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护马匹等大牲畜的发展，唐玄宗还于开元十一年颁布一项禁令，不准宰杀马、驴、牛等。规定自今以后，非祠祭所须，更不得进献马牛驴肉，其王公以下，及今天下诸州并诸军宴设及监牧，皆不得辄有杀害，仍令州县及监牧诸军长官，切加禁断，并委御史随事纠弹o这对发展畜牧业无疑是有作用的。
马业，不利于国计民生。为此，魏元忠曾向唐高宗建议“弛禁”，尽管唐高宗很以魏元忠的建议为善，却没有付诸行动，所以养马业照旧不很景气。
唐玄宗当政后，一反高宗以来的作法，大力号召民间养马。开元九年诏云：“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这一政策，找到了先前不养马的原因，解除了百姓的顾虑，激发了养马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此后，民间马匹大量繁殖，马匹之众，甚至军中步兵，“皆有私马自随”，步兵成了骑兵，作战如虎添翼，其优越性自不待言。私马的不断增生，必然会大大充实官马。随着民间畜牧业的大力发展，大牲畜的增多，也必然会促进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其三是通过与突厥、吐蕃等游牧民族互市，引进良种，改造官马的品质。突厥等游牧民族是不乏良种马的，贞观二十一年，骨利干来献马百匹，其中十马尤骏，唐太宗特地为之制名书赞，足见其马匹之好。吐蕃所居的青海，也有号称“龙种”、日行千里的青海骢马。因此，通过互市的办法，改良官马，补充官马，也是发展养马业的一条途径。
早在李唐起兵太原时，就同突厥有过马匹交易。当时突厥曾派人“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以后也不断进行马贸易。如《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条就写道吐蕃之寇瓜州也，遣毗伽书欲与之共入寇，毗伽并献其书，帝嘉之，听于西受降城互市，每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同吐蕃之间的马贸易也是一样，如《新唐书吐蕃传》就记载：“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当时在西北边地屯防的将领是颇知道与游牧部族互市的好处的，如身兼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节度使任的王忠嗣，“每至互市时，即髙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由于不断买进良种胡马，这就加速了养马的发展，“迄于天宝，战马蕃息”。
总之，选地适宜也好，善于用人也好，措施得力也好，关键还在于朝廷的重视。唐太宗于马上打天下，遇到的又是突厥这样的马上劲敌，所以深知养马的意义。他本人非常好马，又亲理马政，于贞观二十年过陇山到牧马地西瓦亭(今秦安县境)巡视养马现场，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大力发展养马业。《新唐书兵志》讲：贞观中，置8马坊，划地1230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此外，还规定初税草以给诸闲，而驿马有牧田。”至于唐玄宗，对于马匹，更是“简心膺善畜之”，锐志复兴养马业，以致收到了“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的成效，确保了西北边防的强固，促进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
以上简要分析了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在河陇地区推行足食足兵政策，积极幵展屯防、屯粮、屯牧的情况，这些包括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方面的经营，收到了广泛的效果。
第一，确保了河陇地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解决了京城的粮食问题，促进了开天盛世的到来。如前所述，河陇一带，有发展农牧业的优越条件。但是条件必须同人的因素结合到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人民必须安居，才能乐业。隋末乱世，生灵涂炭，谈不上安居，也无从乐业，故河陇面貌只能是“州县萧条”，“五年不复”。到了唐代，随着边防的巩固，这里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百十年，这就给农、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则使唐政府在这一地区采取一系列改善生产条件的措施，刺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加速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我们知道，隋唐之世，北方经济不如南方发展，国家一切费用开支都靠南方漕运，国都长安虽然据有关中之饶，然而稍遇灾情，便发生饥荒，皇帝只好带领百官到洛阳“就食”。《文献通考》卷21曰开元以前岁若不登，天子尝移跸就食于东都。”