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关之东徙与伊吾路之开通当有关系。《周书》卷54《髙昌传》末云：
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云。
又《北史》卷97《髙昌传》云：.
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据此是伊吾路之开通盖始于六朝也。《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纪太元十年光自龟兹东归：
苻坚高昌太守杨翰说其凉州剌吏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关，熙不从。及至玉门，梁熙传檄责光，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D杨翰劝梁熙守高桐、伊吾二关，二关今地无可考。然既以伊吾名关，必在伊吾，则吕光东归或已取伊吾路矣。又《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翯传》纪翯于庚子元年（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
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
此处之玉门已西以及屯玉门、阳关诸语中之玉门，皆当指玉门关而言，且疑已在敦煌以东。而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以及玉门大护军营屯戍之所，亦当求之于唐代瓜州境内，而不尽如静安先生所云在敦煌西北之玉门关。玉门关之东徙，或者即在典午末叶，五凉鼎盛，伊吾路开通之际，亦未可知也〔19〕。
诸书亦未有言义潮在瓜州境内兴复水利大事屯垦者。则苦峪城断碑不一定为颂扬义潮功德之作也。案《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新唐书》卷133《张守珪传》文略同）云(开元)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奂死，河西怕1惧。以守珪为瓜州剌史墨离军使。领余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守珪以战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珪设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张守珪在瓜州兴复水利重整屯垦之举，与苦略城断碑所纪颇相仿佛，则此残碑者或即史书所纪之州人纪事之刻石耳。故疑世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即唐代之瓜州故址也。
[12]《岑嘉州诗集》卷2《玉门关盖将军歌》有云：“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百草祜(岑诗作“白草枯”。——编者注)。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庚。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且欢娱。”唐时之玉门关屯兵五千人，其规模可想而知矣。盖将军为盖庭伦非盖嘉运，说见《清华学报》第8卷第2期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肃宗至德元载42岁条。
[13]斯坦因考奘师自瓜州至伊吾行程，具见其所着Serindia，Vol.IDpp.1097、1099、1142、1147。案唐释道宣《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第4记自唐至印度凡有东道、中道、北道之别。其东道取鄯州人吐蕃以至北印尼婆罗国。
中道则“从鄯州东川行百余里，又北出六百余里至凉州。从凉州西而少北四百七十里至甘州。又西四百里至肃州。又西少北七千(一本作十，疑俱有误)五里至故玉门关，关在南北山间。又西减四百里至瓜州。又(一本无又字)西南人碛三百余里至沙州。又西南入碛七百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娄兰地，亦名鄯善”。此所谓中道，约略相当于汉以来之南道。唯自肃州至玉门关，自玉门关至瓜州道里，揆之诸书无一相合者，传讹致误，亦无从校正也。“其北道人印度者，从京师西北行三千三百余里至瓜州。又西北三百余里至莫贺延碛口。又西北八百余里出碛至柔远县。又西南百六十里至伊州。”清乾隆时常钧着《敦煌随笔》卷上哈密条记自嘉峪关以外取道哈密凡有三途，其第三道由安西之白墩子、小红柳园、大泉经马莲井子、博罗砖井、白石头、镜儿泉、北苦水、塔尔纳沁、黄芦冈，以达于哈密，计程810里。夏君作铭谓道宣所云之北道与常钧书之第三道约略相当，由马莲井子至塔尔纳沁，然后西南至哈密。《辛卯侍行记》谓唐柔远即今沁城(塔尔纳沁），两者所记正相符合。道宣北道较之奘师行程似乎稍北云云。夏君之言甚是。道宣所记盖即六朝以来之伊吾路也。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2有《西域僧锁喃嚷结传》，谓锁喃嚷结自高昌东行三千里过沙河至五烽，烽各有王云云。其所云略似《慈恩传》，而错乱不可究诘，述玉门关，且迳取《慈恩传》语。疑此是李氏故弄狡狯，虚构此僧，复刺取故书以相渲染。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典要也。
