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笔者多次乘汽车去大小方盘城考察,每次皆逐段抄录汽车记里表之里程。最近的两次考察是1990年11月28日和1991年5月31日进行的。这两次行走的是同一路线,即斯坦因78号图所标示的路线,古称碛路,现在敦煌人称旱路。前一次是分四个大段录记里数,后一次分11小段录记里数,两次的记录,全程都正好是140里。其中第二次记载沿途地名较多,里程分解较细,现弓I录如下:自敦煌党河桥东头起,西行,折北复折西,8公里孟家桥芒硝厂,自此出绿洲入戈壁;西北27公里碱泉子;西北5公里南泉;西北3公里石门子;西2公里土门子;西3.5公里捷门子;西3公里大泉;西略偏西南4公里西园湖;西5.5公里酥油土;西6公里波罗湖;又西8公里大方盘城。计自敦煌党河桥起至大方盘城70公里。
上面,笔者弓I录了六家里程数据。起点皆自敦煌新城,若以沙州故城西门为起点,则需扣除2里。如此,自沙州故城至大方盘城里程分别为:158里,148里,14里和138里。
总之,多者158里,少者138里,最大里差20里。里差出现的原因i要有两个:一是各人走行的路线不尽相同,故里程亦有不同;二是量度手段及其精确程度有所不同,故所得里程亦有不同。比较呵言,要以汽车记里表的数字最为可靠。我乘不同的两部越野车在同一路线上跑了两次,两板的记里数完全相同,所以应该最为可靠。但笔者却宁愿取160里这个里距。这是因为古来马、驼、人行,多走水草路,而160唐里正是这条传统路线的里距。
至于斯坦因所计算的250里,主要是换算上出的错误;阎先生所说的230里或240里,是听闻得来而未经核实的数字。斯、阎这两个数据都远不符合实际里距,应当予以否定。250里到230里的数字既被否定,大方盘城同河仓城位置的矛盾也就清楚地暴露出来了。怎么可以随意把160里处的大方盘城硬定成230里处的河仓城呢?
(2)再从大方盘城同河仓城二者规模的对比来看,大方盘城远远大于河仓城。
《沙州都督府图经》记河仓城“周回一百八十步”。唐制一步5尺,唐尺一尺合31.1厘米。则180步(原文误以150步换算。经询作者,应按180步换算。以下数据,皆作了相应的改变。——编者注)为900唐尺,折公制279.9米。
大方盘城据余步测,南北二垣各长150米,东西二垣各长155米,合计周长610米。相当于河仓城的2.2倍。二者规模悬殊过大,显然不合。
我们退一步再拿河仓城同大方盘城内仓房的规模加以比较。前已言之,此仓南北二壁长132米,东西二壁各长17米,合计周长298米,仍然超过河仓城65米。同样不能相合。据此可证唐人所说的河仓城既不是大方盘城,又不是大方盘城内的仓房。规模对比上的悬殊足以说明这一点。
(3)还可以从两座仓城的破坏程度上加以比较。《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河仓城“其城颓毁,其趾(基址)犹存”。这就说是,在初盛唐时河仓城的地面建筑已毁坏殆尽,仅能从残基余痕上揣摩它昔日的存在了。如今,在经受了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之后,河仓城那点儿残基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大方盘城的外垣如今亦是仅存基址,但它600多米的周垣,岂是仅有200多米的河仓城得以望其项背的?至于大方盘城内的仓房,除了屋顶整个塌毁外,其四壁大部分仍矗然兀立,甚至房壁上下两排三角形通气孔依然基本保持原形。如果把这座仓房当作河仓城的话,它比千余年前唐人所见还要好得多,即使今天来记述这座仓房的现状,也还不能用“其城颓毁,基址犹存”这样过分的描述语。通过二者破坏与保存状况的对比,我们又可以看到,唐人记述的河仓城并不是大方盘城。
(4)最后,还可以从大方盘城、河仓城同曲泽烽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同样足以判断大方盘城并非河仓城。
《沙州都督府图经》“古长城”条记载沙州境内长城起止云:“古长城……东自阶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乐县界;西至曲泽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碛,接石城界。”唐阶亭烽在今安(西)敦(煌)公路所经之芦草沟北十余里,此烽西南有阶亭驿。曲泽烽仅知在沙州境内汉长城西端,具体位置失载。向达先生推测:“自小方盘西行30里为西湖,俗名后坑子,泽中芦草丛生,形稍屈曲,自西北略偏东南,古所谓曲泽,或即指此。”