唐中宗李显就有“逐粮天子”的称谓。但是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国家却下令“罢江淮运，停河北运”。就是说，由于经营河陇，才解决了京城的老大难问题，并促成了开天“盛世”的出现。《唐语林》卷3曰：“开元初，上留心理道，革去弊说。不六七年间，天下大理……人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四方丰稔，百姓乐业，户计一千余万，米每斗三钱，丁壮之夫，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不赍粮。”这里尽管不乏溢美之辞，也还是能够反映出河陇经济在全国的地位与作用：国家在这里的收入已经可以同东部诸道相匹敌，河陇地区已经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可以断言，河陇经济的发展，是给唐王朝增添了一根新的输血管道：既保证了西北边防军队的给养，又充实了长安皇家的仓廪。因此，安史之乱爆发后，太监骆承休建议唐玄宗迁居河陇。诗人元稹不无感慨地留下了“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西凉伎》)的诗句。直到长庆年间，刘元鼎出使吐蕃，路过河陇，这里还是“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仍然留有开天时期经济繁荣的遗痕。
第二，促进了中西贸易的进一步开展。河陇很早以来就是国际贸易市场，到了唐代，随着边防的巩固，四镇的恢复，丝路的畅通，加上河陇农、牧业的发展，为商业的开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兴胡之旅，岁月相继”。一批批中亚各国商人牵着骆驼，赶着驴、马，穿越河陇，东抵长安、洛阳，把珠宝、药物带进中国，又将丝绸、瓷器运到中亚、欧洲。沙州、甘州、凉州等地是各国商人经常落脚、经商的处所。当时在沙州境内的石城镇，就聚居着大批康国商人气而在沙州西北方向的“兴胡泊”，也是兴胡居止的地方气所谓“兴胡”，其实是指胡商，吐鲁番出土的一些文书就写有“兴胡XXX的字样。这类文书很多是请过所(通行证)到沙州经商或自沙州返回西域的。如《开元二十年石染典自瓜州返安西过所牒》上还记有“沙州市斟同。市令张休”字样，说明当时沙州设有胡汉进行贸易的“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件天宝年间关于胡奴多宝的买卖文书上则写着“奴主行客王修智”、“保人行客张思禄”，这里的“行客”进一步说明当时沙州不仅有市，而且有类似同业行会性质的组织“行”，“行”有“行头”，“行”里的商人叫“行人”“行户”，其中有的“行”就专门从事奴隶买卖。由此不难窥得当时沙州商业发展的盛况。沙州是国际贸易市场，瓜州则是中转站。据《吐蕃历史文书》载：“汉之财物运往河西，E：存于瓜州，悉为吐蕃所夺”，以致吐蕃的百姓都能穿上汉地的上等丝绸。这说明运到瓜州的名贵丝绸、上等衣料为数相当多，这些丝物肯定不是分给士卒的，而是用以同胡苘进行贸易近年来在敦煌曾发现大量唐代丝织物，染色鲜丽，手艺精巧，为唐代敦煌丝绸贸易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唐朝前期对与西域各国通商一向都很重视，这不仅仅是因为西域商胡带来了供宫廷靡费的奢侈品，更重要的则是因为这样一来，增加了国家收入，故史称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
第三，推进了汉民族和边地少数民族的融合。秦汉以来，河陇一带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所谓“河西诸州，蕃、浑、嗯末、羌、龙狡杂”。唐代前期，这种状况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内地汉族人一批批来到这里，这正是《旧唐书吐蕃传》说的，“岁发山东丁男为戍卒，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随着府兵制的废弛，唐政府又广募健儿兵，通过“给田地屋宅”、“赐物”、“永年优复”等办法，鼓励戍卒迁居边疆，有很多号称“长征健儿”的内地汉人携家带眷，移住西陲。内地汉人为河陇边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这里的生产。另一方面是各少数民族慕化内附，侨居河陇。《旧唐书，地理志》载吐浑部落、兴昔部落、阁门府、皋兰府、卢山府、金水州、蹄林州、贺兰州，以上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宓、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共有户五千四十八，口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在陇右道也住有突厥内附的3州、27府。此外，还有从中亚迁居到甘、凉一带的“昭武九姓”，如安、石、康、米等。其中的石国人原先曾聚居于伊州，贞观年间，“慕化内附”，首领石万年率7城归降了唐朝。对于陆续内附的各少数民族，唐政府也吸取以往安置不善以至于酿成叛乱的教训，晓谕所在军州牧将要倍加抚恤，“申其冤，尽其理，问疾苦，知饥寒，公私不得相侵，巨细必令无忧”。并派御史巡访察闻。胡、汉各民族一起开发边疆，建设河陇，往来贸易，互通有无，从军打仗，保卫边防。如回纥部落征战有功者，很多都加入了赤水军。哥舒翰所统帅的士兵，少数民族与汉人混染，很多出自奴刺、朱邪、契宓、沙陀、思结等十三部落。
