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永元纪忠元
玉门关和阳关(以下简称“两关”)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境内，历史上处于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是中原通往西域乃至中亚、欧洲和非洲的枢纽，曾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关自古以来就受到史家关注，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对两关的置废沿革和历史地位与作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考证。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这些研究工作作一初步的评述，并就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一些粗浅想法，以就教于各方专家学者。
一、研究工作的历史回顾
近代的两关研究伴随着敦煌学产生和发展的步伐，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20世纪初~30年代1：主要标志和研究活动是斯坦因的中亚探险和我国学者对斯氏考察成果的介绍和开展初步研究。
英国人斯坦因在上世纪初进行了三次中亚探险。第二次探险（1906~1908)期间，经新疆深入河西走廊，对敦煌、安西直至酒泉的长城烽燧和石窟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在敦煌北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其考古情况和成果在斯氏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址记》（1912，2卷)和正式报告《西域考古记》(1921，5卷)中均有详细记载。第三次探险(19131915)经新疆再次来到敦煌，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其正式报告为《亚洲腹部考古记》（1928，4卷夂这两次探险中，斯坦因以欺骗手段劫取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物，但同时也应该说，他在河西及新疆的考古工作，对于两关、敦煌和中亚研究是开创性的，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诚近代中国史学及考古学上一盛事也”（向达语)。
就两关来说，斯坦因根据所获汉简和实地考察，确认位于东经93°54北纬40°2T的小方盘城为汉玉门关遗址，其东的大方盘城是一座古代仓库，即河仓城。斯氏没有确指阳关遗址的具体位置，但确定南湖破城子(斯称为“南湖城”)为唐寿昌城，这有助于确定阳关的位置。
法国汉学家沙畹应斯坦因之约，考释他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汉简等资料，汇成《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1913)-书。全书分三部分，收文献991号，其中第一部分为敦煌汉简(1709号)和唐代纸本文书(710~720号）。书成之后，沙畹将手校本寄给罗振玉。罗振玉与王国维从中选取588件文书，先印简影，然后分类考释，编成《流沙坠简》一书，于1914年印行。此书对沙畹上述着作多有补正，是敦煌汉简研究的基础着作，也是我国学者系统介绍斯坦因考察成果，开展两关研究的开端。
罗、王二位大师同为敦煌学尤其是敦煌史地研究的先驱。他们利用刚刚问世不久的敦煌遗书和汉简资料，对西域史地、丝绸之路和敦煌史地方面的一些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和论述。在两关长城方面，王国维考定小方盘城为汉玉门关所在，是玉门都尉治所，并对敦煌境内汉长城沿线一些烽燧城障作了考证定名，其主要成果集中反映在《流沙坠简》专着中。
沙畹根据《史记大宛列传》中关于太初二年贰师将军伐宛不利收兵东归，武帝使使遮玉门的一段记载，在其上述着作序论中指出，汉武帝太初以前之玉门关应在敦煌以东，敦煌西北之玉门关，则是太初以后改置者。王国维在《流沙坠简序》中表示赞成沙畹之说，并称太初以前的玉门关即今玉门县。此论一出，“30年来言玉门关者，大都奉二先生之论无异辞。-这一时期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一些地志文献陆续刊布，如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1909)和《鸣沙石室佚书》（1913)中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伯希和、羽田亨合编《敦煌遗书》(1926》中的P.2691《沙州地志》(即《沙州城土镜》），为研究两关和敦煌史地提供了难得的资料。《甘肃新通志》的刻印(1909)，《甘肃通志稿》的修成(1936)，常钧《敦煌杂抄》和《敦煌随笔》传抄本的印行(1937)，大大充实了敦煌史地研究的资料基础。
2.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60年代初）：主要标志和研究活动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研究活动。19421944年期间，前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和北大文科研究所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向达任组长，成员有夏鼐、阎文儒等，对敦煌进行了重点考古调查。通过对两关长城的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专家们取得不少新认识，并且围绕玉门关西迁问题展开热烈辩论，使两关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展开。
