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大宛传》谓贰师废大宛之后“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方诗铭《玉门位置辨》(见《西北通讯》创刊号)以为此当为天汉二三年间事；其时敦煌尚未建郡，隶属酒泉，故其地所建之都尉得称酒泉都尉；玉关西迁，当即在其时也。今按敦煌建郡，乃在设立玉门关之后，此由新获之简可证。但敦煌建郡确在太初伐大宛以前。《史记匈奴传》谓儿单于于元封六年即位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可为证明。《汉书匈奴传》省去郡字，此或由于班氏以云中酒泉皆为郡名，读者可由上下文推测敦煌亦必为郡名，故郡字可省。史迁所根据之史料，以离敦煌建郡之时尚近，或有误解为酒泉郡属之敦煌县或敦煌地方之可能，故于敦煌之下特加一郡字。或以为敦煌之郡字，即兼涉及云中酒泉二郡，说亦可通。《大宛传》“敦煌置酒泉都尉”一语，似不能如方诗铭之所检释。酒泉都尉若指郡都尉，则酒泉郡尉应在郡治，不能在敦煌，且亦不始置于此时。若谓指属国都尉或关都尉，则属国都尉或关都尉皆有专名。今既书明郡名，则专名更不应省略。张掖居延都尉，或用全名（如居延简188.21，163.19，506.17)或省称居延都尉(其例甚多)。但另有张掖都尉，乃指张掖郡都尉，并非张掖居延都尉之省称。以其中一简云“印曰张掖都尉印”（居延简54.25)，官印不能用省称。一简云“北书，张掖都(尉)”(103.17)，张掖居延都尉所发之书简皆为入南书，张掖太守所发者皆为人北书，知此必指张掖郡都尉也。若谓指所在地而言，应言敦煌置都尉或酒泉置都尉。都尉之前或可加其专名，如“玉门都尉”之类，但不能谓“敦煌置酒泉都尉”。徐广云“敦煌有渊泉县，或者酒字当为渊字也”，盖由于原文语意之不可通，故臆测其如此。梁玉绳《史记志疑》云徐广引别本，置字在都尉上是也。至于酒字为渊则非。《汉志》敦煌渊泉无都尉。”（卷35)今按梁说是也。“敦煌酒泉置都尉”者，言敦煌酒泉两郡置都尉。据《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有北部、东部、西部3都尉；敦煌郡有中部、宜禾、玉门、阳关诸都尉。其中除玉门关已设于敦煌建郡以前，其余各都尉，大半当即设于伐大宛之后，即天汉二三年间也。《史记》不言“添置”，仅言“置”者，疑酒泉3都尉皆当时所创置，敦煌各都尉则仅一部分为当时所置，巩言置设，因彼以及此也。
玉门关之设置于敦煌之西，并不在贰师破宛岁余之后，尚有一事可证。《史记大宛传》叙威师初次伐宛，无功暂归，“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又述其二次伐宛，出敦煌者6万人，马3万余匹。及克大宛后旋师，“军人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此明示玉门关为入塞后最西之第一站。玉门关属敦煌，故人玉门关，即可云至敦煌，义可互通。若玉门关远在敦煌县治东645里(据《辛卯侍行记》)之赤金峡，则其义不能互通。盖敦煌若已建郡，则赤金峡属酒泉郡，与敦煌无涉。若敦煌尚未建郡，则其地离酒泉郡治仅200余里，当为酒泉郡下玉门县或他县辖境，亦与敦煌无涉。入玉门与抵敦煌，其义既不能互通，则计算人马之损失，似当依初次失利及二次出发时之法，于其涉大漠抵敦煌时即可稽其数，何必更须东行600余里至今日赤金峡附近，乃始稽核人马损失。且二次出发时明言出敦煌，何以归来时不言敦煌，若谓玉门关之西迁，即在太初三年二次伐大宛之时，则向达已驳之云：“光禄诸亭障及居延塞之筑，班氏以及史公尚为之大书特书，而谓玉门关之迁徙，其重要倍蓰于张掖酒泉北部诸障塞者，反不着一字。马班虽疏，恐亦不至是甚也。”(前文，页394)同时发生同一类之事，连类相及，似不应举其细而遗其大者也。
以常理推测，汉代既将敦煌地收入版图(《史》、《汉》太初二年以前之记事中亦屡提及敦煌），则纵使暂不建郡，隶属于酒泉，然其所立之最要关隘，当在敦煌之西，否则无以尽“隔离内外稽查出入”之责。今又发现此简，知其地于敦煌未建郡以前，即有酒泉玉门都尉，换言之，敦煌未建郡以前，玉门关即巳在敦煌西之小方盘城。前文巳论敦煌建郡当在太初二年以前，则玉门关在太初二年以前亦必已在敦煌之西。
惟余细读《大宛传》原文，以为“使使遮玉门”一语，并不必须作玉门县解，即作玉门关解亦可通，或反较为惬意。《大宛传》原文云：
是岁太初元年也……引兵而还，往返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王、劳节引此段作“太初二年威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至敦煌，请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劳干初稿此处误衍一“关”字）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但原文似并未确言还至敦煌以后，始请罢兵。若天子闻知贰师已还至敦煌，而仍使使遮玉门，则此玉门不论为关名抑为县名，其位置必在敦煌之东。然观原文之意义，似亦可解释为贰师由西域引兵东还，同时奏请罢兵益发而复往，至于“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两语之所以插入此间，言其损失之重大及归途之狼狈，以明其不得不回师也。奏疏虽在西域时即发，但与答诏关系密切，故连下文叙述。贰师之意，原在借此收场，当时朝臣中即多主张罢大宛之役。奏请益发而复往，不过陪衬之笔。