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伟
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和丝路贸易发展的顶峰。其经营丝绸之路的一些战略措施意义深远，这里有必要详细论述，以期引起研究者重视。
一、裴矩在河西走廊的招商活动
公元6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中国北方、西北和中亚地区正处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融合的浪潮中。这个浪潮不但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启动了丝绸之路的复苏，而且引起了隋对西北形势的关注。当然，一方面是认识到了西北商业地理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忧虑崛起的突厥、吐谷浑诸族阻断西北贸易路对隋将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害。隋文帝对突厥的诏书真切地反映了隋代统治者的心情：
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优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
恶积祸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清边制胜，成策在心。凶丑愚阉，未知深旨，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乘昔世之骄，结今时之恨。近者尽其巢窟，俱犯北边寇据丝绸之路的游牧诸族与中国的关系是极不稳定的：
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
他们可能成为沟通丝绸之路贸易的力量，也可能危害丝绸之路。因此关键在于隋朝经营丝绸之路的方略是否得当。
隋朝建国伊始，一方面采取政治和军事方针，展开对丝绸之路构成最大威胁的敌人突厥、吐谷浑的斗争，拓展西北疆域，建立对西域发展贸易的商镇和保卫丝绸之路的军镇；另一方面派重臣裴矩在河西走廊进行招商活动，扩大隋与西域、中亚、波斯的经济联系，积极发展丝路贸易，使隋朝的经济影响迅速扩展到败亚大陆广阔地域。从某种意义上说，裴矩的招商活动为以后隋唐丝路贸易的全面繁荣和丝绸之路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数百年来滞缓的丝路贸易从隋唐起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的研究，注重汉唐时代对丝绸之路的经营，而往往忽略了承前启后的隋代这一特殊时期，对裴矩的贡献缺乏足够的评价。因此我们在丝绸之路研究这一编中专门评述。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河东裴氏自东汉以来世为显宦。裴矩的九世祖裴锐在晋代任太常卿，因避永嘉之乱，曾率族迁居凉州。后来苻坚灭前凉，方东徙解县。因此，裴矩对西北的认识有家学之渊源。裴矩入仕隋朝以后备受重用，曾参加和领导了平陈、平定岭南叛乱的军事活动。特别是参与制定和执行了隋朝对突厥、吐谷浑政治、军事斗争的政策。隋朝经营丝绸之路，开拓西北疆土的国策即出自裴矩之手。作为关陇军事集团的才干，裴矩“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末，师出玉门的西北政策，不仅符合关陇集团的利益，而且也顺应了历史形势的发展。
裴矩曾出使突厥，以下嫁公主和亲的策略联络与隋友好的突利可汗，劝说东突厥都兰可汗放弃与隋敌对的政策，杀死大义公主，从而翦除了东突厥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以大义公主为首的反隋势力。以后裴矩又以行军长史和太平公史万岁出定襄道平定寇边的西突厥，“破达头可汗于塞外”。启民可汗即位归服隋朝时，裴矩又受隋炀帝委托去抚慰突厥人。大业初年，隋炀帝“方勤远略”，委派知晓西北边事的裴矩“监知关市”，到当时西域诸蕃与中国交市的主要城市张掖“掌其市”。裴矩颇具眼光，主动交好“诸胡商至者”，“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掌握了西域诸国国情。所以说，裴矩是当时隋朝对突厥、西域诸国情形最熟悉的人。裴矩对西域形势的分析也是比较中肯、客观的。他认为，自汉以来，西域36国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友谊和隶属关系。中国在西域常设都护、校尉“以存招抚”，从而保证了该地域的安定与丝绸之路的畅通。东汉以后，由于中国国势蹙敝，国家放弃了西域，对其情况渐不了解：
虽大宛以来，略知户数，而诸国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幕录，世所弗闻。复以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Q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兼复部民交错，封骚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于阗之北，葱岭以东，考于前史，三十余国。其后更相屠灭，仅有十存。自余沦没，扫地俱尽，空有丘墟，不可识记。
