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水右，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宇按，即今东坝滩乱泉处，西南距锁阳城正好15里），名卤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宇按，即今南坝段，南距锁阳城12里）；西南流一百二十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宇按，此指自南坝抵牛桥子段，长120里，但自南坝至野糜子湖共39里一段，寒为向西北流。至野糜子湖抵常乐山南麓，此水由于受到山体的阻挡，才不得不随着山体的走向折向西南流。从野糜子湖西南流至牛桥子，长81里。合前39里共120里。《图经》未细述，大略而言，谓之“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牛桥子北临瓜州口子，循瓜州口子直通山北六工古城，即常乐县城。与《图经》所记正合），号为苦水严耕望先生云余颇疑苦为瓤庐之合音。”见严着《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439页注。严说至确。苦水，正是玄奘夜渡的瓠庐河。苦，溪纽(K），姥韵；瓠，匣纽，模韵。溪、匣二纽古可通，如瓤从夸，本溪纽，至今不少方言仍读溪纽，音Ku。瓠庐(Kulu)二字急读合音正作苦（Ku)。瓠庐二字，余疑当是突厥语旧名喀刺之译音，原义为“黑色”。既写作瓠庐，遂引起葫芦形状之联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谓上狭下广，洄波甚急是也。又此水上游土地，约在唐高宗末期巳趋盐碱化，水质变苦，遂又就辄庐二音合并简化为苦，既保留了疼刺（即瓠庐）原音的影子，又有了表明水质的含义。但是，几经变名去喀刺(黑色)本义愈来愈远，后人竟不悟苦水即瓠庐河矣）。又西行卅里入沙州东界故鱼泉驿南(此指今牛桥子至土墩子段。今依实校之，册当为五字之误，“南”字当为“北”之误％；西北流15里入常乐山(宇按，此指今土墩子以西至芦草沟峡谷南口段）；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宇按，阶亭驿在芦草沟峡谷北口之北18里。地理坐标X16706.2，Y4470.15)，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廉迁烽即T，37.e烽燧，地理坐标见前），廿余里散入沙卤（此指阶亭烽至长城北之尾闾段，长24里)。”
此记苦水源头在“瓜州东北十五里”，“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以及“西北流……人常乐山”，“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二十余里，散入沙卤”等，与马圈城东之古河道一一吻合，必系同一河流无疑。因知此河唐初名瓠庐河，武周时期名为苦水。航片显示，锁阳城往马圈小城确有古道遗迹。真道，出锁阳城北门，向西北有一凹槽，即古驿道之切迹，经平头树村东向北，抵黄水沟(古渠遗址），又西北过黄水沟抵马圈小城。自锁阳城抵马圈小城为24里；北过苦水（即瓢庐河），西北抵截山子南麓土圪塔湾(截山子自东北趋西南，长150余里，即唐之常乐山），此处有古烽火台遗址，残髙1.5m。自马圈小城抵土圪塔湾17里(土圪塔湾向北有小道，循峡谷常乐山，峡谷今名桥子口子；循峡谷向西北亦可出山），驿道则由土圪塔湾向西，沿常乐山(截山)南麓，经青山湖南侧，又西至八楞墩46里。此墩为汉-唐烽火台，残高12m，疑此烽或即唐之苜蓿烽。岑参《题苜蓿烽寄家人》诗“苜蓿烽边逢立春，胡芦河上泪沾巾”当是写这一段旅程。自玉门关抵V楞墩63里，可一日程。从八楞墩向北入常乐山，又有峡谷通山北，今名十工口子，自南口抵北口，长11里。又从北口向西北，31里抵六工破城，即唐常乐县城。自瓜州城由此路向常乐城，今里为程129里(24里17里46里11里31里129里），折合唐里为115.2里”与《元和志》、《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及《太平寰宇记》所载常乐县去瓜州“一百一十五里”正合。
或问：此既推断马圈小城为唐玉门关，锁阳城为唐瓜州，但锁阳城抵马圈小城仅24里，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瓜州城北“五十余里，有瓠庐河，上置玉门关”之语颇不合。岂有说乎？余曰：瓜州城(锁阳城)正北40里(折唐里不足36里）即常乐山。查此山中，峰峦交错，山谷零乱，绝不见河道踪迹。瓢庐河安得横陈山中？以实校之，谓瓠庐河及玉门关在瓜州城北“五十余里”必误无疑。度其所误，不外二因：其一，“五十余里”本是玄奘闻之于“人或报云”，容有不实，何必定准？近人信以为实，曲为之解。据“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之文，以为夜间行走较慢，三更计6小时行进50多里可信。然而《传》云“夜发”，岂必日落即发玄奘西行，本系偷越，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所谓“国家法，私向外国，罪名极重”。故知玄奘出发之时自应在夜深人静之后，古人云“人定亥，夜半子”。