劳干先生考察了两关遗址[2，3]，他反驳了乾隆皇帝早年提出的阳关遗址位于红山口之说，明确指出阳关遗址应在古董滩；他主张汉代最早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不在王国维所说的今玉门县，可能在嘉峪关或赤金峡，但二者各有设关的有利条件，“不便轻为拟定”孰是孰非。玉门关在太初四年李广利伐大宛以后迁往小方盘城，“这个地方应当是玉门关都尉和大煎都候所治的城”。
向达先生[1]考得敦煌南湖的古董滩为阳关故城，亦即唐人书中所谓的“西寿昌城”，而阳关位于红山口内。“红山口两山中合，一水北流，往来于两关者，在所必经，阳关适在口内，可以控制西北两路”。他对太初二年以前玉门关在敦煌以东说提出质疑，主张“汉代玉门关，自始置以至终汉之世俱在敦煌”，关址就在小方盘城。为了解释《史记大宛列传》中使使遮玉门，威师因留敦煌的记载，向氏提出此“玉门”乃系酒泉郡之玉门县，而非玉门关。关于敦煌西北汉玉门关的东移问题，他认为“唐瓜州治晋昌县当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六朝以迄隋唐之玉门关则在其北”，“唯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余遗迹悉化云烟，关址所在，疑莫能决也”。至于何时始迁，则“史无明文，不甚可考”。
向达、夏鼐等人的上述观点在当时影响颇大，无疑是对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玉门关西迁说有力的挑战。夏鼐和阎文儒先生于1944年冬在小方盘城掘得汉简数十枚，其中一简(敦14新获第3简)有“酒泉玉门都尉”字样。夏鼐先生根据此简认为，“敦煌尚未由酒泉分出时，即已设玉门关。敦煌建郡乃置关以后之事，唯其相隔，亦不必要甚久，或为同一年之事，仅略有先后而巳”[4]。向达先生认为，“太初以前玉门关并未在敦煌之东，因有此新发见而更无可疑矣”[1]。
方诗铭先生的《玉门位置辨》一文[5]，批驳了向达先生《玉门关阳关杂考》（1957年收入作者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改题为《两关杂考》)中提出的主要论据，维护沙畹、王国维太初二年以前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之说。但总体来看，以向达先生为代表的观点，从上世纪40年代初直到60年代初，在史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陈梦家先生依据敦煌汉简和史籍，考证了玉门关与玉门县及玉门候、玉门关候与玉门候官的关系，得出结论说西汉和东汉的玉门关一直在敦煌县之西，并不曾东迁或先在敦煌之东而后西迁者。西汉时敦煌郡的玉门关与酒泉郡的玉门县，两地同时并存。”他认为玉门亭障及都尉之治应在元鼎六年置酒泉之后，元封四、五年置敦煌之前，约在公元前110~108年间。小方盘城(T14)应是玉门都尉治所，玉门关口只能在T14古城之西或西北，即T11~12之间或T13~14a之间[6]。
这一时期在阳关研究方面还有三点值得指出。其一，阎文儒先生在《敦煌史地杂考》[7]一文中指出，汉渥洼水即唐人地志中所言寿昌海，在今敦煌南湖黄水坝，纠正了月牙泉为汉渥洼池之误。其二，同文在考述唐寿昌城时顺便指出由山水沟而西，入平地，间有沙丘，地面时有陶片碎木等遗物，或系寿昌县附近居民之遗址，乡人亦曰古董滩c这是首次报道南湖寿昌故城西的古董滩外的又一处古董滩。其三，劳干先生不仅考证阳关遗址的过去，而且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分析展望南湖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景。他从“南湖的重要意义历来都在交通上”这一认识出发，构想了自敦煌经南湖往南疆的公路，及陇海铁路延长线即今兰新线，自哈密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至喀什，自兰州经西宁穿越柴达木盆地人南疆至喀什等三条开发西北的铁路线，以及联结、二干线的从柴达木盆地经南湖、敦煌到安西的联络线。这些构想“一旦完成，便立时可以显出旧日阳关，现在南湖的重要性”。劳先生50多年前的这种高论，体现t历史学家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的品德和素养。
3.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以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为开端，这个阶段是两关研究历史上空前繁荣、最富有成果的时期。
面上的区域普査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省地市县各级文物部门对河西长城和烽燧亭障以及古城遗址进行了空前深入广泛的调查登录。1979~1982年、1994~1996年及2001~2002年期间，甘肃考古研究所对河西地区边塞烽燧进行了科学考察。1979年夏，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与敦煌县文化馆组成汉代长城调查组，完成敦煌县境69座烽燧遗址的调查，秋天对马圈湾烽燧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李并成、李正宇等专家学者也积极开展面上的调查研究，撰有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和专着。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发现了一批新的遗址，对一些重要遗址的属性作了精心考察和认证，极大地丰富了斯坦因等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作了重要补正，可以说基本上查明了河西长城烽燧及古城遗址的分布、特点和属性。