今后坑东侧有残烽火台,斯坦因编号T11,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20,据此处出土汉简考证,知其为汉代的临要燧。由此燧循古道东南去沙州为程99公里,按照唐里折算唐里为466.5米为212,2里,同曲泽烽距沙州之里程基本相符。可能就是唐代的曲泽烽。
河仓城距沙州230里,当在曲泽烽以西18里显明钽(斯坦因编T8,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16)东北方某处。显明燧东北侧有一条河,从东南火烧湖流来,穿过长城,向西北流去,消逝于显明燧东北沙漠中。古代水势较大,可能继续流向西北10里许入疏勒河。河仓城的得名或许同这条河流有关。
根据曲泽烽距沙州的里程(212里)判断,河仓城在曲泽烽西18里,而大方盘城则在曲泽烽以东52里。据此亦知,大方盘城必非河仓城。
三、大方盘城史简述
从遗址考察和出土汉简及石碣的研究大体知道,大方盘城为西汉始建、西晋重修,距今已2000余年。仓城平面面积23250平方米,仓房平面面积2244平方米。靠近水源的仓址选择在一个隐蔽的低洼地带,这里正好有一个髙出地面的自然土台,把仓房建在土台上,又可防潮防淹,选址煞费苦心。仓房四外12米筑有围墙一周,四角有高大墩台,仓城东南300米髙坡地上置烽火台一座。在西汉建塞之初,这里即靠近前线,便于供应;又在玉门关内,安全保险。总之,从其规模、形制、配套设施、选址及地理位置诸条来看,都是汉代西部边塞的一处重要军储所在。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西伐大宛,统军“出敦煌者六万人”,自备盘费随军而行的家属僮仆还未计算在内。又“发七科谪”罪人“及载精”人夫为李广利大军补充兵员和运输粮械,敦煌成为进军大宛的基地。而大方盘城即设在边关,必是靠近前线的供应基地。这里储存着大量的粮食和武器装备,既需要有较大的仓库,又需荽保证它的安全,所以在玉门关以内的古道北侧修了这座大仓库,并为库房加修内外两道围墙,内围墙的四角修建了四个高大的警戒台,又在外围墙东南1里的髙坡上专门修筑一座烽火台,为库藏提供了充分的安全保障。
1907年斯坦因在这里挖掘出土的汉简中,有一枚这样写道昌安惠十一日支民”。(斯坦因编号T181:10,吴扔骧等《敦煌汉简释文》统一编号为2104简。以下简称“统号”)此简是关于昌安仓一个叫做惠的人(可能是经管吏员)于某年某月十一日支付物品的记录。相当于现在的流水帐,按汉简分类术语来说叫做“出人簿”。
昌安仓的“出入簿”在这座仓城内保存并发现,那么这座仓城当是西汉的昌安仓。“昌”,盛也,引伸有充盈之义;“安”,平安,稳固也,以“昌安”为名,寄予此仓既充盈无匮,又牢固安全的期望。
关于此仓,汉简中保存资料极少,1979年9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玉门关外马圈湾遗址(汉代候官燧,编号D21),掘出两枚有关昌安仓的汉简:
上一简是指示某人按照昌安仓“券”上的数量,核查遣车运输中有什么问题。下一简仅存3字,是指令某人前往昌安仓报到。
斯坦因还在小方盘城北3.2公里汉宜秋燧遗址(斯氏编T15a,甘博编号D27,东距大方盘城6,5公里)掘得纪年残简一枚,文曰:
永平十年十一月廿八日,日定时,宜秋卒杨生同昌安。(统号1977,斯坦因编号T.15a.i:12,沙畹编号G535)此简记载宜秋燧卒杨生同与昌安仓发生的某种联系,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其纪年为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表明昌安仓在东汉前期仍存在,这对考证大方盘城存废年代是一条十分难得的资料。
此外,马圈湾遗址还出土几枚有关仓亭燧的汉简,《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的编写者认为,仓亭燧当是大方盘城东南侧髙地上的烽火台(见《敦煌汉简释文》327页)。对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先将《敦煌汉简释文》一书收录的有关仓亭燧的几条简文录之于下,以供稽考:
