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两关、长城的建置和修筑看，它们是军事设施，其政治军事功能，就是防御和进击。防御很清楚。秦始皇派蒙恬率30万大军攻匈奴，尔后修长城，就是为防御匈奴。从那时以来，地域辽阔、力量强大的匈奴，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严重威胁。霍去病河西大捷，把匈奴赶出河西，但匈奴未灭，匈奴势力又扩展到西域，而且从漠北到西域连成一片。所以，列四郡、据两关、修长城，就是为了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持久的战略措施。事关社稷存亡，长治久安。从汉武帝在公元前140年即位，一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最后从西域赶走匈奴，建立西域都护府，祖孙三代历时80年。
再说进击。当西汉王朝拥有了战略进攻态势，并且准备好了战略进攻时，敦煌两关长城，就成了拓展进击的基地和军事给养的后方。连斯坦因在新疆考察了西域故地后都敏感地指出汉武帝的长城用意，乃是作为大规模进攻政策的工具。”从防御转入进攻的过程，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从西汉时起，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主权领土的完整就是我们的命根子。
围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与发展这根主线，两汉的历史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威武雄壮、动人心魄、军事与外交斗争交织、充满激烈碰撞与交流融合、刀光剑影与友好团结的丰富多彩的巨幅画卷，树立了进取与冒险并存、智慧与勇气皆有的坚定、无畏、不屈的丰碑。这里面有霍去病“匈奴未尽，何以家为”的爱国情怀；有苏武牧羊19年不辱汉节的民族气节；有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勇气，他竟以36人击败人多势众的匈奴，表现出了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胆略。这些智谋、勇气、爱国情怀、民族气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造就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并凝结在两关、长城上。两关、长城这个物质载体上，蕴含着我们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有人说：长城淳朴、敦厚、伟岸、不屈，是中华民族性格、精神的写真，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由此是否可把敦煌两关长城的历史文化概括为：是中华民族智慧、力量和强大凝聚力的象征；表现为开拓进取、坚强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已融入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而代代薪火相传。不管怎样概括、表述，有一点要明确，民族精神正是两关长城文化的核心。还要指出，2000多年前的历史中所体现出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古人的那些智慧、勇气、爱国情怀、民族气节，离我们并不遥远，在今天依然大有教益。历史知识、历史智慧、历史经验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历史的智慧，就是才智谋略，也就是先人积累起来的认识、辨析、判断、处理问题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我们求知、做人、干事、创业不需要吗？只要用心留意，我们从先人的这种精神、这种智慧和方法中，总是可以得到教益的。
(二)敦煌、两关、长城在历史上长期起到了保障、带动和交汇点与纽带的功能。保障就是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这一点很明显，其作用巨大而持久。两关、长城是军事设施，但不能由此而看轻这个保障功能，因为“自古知兵非好战”(成都武侯祠对联语），军事家、战略家不应当是好战分子！为了安全与和谐有时不得不打仗。但仗不能天天打，一直打下去，打的结果总是和。由于丝绸之路的形成、畅通，沟通了中西交通，从此而形成我国长期对外开放的格局。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中西人民的了解与友谊，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人类东西文明的传播交融，曾产生了重要而深远影响。这就是百余年来，中外人士如此关注这条古老道路研究的原因。近年来，又有建立“欧亚大陆桥”(中国连云港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荷兰鹿特丹)的说法，这正是丝绸之路的自然发展和延伸。保障还有一层意思，保护了长城内的农耕文明，大大有利于历史文化的长期积累。两关和长城带动了敦煌、河西乃至长城沿线的开发建设。为解决两关、长城的军备给养供应，最佳选择就是屯垦戍边、移民实边，这就带动了敦煌和整个河西广大地区的开发建设。西汉的屯田、移民规模相当可观，有记载一次就调动戍卒60万，移民70余万。西汉武帝时移民敦煌的记载，见于史册者两次。就是西汉以后的前秦时(385年），还“徙江汉之人万余户来敦煌”。这种开发建设，使敦煌在数十年就完成了从游牧为主的社会生活到以农耕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西汉时还大力修筑了敦煌四出的“驿站”，现在叫“基础设施建设”。今人考察研究表明西汉时敦煌通外道路有4条：（1)阳关道。汉代往西域之南道，出阳关经蒲昌海南七屯城(汉伊循)、石城(汉楼兰，今若羌东北）、新城(汉弩支城)、播仙城(汉且末)至于阗。（2)大海道：又叫沙海道，出玉门关向西北穿大沙海(今噶顺沙漠），经柳中，至高昌。（3)大碛北道：出玉门关往焉耆、龟兹。（4)大碛南道：出玉门关经屯城、石城镇再西北转往焉耆。敦煌总扼阳关、玉门关，为通往西域的交通枢纽。到唐朝，敦煌通外道路发展到8条。带动了长城沿线城市的形成、存在和发展。城市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敦煌郡就形成了6座县城。我国是城市形成最早的国家之一。丝绸之路，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葡萄串：各条路线是枝，枝上结了不少葡萄——城市和绿洲。这就是带动辐射作用。经査，西汉时的河西四郡经百余年发展的结果是：武威郡下领10县，户17581，口76419；张掖郡下领10县，户24352，口88731；酒泉郡下领9县，户18137，口76726；敦煌郡下领6县，户11200，口38335。（见《汉书地理志》)合计下领35县，人口279774人，连同戍卒当不少于40万人。（当时全国人口5000万，河西竟占全国人口的0.8%，不少了）昔日游牧地，几十年中崛起城市35个，且都生存下来。在此期间，河西四郡均完成了由游牧生活到农耕生活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可见带动促进作用之大。由此我们有理由说，西汉的这一重大举措，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功的“西部大开发”。