中国势力退出西域使这一地域失去了制衡力量，结果西域各国“兼并诛讨”，“更相屠灭”，造成局势混乱，丝路断绝，对西域诸国自身也带来了痛苦。而突厥、吐谷浑乘机称霸丝绸之路，“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突厥对西域绿洲诸国控制极为严密，常以和亲为名拉拢各国结为同盟与隋抗敌。如康国代失毕王，其妻即为突厥达度可汗女；高昌王麴嘉之妻为突厥可汗女，嘉死，子麴坚收继为妻。麴坚死，“突厥令其依俗”强迫其子麴伯雅收继祖母突厥王后为妻。西域诸国若稍不服从，突厥即兴兵灭国。如昭武九姓国中的石国，“曾贰于突厥，射匮可汗兴兵灭之，令特勤甸职摄其国事”。西域诸国根据生产，必须“每岁常供送于突厥”，假如有商胡往来丝路，诸国还须征税交呈突厥。
裴矩认为，突厥压迫西域诸国，危害丝路贸易，已经失去了西域诸国民心，尤其是胡商，反感为甚。所以各国秘密假商人通款，期望隋朝经营丝绸之路：
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
而当时隋朝国力强大，“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汛蒙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完全有可能经略西域，重通丝路。裴矩在《西域图记序》里表达的这种政策思想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保守思想和当时反对重通丝路的人的驳斥（“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裴矩的思想不仅反映了隋朝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而且也顺应了历史发展，尤其是大丝路(丝绸之路西域道)复苏后中西交通、丝路贸易的趋势。
无庸讳言，隋朝统治者经营西域、拓通丝绸之路的事业仍然富有浓厚的中国君主传统的“怀柔远国”的政治思想色彩，但其本质上也代表着中国重新大一统后国力的水平和中古以后欧亚大陆国际贸易的动因。隋炀帝受裴矩思想影响，对发展丝路贸易甚为关注：
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呑。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0大业初年遂派裴矩到魏晋以来西北丝路贸易的门户张掖，命他“监知关市”，主要的任务是、引致西蕃”，进行招商活动，“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吸引西域诸国与中国贸易。由于中国长期战乱，西方诸国的商人对隋朝经济恢复发展的情况和对外贸易政策不甚了解。裴矩采取的策略主要有两条：一是给予和中国贸易的胡商以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扩大中国的影响，鼓励更多的西方商人与中国贸易的热情。二是向西域各国来华的使节展示中国的富有，介绍丝路贸易的广阔前景，推动西方诸国统治者以国家形式发展国际贸易。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裴矩终于促成隋炀帝巡幸河右，在结束了对吐谷浑的战事后，于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县焉支山)下会见西域各国国王及使节。事先，裴矩曾往敦煌，派遣使者赴高昌、伊吾等国，以巨大商业利益为条件，说服其国君来参加这次会见。由于裴矩的努力，“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这次会见是隋建国后与西域、中亚27国正式建立政治经济关系。隋炀帝厚待各国使节.
皆令佩金玉，被锦扇，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中国皇帝亲自西巡，在丝绸之路重镇上隆重接见外国君主和贡使、商人，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对发展丝路贸易的重视。这给各国留下极深的印象。因此，这年冬天(大业六年)便有更多的外国使节和朝贡者不远万里，涉流沙、度葱岭，来到东都洛阳。裴矩认为这是展示中国繁荣昌盛、发展对外贸易的大好机会，劝说隋炀帝盛陈文物，大开市禁，将这次朝贡的机会变成一个多月的洛阳国际交易盛会。于是：
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
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而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
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
洛阳和张掖的国际交易大会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创举，规模空前。张掖盛会，西域诸国来贡者有30余国气洛阳盛会期间，西域诸国仍“相率来朝贡者三十余国”可见裴矩的招商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控制丝绸之路，建立与西方贸易的桥头堡，隋朝遣大将薛世雄在丝绸之路北道要冲伊吾屯兵建城。同时派裴矩往伊吾，“共往经略”，使伊吾成为丝路贸易的前进基地。裴矩明确向西域各国宣告，伊吾城是一座贸易城，欢迎各国就近前来贸易：
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伊吾贸易城的设立解除了西域诸胡的疑虑，方便了丝路贸易。从此西域各国“咸以为然，不复来竞”，这就创造了和平安定的贸易环境。据史书记载，由于裴矩在河西的招商成功，引致贸易的西域、中亚、西亚各国多达44国。这是东汉以后数百年间从未有过的盛况。