864A号汉简,由于字残句泐过甚,难予阐释;1065A号简是通知仓亭燧长周通成速速乘马到府诣会;1065B号简即前简背面所书,是记载周通成及本候官的候长、候史三人均已乘马行诣,当是前简执行情况的记录。
简中所谓“府”,指玉门都尉府;“在所候”,指仓亭燧所从属的“部”候,即该燧的顶头上司。汉代边塞都尉府下辖若干候官,候官下辖若干“斥候部”,部的长官叫做候长,候长的助手叫做候史。部以下辖若干个烽燧,各燧有燧长,燧长领燧卒2至6人。简文所的“候长、候史”即部的长官与次官;周通成为该部所属仓亭燧燧长。据简文可知,仓亭燧长周通成和他的上司某部候长候史是通过马圈湾(即候官燧)奔赴玉门都尉府的。已知玉门都尉府在马圈湾东11公里小方盘城,那么仓亭燧及其上司某部皆当在马圈湾以西甚明。至于大方盘城,却在马圈湾以东20多公里。据此,笔者认为仓亭燧不可能是大方盘城烽燧。
根据第二节中的考证,我们知道河仓城当在候官燧以西的显明燧附近,那里仍是玉门都尉府的辖境。因此笔者推测仓亭燧或许同河仓城有关,而同大方盘城不相干。
如此说来,仓亭燧简的出土,反而为笔者关于河仓城在候官燧以西的推测提供了有益的参证。
1944年,夏鼐、阎文儒在大方盘城内东侧土台内掘得西晋石碣一,文云:
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乐生。
向达先生考证认为晋武帝泰始只十年,十一年乃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其时敦煌正令狐氏窃据一隅,又以与中枢迥隔,是以改元逾岁,而石刻犹作泰始也。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当是指河仓城之建置而言。泰始十一年筑河仓城既蒇事,因立石以纪之耳。”夏鼐、阎文儒亦同主此说所论可信。唯向云“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当是指河仓城之宁零而言。泰始十一年筑河仓城既蒇事,因立石以纪之耳”云云,余意当正之为:“指大方盘城之重修而言”,“泰始十一年重修大方盘城既蒇事,因立石以纪之耳”。是此仓城,西汉始建,东汉永平间继续使用,至西晋泰始中,仍在使用并加以重修。下至唐贞观四年(630年),置伊吾、纳职、柔远三县,贞观十四年(640年)平髙昌,显庆二年(657年)平贺鲁,“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分种落列置州县,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大都护府)”(《新唐书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至此,唐朝疆域远远越过敦煌而达中亚。敦煌成为后方,玉门、阳关汉代旧塞巳失去边防作用,昌安仓这座边塞仓库亦随之失去继续存在的价值。昌安仓之废弃,至迟当在此时。
从唐到明1000年间,昌安仓失去记载。清康熙五十四年进军嘉峪关外,收复瓜沙二州。雍正三年(1725年),于沙州故城置沙州所,雍正四年升为沙州卫,仅有卫户43户,自本年起至雍正七年,自西北56州县新招民户2405户,荒芜之地,始渐布人烟。而新来移民多不知当地古迹本名,或沿用明代土鲁番蒙古占领者的旧名,或另起新名。呼大方盘城为“塔尔布津”(雍正初年《甘肃逋志关梁》),稍后,又写作“跌烈半金”(乾隆初《重修肃州新志沙州卫志》)。盖皆蒙语“都尔伯勒津”之音译,义为方形城(《乾隆钦定西域同文志》卷1)。随着移民文化日趋成熟,对蒙语音译名词改为义译,于是塔尔布津改称方盘城。乾隆十六年(1751年)九月立于敦煌北178里的《青墩峡之碑记》云“青墩为黄墩营迤北之要隘,东连瓜州,西抵方盘城”,方盘城之名首见于此。后因与小方盘城加以区别,乃改称为大方盘城。至光绪十七年陶葆廉着《辛卯侍行记》,于卷5《汉玉门阳关路》大方盘城下注云:“废垣,无人,汉玉门关故地也。”表明大方盘城曾被误断为汉玉门关。至1921年,斯坦因发表《西域考古图记》,再被误断为河仓城。斯氏此说,竟左右舆论70年,至今始得加以驳正,亦可见治瓜沙史地之学非易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