再说纽带和交汇点的作用。敦煌、两关、长城成为长城两关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汇点，成为我国各民族聚居交融的交汇点，成为中西交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交汇点，也是我国各民族交融团结、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也成为中西开放、交流，增进了解和友谊的纽带。我国不少古老民族，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这个交汇点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迁徙、汇聚的高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聚居融合，终于形成和不断发展了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一体的牢固格局。这第一次高峰就是西汉。西汉中后期，敦煌巳形成为以汉族为主体和土着少数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故有“华戎所交，一都会也”之说。这是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缩影。第二次高峰是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北边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大量南迁，人数不下百万，大部到南方，但迁入河西的也不少。前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徙关中豪户七千户来河西诸郡”。公元385年，前秦又“徙江汉之人万余户来敦煌”。当时聚居在敦煌的，不仅有“五胡”，也有高昌、高车、鄯善、龟兹等西域民族。隋唐以来又是一个高峰，吐蕃、吐谷浑、回纥、羌、西域各族都有。“昭武九姓”迁居敦煌就是一例。“昭武九姓”是原居敦煌祁连间大月氏人的后裔，匈奴人入居河西，赶走大月氏人，他们远迁伊犁河上游，赶走了原居的塞种人(希腊人)留居该地，和乌孙为邻。后大月氏人又被乌孙赶走，远迁至阿富汗北部居留。公元1世纪还建立了一个地跨中亚到印度半岛西北的大国，叫贵霜王朝，建都富楼沙(今巴基斯坦），是该地区的一霸。5世纪统一的大月氏王国灭亡，各自以其部姓建立了许多小国，有安、康、史、石、曹、米、何、火寻、戊地九姓小国（《新唐书西域传》），均言其祖先出自河西昭武(今甘肃临泽），故名“昭武九姓”(又一说由“九姓叶护”音转而来）。他们隋唐时通行粟特语(属印欧语系，古伊朗东部方言），故又名“粟特”，俗称“西域胡”。以农业牧业为主，但善经商。约在唐中宗李显神龙(705707年间）以后，“昭武九姓”的一部又迁居敦煌，唐朝廷特令敦炉县设从化乡（在敦煌县城东2里许)安置，还在该乡修了一座他们信奉的祆教神祠(祆教，又名火教、拜火教、火祆教。古代流行于伊朗和中亚一带的宗教。今伊朗和印度孟买仍有少数教徒）。这些昭武九姓人，后渐与敦煌人融合。所以有人说当时的敦煌是中国各族与希腊、罗马、中亚、西亚等不同文化系统交融的都会。那么从两关长城的保障、带动和交汇点与纽带的历史作用中，我们理应得出：开放友善、交融创新是敦煌、两关、长城历史文化的第二个内涵。
说开放，西汉是当时世界上最早对外开放的国家，当时我国的丝织品巳传入罗马帝国(大秦），大宛人带着由罗马人组成的杂技团来中国表演，可“吞刀吐火，屠人截马”(《汉书张骞传》)。丝绸之路上的来往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史记大宛列传》)。连身毒(今印度东北、巴基斯坦一带)的孔雀、安息(今伊朗一带)的狮子都养在了汉武帝的上林苑里(猎场，长安西北）。石榴、胡麻(芝麻）、胡桃(核桃）、胡豆(蚕豆）、胡萝卜、大蒜、黄瓜、葡萄以及撒哈拉沙漠的西瓜都在中国安家落户了。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往往伴随宗教源源流人，莫高窟的文化艺术集中反映了这个事实。说友善，罗马帝国人视中国丝织品为珍品，赞中国人“诚实聪明，友好可亲”。
那么开放友善、交融创新的文化内涵又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中华民族的文化历来都是多元融合，丰富多彩，讲求尊重多样性，所以才形成了源远流长、海纳百川的大国气象。也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才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存，渗透交融，是人类文明的常见现象和主流。正因为这样，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才有了“文化的创新和创新的文化”。可见，敦煌、两关、长城在中华各民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人类东西方文明的和谐共存、渗透交融中所起的交汇点和纽带作用，是多么重要；敦煌两关长城开放友善、交融创新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多么深刻！
(三)敦煌、两关、长城孕育了丰富多彩、风格瑰奇、秀色独具的文学艺术。两关、长城以其悠久辉煌壮丽的历史，雄伟的气势，深刻的思想内涵，威武雄壮、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吸引了众多的诗人作家、艺匠画师、音乐舞蹈名家，挥毫泼墨、讴歌咏唱。敦煌文学艺术抒发了爱国将士的壮志豪情，边塞风光的奇丽壮伟，民族融合、开放交流的涓涓友情；描绘了风土民情、关山行旅、塞外征战、兵民疾苦、悲欢离合、友谊与杀掠、碰撞与融合；深刻揭示了复杂尖锐的社会生活矛盾，真实展现了风云变幻、波澜壮阔、动人心魄的巨幅历史画卷，其内容之丰富、题材之广泛、文辞之优美、格调之髙昴堪称奇伟独特，魅力无穷，令人倾倒。唐代的边塞诗《送元二使安西》自古以来广为传诵，明清流行的琴歌《阳关三叠》经久不衰，迄今仍旧回荡耳畔。如今，继《丝路花雨》轰动艺坛之后，《大梦敦煌》、《天马萧萧》、《敦煌古乐》、京剧《夏王悲歌》等均以其典雅、唐韵、美妙和无穷魅力，令观众为之倾倒。就以京剧《夏王悲歌》说，剧情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其文辞之悲壮、格调之髙昂、表演之精湛，更为京剧大放异彩。
从上述敦煌两关长城的孕育功能，我们得出敦煌、两关、长城历史文化内涵的第三条：孕育了风格绮丽、秀色独具、魅力无穷的敦煌文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