亥时为夜9、10点钟，子时即三更，为夜11、12点钟，假设夜10点多钟动身，12点(三更)到河，两个多小时夜间行走谅不过20余里，同锁阳城抵马圈小城24里正合。其二，颇疑“五十余里”，本作“二十余里”。“二”i化作“五”，故今本作“五十余里”。古籍“二”、“三”、“五”形近互讹之例何烦悉举“二”字上下横画之间若有墨污，颇易释作“三”或“五今锁阳城北抵截山子仅40里，西北抵马圈城及瓠芦河仅24里，用以校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谓“五十余里”，正应作“二十余里”。《明一统志》“玉门关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方位正确而里距略短，但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接近实际，值得参考。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考证唐玉门关方位固然十分可贵，但是，其中也的确存在着若干不实之词。“五十余里”之不实，可据瓜州城(今锁阳城)北距常乐山(今截山子)唐里不足36里之实予以勘正。或以为原文本为“二十余里”，传写致误，谬不出自玄奘亦属可能，但下举之谬，必出自玄奘口述无疑：
《传》云瓤庐河“洄波甚急，深不可渡。”唐僧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亦有此语，一字不变。此诚大言夸张，去实远甚。按瓠庐河水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众泉出露地带。此处泉流，乃是疏勒河及都河（自昌马口引疏勒河水向西北抵瓜州城的人工干渠)渗漏人地二次露头之水，水量有限；此河上中游皆在截山以南，这一带，为细土平原，地势较低，坡度平缓，河流缓慢，河床下切不深，瓠庐河何至于“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本文证之，亦知此河并不“深”、“急”。《传》云玄奘与一少年胡人三更许至河，“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设使水深流急，仅以二人之力更在暗夜之中摸索操作，岂能遽而成桥？试问，二人在丈余宽的河上架桥，此桥又足以承受马足、不至踏穿陷蹄，需要砍伐几多丈余长的树干，需要芟刈几多树枝杂草，需要挖掘、搬运几多土方？二人短时间居然能在丈余阔的河上架桥“驱马而过”，吾知此河绝非“洄波甚急，深不可渡”。宋程大昌曾指出僧玄奘《西域记》，乃言五印度境周九万里，一何荒诞之甚也。”此云瓠庐河水深流急，亦夸大之辞，饰言西行之艰难而已。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之所云，岂可尽信哉。
四、新玉门关建置年代
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最早对新玉门关的位置作出明确(但欠准确）的记载，百余年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又一次指明位置，知此关存在于唐代无可置疑。然而此关并非唐代始建。《隋书地理志》敦煌郡常乐县注巳指出常乐县“有关官”。隋常乐县故址即唐晋昌县。《新唐书地理志》瓜州晋昌县条指出，晋昌县本隋常乐县，“武德五年更名”，所谓“更名”，乃谓仅改县名，未移治所。余意前述马圈村西大小二城之大城即隋常乐县，故晋昌城。向达先生早已指出隋常乐有关官，其治所为玉门关无疑也。”又弓丨《隋书西突厥传》云：
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D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宇按，即今哈密市北巴里坤山及哈尔里克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宇按，向氏本中国人，嫁西突厥泥利可汗，生子达漫，继位为处罗可汗），驰至玉门关晋昌城。
向先生指出，“《隋书》亦云玉门关晋昌城，是自长安西去，必先至玉门关而后抵晋昌，与《元和志》所记合”。今验以马圈村西二古城，小城居东北，大城居西南，二城相去20步，据《元和志》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之语，知东北小城即隋玉门关，西南大城则为隋常乐县，唐代改常乐为晋昌，玉门关则沿置未改。如此看来，新玉门关隋代巳确乎存在。
法国汉学家沙畹着《斯坦因在东土尔其斯坦沙漠所获中国文书考释序论》中提出汉武帝太初年代以前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的新说，我国王国维先生在《流沙坠简序》中亦赞成沙畹之说。向达先生着《两关杂考》驳之，沙畹之说已被否定。最早的玉门关为西汉所置，在敦煌西北确然无疑；后来玉门关东移，也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问题是玉门关何时东移，至今尚未解决。向达先生虽指出隋代的玉门关巳在常乐县东，并不认为东移的玉门关始建于隋代。他认为“玉门关之东徙与伊吾路之开通当有关系”。