了甘肃南部、川北及青海土着氏、羌之族，成为这一地区的大国。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吐谷浑势力又从青海向西域发展，占据了善(若羌)、且末。这样，吐谷浑的疆域就“东至垒(叠)川（甘肃迭部东南），西邻于阒，北接髙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实际上控制了西域南道，虎视河西古道。吐谷浑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当中西陆路交通之要冲，在中国南北朝对峙的形势下，吐谷浑充分利用商业区位优势，积极发展与周边各族、各国的贸易，参与中西陆路丝路贸易。《北史》卷96《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商业经济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吐延以后，吐谷浑的农业和牧业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畜牧业经济出现了商品化趋势，成为其发展、参与丝路贸易的经济基础。他们培育的“青海聪”、“龙种”等名马以及牦牛、耕牛、蜀马受到中原南北朝廷的欢迎。从吐延的先祖阿柴王起，吐谷浑就制定了与南朝、北朝积极发展经济、政治关系以求生存的国策。自阿柴起，吐谷浑均接受了南朝宋、齐、梁封号“河南王”。据文献记载，吐谷浑曾向刘宋遣贡使20次，向南齐遣使1次，向梁朝遣使9次。这种政治关系有着明显的经济目的虽复苞篚岁臻，事唯贾道”。足见吐谷浑与中国南方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应该说由西域南道经青海、川西北通往江南贸易路也是由吐谷浑开辟的，这是吐谷浑政权对丝绸之路的一大贡献。
吐谷浑与北朝的关系比较复杂。吐谷浑的崛起壮大成为北魏统一西北的一大障碍，而且它积极发展与南朝政治经济关系以求抗衡北魏的策略甚为北魏忌恨。因此吐谷浑和北魏曾多次发生战争。但由于吐谷浑处于西北贸易路上，西域商人与北魏的贸易必得通过吐谷浑，吐谷浑的良马又是北魏急需的物资，所以北魏不得不与吐谷浑贸易。而吐谷浑也需要从北魏得到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日用商品。因此尽管屡有争战，但从北魏皇兴四年(公元470年)战争以后，直到北魏分裂的60年间，吐谷浑与北魏的贸易来往仍极密切。据文献记载，其间吐谷浑向北魏派遣贡使达56次，有时一年可达三四次。北魏分裂后，吐谷浑与北朝仍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据记载，自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年)到北齐天保四年(公元553年），吐谷浑就向东魏、北齐遣使贸易10次。据《北史》卷96《吐谷浑传》记载，西魏废帝二年，吐谷浑王夸吕派贡使通于北齐，被西魏凉州刺史史宁设在凉州西赤泉的伏兵袭击，俘获的吐谷浑贡使是仆射乞伏触状、将军翟潘密，商队中有“商胡三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由此例可见，吐谷浑贡使北朝实际上是由武装保护的国家商队贸易，而这个商队除了吐谷浑商人外，还有受吐谷浑保护的，从西域来的数量颇巨的胡商以吐谷浑商队的身份与中国贸易。
永嘉之乱后，河西古道上曾建立五凉割据政权，中经南北朝，中原板荡，河西走廊形势愈加混乱，丝路贸易也更为困难。于是由吐谷浑开辟的“青海路”便成为由丝路南道和阒、且末、鄯善人青海去中原的要道。据记载，至迟在公元4世纪前半叶，吐延在位时“青海路”就已开辟。此时正是中国北方十六国大分裂时期，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原文误为“公元389年”。一编者注)法显取经即由兰州、西宁、大通、门源至张掖，然后西去；公元420年(刘宋永初初年），昙无竭也经兰州、西宁，穿越柴达木，西入西域道；公元452年(刘宋元嘉29年)僧慧览从西域南道经和阒至青海河南而返；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宋云、惠生一行由洛阳西去鄯善，经由西宁而至。他们到鄯善时，见“今城（内主)是吐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二千，以御西胡”，说明西域南道已为吐谷浑扼守。公元559年(北周武成元年），乾陀罗人阇那崛多由印度来中国长安，经由柴达木、西宁，道路依然畅通无阻。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的形势下，中西交通的坦途只有通过吐谷浑扼制的青海、鄯善、且末一线。这样，吐谷浑在南北朝至隋的200年间，实际上充当着丝绸之路中西商客的保护者、向导、贸易中继人的角色。前述凉州剌史史宁在赤泉劫获的吐谷浑商队，就是在吐谷浑护送下去中原的西域商队。