唐代前期，唐王朝同周边民族吐蕃、突厥上层贵族政权，虽一度互为敌国，频有战争，但在各族人民之间，并未中断友好往来。与吐蕃岁时往复，信使相望”，“修其旧好，同为一家”。与突厥，一次就送给“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当和好之时，“甲兵休息，互市交通”，通过马羊彩帛贸易，“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出现了“蕃汉非常快活”的融洽局面。
在风俗习惯上，各少数民族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渐习汉俗；而汉民族也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加以发扬。这种文化交流和风俗习惯上的互相渗透与融合，为后来各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第四，加速了人口的增长。环境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给人口的增殖创造了条件；商业的繁荣则吸引着各族人民不断往来于河陇地区，其中有不少定居到这里的。再加上唐王朝从内地征调的大量戍卒长期屯边，遂成移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所有这些原因在开天年间使河陇地区人口的发展，达到了极盛的时期。现仅以河西道治所凉州、陇右道治所鄯州，并于各道举一州(河西甘州、陇右渭州）为代表，列表统计河陇人口增殖情况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到，河陇各州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遍都在增长，至天宝时竟达唐初人口的3倍以上。这还仅仅是官府数字，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口是无法统计进去的。
第五，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丝绸之路的畅通，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河陇地区是这种交流的中转站，因此，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凉州一带是胡汉杂居的地方，歌舞之风极盛，所谓“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即是这个意思。当时人郑楽说“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之。”《通典》卷146曰又有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诸乐咸为之少寝。”西凉乐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以“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这种胡汉共融于一体、相互学习而创造出来的乐曲格外动听，别具一格，故“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歌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
如果说凉州一带是音乐舞蹈之乡的话，那么敦煌更是文化美术之邦。丝绸之路分为三条，无论哪一条都发自敦煌，可见敦煌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上，敦煌势必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从而成为一个文化发达的都会。陈垣先生指出敦煌自汉唐为中西交通的孔道，人文之极盛，外来宗教如佛、如祆、如景、如摩尼，皆先后集其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唐代遗书，其中就包括了当时西域的各种宗教，各种文字，而其中佛教经典为数最多，占了遗书总数的90%以上。佛教自汉代传人，至唐已普及全国，蔚为盛事。河陇寺塔遍地，较大规模的石窟，到目前发现的就有20多所。“神庙是神圣的银行”，敦煌既是国际贸易市场，又是佛门胜地，因此信徒络绎，香火不断，兴塔造象，极力鼓吹，于是出现了宣传佛教的艺术。有以俗讲、俗曲为形式的说唱文学，有以壁画、雕塑为形式的石窟艺术。尤其莫高窟的壁画、雕塑，以隋唐时期为最多，其艺术性也以此时为最高。特别入唐以后，“日趋雍容，清新华贵，惊彩绝艳”，“逮于盛唐，抵于至极”。堪称古代东方艺苑的明珠与瑰宝。敦煌盛唐时期的艺术所独具的特色、鲜明的形象，是与盛唐社会繁荣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它是盛唐社会的缩影，是中西友好往来的结晶与见证，同时也是唐代河陇历史的形象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