接着他引证《周书髙昌传》及《北史高昌传》关于伊吾路的记载，以及《晋书吕光载记》和《晋书凉武昭王传》已透露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的信息，作出“玉门关之东徙，或者即在典午末叶，五凉鼎盛、伊吾路开通之际亦未可知也”的推测，可惜此论未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并沿着向先生的思路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讨论新玉门关建置年代之前，有必要首先弄清旧玉门关废弃于何时。这是由于就其呵察职能、关名及关址移动来看，新玉门关乃是旧玉门关的递替。旧关不废，无又置新关之理；西址不废，亦无更建东址之理。由此推之，新关之置，必在旧关罢废之后，二者不得并时两存。弄清旧玉门关罢废的时间，也就为新玉门关始建的上限找到了极限，同时，也为新玉门关的建置找到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东汉建国初期，忙于内战及内政，“未遑外事”，无力西顾。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十月“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后汉书光武帝纪》)。敦煌郡边塞的宜禾、中部、玉门、阳关四都尉皆当奉诏一时而罢。但玉门关作为呵察出入的关卡容或继续存在。至建武二十七年，朗陵侯臧宫与杨虚侯马武上书请伐北匈奴，光武不听，曰：“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乃“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见《后汉书臧宫传》。这就是说，在“罢诸边郡亭候吏卒”五年后，才关闭玉门关。自西汉武帝以来存在140多年的古玉门关，在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终被罢废。那么新玉门关的建置，必在是年以后。
伊吾路的开通，肇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彳卜祭彤出髙阙，车骑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庐城。”此役，汉军曾越过天山，追虏至蒲类海(见同书（窦固传）)，又于同年“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见《后汉书西域传》)。表明这一年伊吾路已基本打通。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窦固大军再次北征，出昆仑塞，经伊吾，逾白山，过蒲类海，破车师，又在车师前后部置西域都护、戊校尉与己校尉(见《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七年条夂至此，伊吾路则全线贯通矣。不过东汉之世，此道不称伊吾道而称“新道”，《三国志乌丸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云：“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宇按，五船，即“莫贺延”之西汉译音，指莫贺延碛），到车师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此所谓新道，也就是《汉书车师后城长国传》所载西汉元始二年戊己校尉徐普欲开而终西汉之世竟未开通的“新道”(后世亦称“五船道”）；《北史西域传》始名伊吾路；唐代则称“莫贺延碛路”，又称“第五道”。此道比起白龙堆道，里程几近一半，又避开了白龙堆险途，沿途且多水草，方便易行，理所当然地取代了白龙堆道成为东汉与西域交通往来的主要通道。《后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诸国除鄯善、拘弥、小宛、精绝数国之外，其余条支、安息、大秦、于阗、疏勒、车师等20余国多由此路而通中国。在这条道路通往内地的要扼之处设关稽查自然被提到日程上来。新玉门关的设置，便是这一形势需要的产物。而新玉门关的出现，恰好正是在永平十七年。
《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后汉书窦固传》记此役则曰复出击西域。”这里说的“玉门”，正是昆仑塞东南90里、北临伊吾道、东接(原文误排为“西接”。编者注)酒泉道的新玉门关前人由于对新玉门关的认识模糊，误以为指酒泉郡的玉门县。但两汉时期酒泉郡玉门县在今玉门市北部的赤金堡，西距昆仑障450里，既远离伊吾道，又不属敦煌郡，与实际是从敦煌境出塞殊不相合。又据悬泉置出土“酒泉郡驿置道里简”载：“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此简编号90DXT1Q2，见何双全《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一文），可见从玉门县向西只有通过渊泉县进入敦煌郡境的驿道，并没有折向西北斜插伊吾的道路。对于窦固大军所出的“玉门”，没有理由判断为酒泉郡的玉门县，据理缘情足以判断为新置不久的东玉门关。（窦固传）永平十七年“出玉门”的记载，恰恰透露了东玉门关确巳建立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