梁朝时，啦哒(《梁书》作滑国，在今阿姆河流域)、波斯、龟兹、于阗均遣使修好通贡。《梁书诸夷传》滑国”条记：眠啦(滑国)与梁朝通使贸易概由吐谷浑人担任向导、翻译：
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
《宋书吐谷浑传》也记述吐谷浑：
锦组缯纨，见珍殊俗，使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
“青海路”又称“河南道”，因为它是北魏至隋唐由“吐谷浑人出入西域之道”为基础开辟的商路，所以又叫“吐谷浑道”。当时吐谷浑通西域的商路有三条。其一为北路：由伏俟城(今青海都兰县)西北过巴克柴达木，伊克柴达木，越当金山口到敦煌南湖，合阳关古道去西域南道。其二由伏俟城经西过巴隆，渡奈直河，横越阿尔金山到鄯善(若羌)。其三由伏俟城西南顺楚拉支河干河谷入新疆，越过阿尔金山隘口后，沿着昆仑山北麓的雅克库木湖，顺车尔臣河源南下，直插且末、和阗。1956年在青海西宁曾出土76枚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铸银币和大批“泉货”、“开元通宝”等中国货币。这说明吐谷浑人开辟的青海路一直到隋朝、唐朝都是很繁忙的商路“西域通江南道”和“青海路”的开辟不但说明吐谷浑商业经济的发达，而且说明吐谷浑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自南北朝以来，随着吐谷浑在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扩张和寇抄，它对丝路贸易的危害也日趋严重。尤其是吐谷浑和突厥夹峙丝路南北，成为西陲长期不安定的根源。隋初开皇年间，曾多次对吐谷浑用兵，但均未能彻底铲除丝路隐患。
隋炀帝西巡之前，隋朝已成功地分化了东西突厥，使突厥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势力瓦解，启民可汗、处罗可汗归降朝廷。伊吾城的设立标志着隋朝已经打通了等绸之路。大业三年，裴矩策动铁勒大破吐谷浑，大业四年又派宇文述率大军人临羌城，连拔k头、赤水二城，俘虏吐谷浑王公、尚书、将军等上层人士200多，歼灭3000余，虏男女4000余口。伏允可汗逃窜雪山深处。大业五年，隋扬帝亲征吐谷浑，说明隋朝极其重视吐谷浑地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遒价值，并决心彻底解决大丝路以南的威胁。大业五年3月，隋炀帝由长安至临津关，渡黄河，进入青海，在袁覆川组织会战，以大军40万合围吐谷浑主力10余万。吐谷浑军被彻底歼灭，可汗伏允逃窜党项。隋炀帝即循扁都口进河西走廊重镇张掖，在燕支山会见西域27国；召开贸易盛会。吐谷浑之役后，隋朝迅即在其故地设河源、西海、且末、鄯善四郡，“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4000里，南北2000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
隋炀帝西巡是隋唐时期经略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在丝绸之路史上有着极大的意义：
1.丝绸之路大丝道向为中西交通孔道，而河西走廊为其咽喉。隋初以来，“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尤其吐谷浑，地近河西，窥视丝路，屡寇凉州。由于陇右河西受到吐谷浑的骚扰，隋朝初年的丝路贸易实际上巳经停止。西巡的胜利彻底地解除了大丝道(西域道)的威胁，开创了唐代丝路贸易的繁荣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