二、《西域图记》记述的隋代丝绸之路概况公元2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不仅是欧亚大陆，也是中国北方民族迁徙和融合的伟大时代。在这种壮观动荡的背景下，丝路贸易固然会在某一区域、某一时期或某一突发事件中受到挫折，但是由于欧亚贸易的经济格局和巨大经济利益正在日益影响着这一地区，所以开辟新的贸易路，寻求新的贸易伙伴，尝试新的贸易方式的努力也会空前地积极热情。此外，刺激民族迁徙的经济动因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于使不少富有冒险精神和渴望财富的民族自愿弃别故乡，跋涉在草原戈壁，雪山绝域，成为贸易路上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商业民族。在这数百年中，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开辟了新的商路，发展了自汉代以来的丝绸之路，使中西文化交流在经济力量的推动下以宏伟的气势向前发展。因此，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裴矩所着《西域图记》记载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是3个多世纪来唐朝之前丝绸之路沿革发展的总结；是匈奴、鲜卑、柔然、哏哒、月氏、突厥、粟特、波斯、吐谷浑、昭武九姓胡以及突厥曷萨人、西徐亚人等在欧亚大陆广阔区域内进行民族迁徙和商业经济活动道路的历史记录文献。其价值和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
隋初裴矩就已参与对突厥的战事和政治斗争，多次出使塞外，多有建树，并熟悉边事。《隋书裴矩传》记载，当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场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
裴矩所撰《西域图记》是他深入西域商人中，多年辛勤调查访问所得。（“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其撰着的出发点乃是发展与欧亚大陆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此，重点在这些国家的风俗、山川道路和胡中宝物出产(“今者所编，皆馀千户，利尽西海，多产珍异。”)。该书除文字记载外，且“丹青模写”，配有图绘，详细记述了西域、中西亚等地与中国有经济贸易关系的44个国家的详情。特别重要的是，记述了由这些国家到中国的各条商路。因此可以称《西域图记》三卷是中国最早的一本“通商指南”或“商业地理文献”。
《西域图记》说：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霖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怳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西域图记》所记西域通中国的南、中二商道，实为自汉代以来在天山以南(西域36国地区)的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通过的贸易路。说明自汉代以来，这两条商路一直是传统的贸易路。隋代来中国的许多西域富商大贾经常跋涉此道，对沿途绿洲商镇和道路走向了如指掌。在此我们试作解析：
南道：从敦煌阳关出发，经西越过库姆塔格沙漠南缘就到了鄯善(即今新疆若羌县)。然后沿着塔里木盆地南缘和阿尔金山以北的洪积冲积扇台地上的带状绿洲诸城于阗（今和田）、朱倶波(叶城以南)西行，至帕米尔高原上渴盘陀(塔什库尔干县；编者注：与上文中“喝盘陀”为同地异名）。越过葱岭，经过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古代护密国），进入南亚次大陆上原大夏王国地区(阿富汗、巴基斯坦)诸国到北印度，然后或从海上，或从陆上经波斯去地中。
中道：从敦煌出发经西北至天山以南的髙昌王国，然后南至焉耆，沿着塔里木盆地北缘塔里木河流域的绿洲诸国龟兹(库车)、疏勒(喀什)西行，度葱岭，进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钹汗国(今乌兹别克的费尔干纳。古称渠搜国，与中国素有交通），苏对沙那国(今乌兹别克的乌拉秋另），在费尔干纳和撒马儿罕之间，又称东曹国、窣都利瑟那），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又称悉万斤、飒秣建、萨末鞑），曹国(今撒马尔罕西北，后称西曹），何国(今撒马尔罕西北，又称贵霜匿、屈霜你迦），大小安国(今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大安国称副货、忸密、捕喝、布豁。此城是泽拉夫尚河畔最古老的商业城市。小安国在布哈拉东北，故又称东安，或称喝汗、喝扞），穆国(土库曼的马里或查尔朱，古称木鹿城，波斯大商道上的重要商埠，为安息故地)。上述各地倶为粟特地区商业发达的昭武九姓国或伊朗高原上的国家。中道正经过这一繁华的商业诸城地区，横穿波斯，直达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
裴矩的记载“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所以他记述的许多商路都是胡商亲自经历过的。《西域图记》后来失佚，我们所能知道的内容仅是《隋书裴矩传》中转述的一点，对各商路的记述，该书肯定还有更为详尽的内容。因为他曾写道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