与此同时，敦煌汉简的进一步梳理和研究工作亦广泛展开，涌现出一批总结性的成果。如陈梦家《汉简缀述》(1980)、林梅村等《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1984)、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甘肃省博物馆《汉简研究文集》(198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1991)和《敦煌汉简释文》(1991)等。张德芳先生结合新出汉简资料对汉代边塞防御设施和烽燧制度、官吏组织和候望系统作了最新总结(见本论文集）。这些汉简研究的新成果和敦煌马圈湾、酥油土、玉门花海子敦煌汉简的新发现，直接支持了新时期两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本阶段玉门关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关注的焦点依旧是玉门关的时空变迁。对于汉玉门关，马雍先生撰文认为，西汉时敦煌郡置于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其西境当达到今罗布泊东岸，因而《史记大宛列传》中武帝使使所遮之“玉门”为敦煌西北的玉门关，关外有一大片地方仍属敦煌郡境，贰师败军受阻“因留敦煌”在文理上和地理上都说得通[15]。该文还披露，1978年5月马雍与吴扔骧先生共同考察小方盘城时就对该城系汉代玉门关的论断产生怀疑，推测关城应在该城以西。赵永复先生很快对马文提出异议，主张“玉门关在太初时有迁移之说，还不能完全予以否定，不过其迁移时间未必是太初二年通过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的发掘，共出土汉简1200余枚，这是继斯坦因、夏鼐先生之后敦煌汉简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为探索西汉玉门关和玉门关候的位置，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17]。吴扔骧等先生根据这些汉简初步考定，马圈湾遗址为西汉玉门候官治所，玉门关为玉门候所辖，其确切位置似应在马圈湾遗址西南0.6公里处，马圈湾与羊圈湾之间的髙地上，方位是东经93。45、北纬40°21，。由于东汉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玉门关候治所东移到西汉玉门都尉府的所在地小方盘城”。
赵评春先生撰文[194平析了有关西汉玉门关建置的几宗史料(如夏鼐敦14新获“酒泉玉门都尉”简，《史记大宛列传》“敦煌置酒泉都尉”语，阚驷《十三州志》“汉罢玉门关屯”的记述等)和前人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汉玉门关确属由敦煌以东地区西迁于敦煌西北者。汉置酒泉郡后，于元封四或五年(前107~106年)分置敦煌郡，同时“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即今玉门市西北赤金堡一带，此即汉初所置玉门关。太初三年(前102年），玉门关西迁至敦煌西北，原关城地区被改置为县，即汉玉门县。从小方盘城四周烽璲布局和当地长城建筑分期来判断，西迁后的玉门关当在小方盘城及其北侧烽燧(斯坦因编号T14，甘肃省新编号D25)之间，而不可能在天汉中(前100~97年)才修筑的敦煌至盐泽烽燧线上的马圈湾一带。敦煌郡分置于酒泉郡后，军事防御体系一度仍由酒泉郡统属，直到天汉二年(前99年），才分置其境内原属酒泉所辖的诸部都尉，玉门关部都尉始改属敦煌管辖。
李并成先生考定，西汉最早建立的玉门关应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10公里处黑山南部的石关峡，约于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始筑，至李广利二次伐宛尚未归来的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至敦煌西北。西迁后屯戍人员徙于石关峡西的赤金绿洲，因以置县，名玉门县(今玉门市赤金镇古城），而原关城改名为玉石障[20]。上述考证结果回答了劳干先生50多年前提出的疑问：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在酒泉郡延寿县以东的嘉裕关黑山还是以西的赤金峡。
有趣的是，这个据考证曾经是西汉最早的玉门关的地方，到了五代宋初，可能又被作为玉门关重新起用。这是李并成先生精心研究有关文献和反复踏察的又一发现[21]。他认为隋唐玉门关从瓜州东移至石关峡有两个原因：五代宋初时该处正好位于西面的归义军政权与东面的甘州回鹘的交界处，自然成为东西交通的关口；当时沙州社会长期稳定，中原经沙州通西域的道路畅通，而由瓜州直达伊州的第五道废弃，该道上设置的唐玉门关自然随之荒废。
敦煌西北的汉玉门关，后来东移到今安西境内，这是历代史家的共识。但东移后的位置迄无定论，明清以来计有三说，其中以陶葆廉为代表的双塔堡说，由于后来一些专家学者的推介和申论，影响颇大，几成定论。1992年版《安西县志》迳指双塔堡为唐玉门关，1996年安西县博物馆李春元先生也撰文申论此说。李正宇先生从质疑陶氏有关双塔堡的记载人手，多次实地踏察，终于在1996年8月发现并认证今安西桥子乡西北15公里马圈村西的一所小城(68x60米)为新玉门关，小城西南30米处的另一座大城(260x220米)为唐之晋昌县。李先生还根据史料推定，东移后的新玉门关应置于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它的建置与伊吾道的开通和“使护西域”中郎将的建置有关，它既是为伊吾道而设的关卡，又是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的衙府[22]。纪宗安先生则认为，玉门关的东迁当发生在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隋设伊吾郡的同时或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