若然则汉武闻奏后大怒而使使遮玉门者，以为军队或尚未还入玉门(贰师请还师之奏文中，或如班超之上书求代，有“入玉门关”之语)。及汉武使者抵敦煌时，则贰师不待答诏，已罢兵入玉门关，遂不得不变通办法，不究既往，虽不允罢兵，但不能不采取贰师所奏益发而复往”之政策。此新解释若属可取，则《汉书李广利传》于“遮玉门”下增一关字，亦事出有因，可谓“臆测而幸中”。此一新解释与《大宛传》下文接述贰师旋师时，“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之语，较为切合。故余以为较之旧说以“玉门”为玉门县，或以为关而在敦煌之东者，似为较胜。史迁写此段时，此二“玉门”在相似之场合出现，显指一处，其位置及性质，似皆未有变更也(参考拙作《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见1947年12月1日南京《中央日报文史周刊》70期。又向达跋语，见71期)。
玉门都尉护众之名，亦见《流沙坠简簿书类)第12简。彼简亦敦14出土，有汉武太始三年之年号，其职衔为敦煌玉门都尉。论者或谓汉法边吏三岁一易(见《汉书段会宗传》“三岁更尽”下如淳注），若护众于元鼎六年敦煌建郡以前即为玉门都尉，下距太始三年，其间盖17年，已尽五更，毋乃太久。按汉例虽有此规定，然边疆守御，有资熟手，恐亦未能严格实施三岁一易之制。孟舒守云中十余年(《史记田叔传》），又祭彤在辽东几30年(《后汉书》本传），皆可为证。
候畸当即玉门都尉下之玉门候。沙畹《斯氏所获流沙遗简考释》第315简之“玉门候HP(此简未曾照相制版，故王国维未加考释），疑即一人。都尉之重要公文，多须其丞副署，汉简中其例颇多，兹略举如下：
玉门都尉子光，丞万年，谓大煎都候......（《敦煌简簿书类》第6简，“万”字原书未释，细察原简，疑是万宇）。
玉门都尉阳，丞，敢言之（同上，第13简）。
居延延(原文衍)都尉万岁，丞熹（《居延简》276.6)。
[肩]水都尉政千人宗兼行丞事（同上503，7，劳干《释文》初刊本，1943年李庄石印，卷1页。
13脱“政”字。本篇中引居延简间有与劳干《释文》不同者，皆系根据原物照片，不复一一声明，劳干现正从事校订，不久将有修正本《释文》出版。[补注]修订本《释文》已于1949年11月由商务出版）居延都尉德丞延寿敢言之（同上68.48)候即候官，王国维云：其秩当校尉下之军候，比六百石(《流沙坠简》卷2页14)，至于都尉之丞，据《汉书百官表》，其秩为六百石，较候官稍髙，遇缺时有以候官或他官暂摄。兼行者谓以本官兼领他官。唐代贞观令规定以散位兼职事官者，有各种不同之专称。以职事髙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即称“行某官事”），其欠一阶者为兼。汉时似尚无此种分别。惟品秩相差过远者，则特称之曰“以近次兼行某官事”。例如居延简19.8、102.6及303.12，皆言“酒泉库令安国以近次行太守事”，以库令之秩，与县令相当，仅千石至六百石而已，与二千石之太守，品秩相差过远，惟以近次，故得兼摄。居延简505.3有库令行丞事，则以丞亦为六百石，故不必加入“近次”一辞(关于“近次”一辞之诠释参考劳干《居延汉简考释考证篇》卷1页3及页38)。
“当舍传舍”一语，亦见居延简1703，其辞曰：“遣亭长王丰以诏书买马酒泉敦煌张掖郡中，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释文》卷1页82，“当舍”误释作“当言”）。汉代当大道诸亭，率有余屋，以供行旅，凡有符传，则亭长延入，故谓传舍(见劳干《考证》卷1页35。又《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史语所集刊》16本)。
“诣行在所”一语，数见于前后《汉书》。《武帝本纪》云：元狩六年，诏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如淳注曰：“蔡雍云，天子以天下为家，自谓所居为行在所。今虽在京师，行所在至耳。”师古曰：“此说非也。天子或在京师，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书行在所耳，不得亦谓京师为行在也。”按蔡雍即蔡邕。《后汉书光武本记》注引蔡邕《独断》曰“天子以四海为家，故谓所居为行在所”。今本《独断》(《四部丛刊》影明弘治刊本)作“天子自谓曰行在所，犹言今虽在京师，行所至耳”。与此稍不同，或由于援引者加以更改，或由于今本传写有脱误。
“如律令”为汉代公文通用语。王国维曰：“汉时行下诏书，或曰如诏书，或曰如律令。苟为律令所巳定，而但以诏书督促之者，则曰如律令。如律令一语，不独诏书，凡上告下之文，皆得用之。其后民间契约，道家符呪，亦习用之。唐李匡乂《资暇录》遂以律令为雷边捷鬼，不经甚矣。”(《流沙坠简》卷2页3)贺昌群言：如律令一语，汉晋间葬礼亦尝取为压胜之意。其后道家符咒相袭用。《资暇录》以为雷边捷鬼，盖有所本，未可斥为虚构也。因引晚近洛阳长安出土汉晋朱书陶瓮数事以为证(《流沙坠简补正》，见《图书季刊》2卷1期)。此次余等在敦煌所掘得魏晋(？)墓中镇墓朱书陶罐，亦有“如律令”一语(补注：此罐之朱书压胜语全文，见拙文《甘肃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1期第6页)。
(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第235265页，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