〔14〕关于建安十五六年陇右羌氐之乱，可参看《三国志魏志》卷30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延康初酒泉、张掖之乱可参看《魏志》卷2文帝延康元年五月条，又卷18《阎温传》。戊己校尉之置在黄初三年，见《魏志》卷2，又卷18《阎温传》附《张恭传》。
〔15〕石室本《敦煌录》全文收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卷《史传部》。
〔16〕案乐生为何如人，不可考。《魏书》卷7《髙袓纪》记有延兴三年“七月乙亥蠕蠕寇敦煌，镇将乐洛生击破之，事具《蠕蠕传》”之文。然今本《魏书》卷103《蟠蠕传》并无延兴三年七月敦煌镇将乐洛生破蠕蠕事，致乐洛生事迹遂无可考。《魏书》之乐洛生与石碣上之乐生是否一人？所谓泰始，究为晋武帝年号，抑系南朝宋明帝之年号？如为晋武帝，则与北魏高祖孝文皇帝相去二百年，石碣上之乐生与为敦煌镇将之乐洛生自属二人。如为宋明帝，则乐生或即乐洛生。唯以北魏之镇将而又遥奉南朝之正朔，此亦事之不可解者也。又碣作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泰始十一年如为晋武帝年号，是为咸宁元年，据《二十史朔闰表》是年二月丁亥朔，二十七日癸丑。如为宋明帝年号，十一年乃后废帝元徽三年，二月丙申朔，二十七日壬戌。两都不合。岂以边陲与中原阻隔，历日遂有参差耶？
〔17〕《魏书》卷99《张骏传》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十一郡为凉州，以长子重华为刺史。金兴、晋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城、汉中八郡为河州，以其宁戎校尉张璀为刺史。敦煌、晋昌、髙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
〔18〕《晋书》卷122《载记》22《吕光载记》坚闻光平西域，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又曰光以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髙昌。”
〔19〕王静安先生《流沙坠简序》云：“至前凉时西域长史之官始见于史。而《魏书张骏传》则又称为西域都护。《传》言骏分敦煌、晋昌、髙昌三郡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剌史。案张骏时西域有长史无都护，都护二字必长史之误，或以其职掌相同而互称之。斯氏于此地所得一简云：今遣大侯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称长史所居为营下。又斯氏于尼雅北古城所得木简有西域长史营写鸿胪书语，此又《魏书张骏传》之三营其一当为西域长史之证也。此三营者戊己校尉屯髙昌，玉门大护军屯玉门，而西域长史则屯海头，以成鼎足之势。则自魏晋讫凉，海头为西域重地，盖不待言。”静安先生《序》认张骏时玉门关尚在敦煌西北，于其东徙不置一辞。夏君作铭云《晋书凉武昭王传》云：隆安四年悬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以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似玉门关时巳东移。玉门与阳关并列，当为关名无疑。汉时之玉门关在沙碛中，不能广行屯田。其时悬初僭号，未得酒泉，凉兴郡乃段业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三县而成。似玉门在晋昌宜禾县之东酒泉之西，或即在唐时之瓜州境内欤？其所指之玉门，乃在敦煌之东，不独就其文句在东伐之下可证，且若指伐西域而言，则玉门以西诸城一语范围过泛。又下文昜自述功业谓前遣母弟繇董率云骑，东殄不庭，军之所至，莫不宾"F。未提及有西征之举，亦可为旁证。疑此时以前玉门关便巳东移，但敦煌西北之玉门关仍保存其旧名，关废名存，诸书记载，因生混淆耳。”夏君之言如此，因并着之。
案：此文初稿成于三十三年二月，三月稍予修正，题曰《玉门关阳关杂考》，以方回笔名发表于《真理杂志》第1卷第4期，自页389至页398。三十四年三月复加改定，重写一过，三月二十日写了，因记之。
(原载《真理杂志》1944年第1卷4期，第389~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