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古船》在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创作）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像为数不多的显示着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作品一样，它让“人”回到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人的灵魂占据了文学的主位；不但“人”不再是阶级意识的符号，政治经济观念的注脚，而且人的历史也不再是平行同步于政治经济发展史的被动的活动史。“人”开始与历史争辩，与时代争辩，要求在本体意义上得到更深邃的相对独立的理解。换句话说，它着力于表现“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语），而不是像不少作品归向“社会本质化”的显现。它是心灵化、内向化，布满了灵与肉的巨大冲突的。这里决不缺少对抗和撞击，但人不是思想的符号，人与人的对立并不直接诉诸价值观和社会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度，转化为灵魂内部的鼎沸熬煎。这是什么？这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会而成的心理现实主义。这部作品同样也不缺乏盘虬的矛盾，众多的人物，纷繁的头绪，深沉的历史感和忧患感，这原本是可以称为“史诗”品格的，但是，它与那种“全方位”、“全景观”的史诗显然不同，我又宁愿把它称为“心灵史诗”。因而，它不是人情风俗史，政治斗争史，而是“民族心史”。当我们把视线投向当代农村题材长篇创作时，不能不承认，大量作品恪守的是传统的再现中的表现，很多作品难以摆脱被动式、依附式、平行式的思想框架；当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古船》中几个血肉丰溢灵魂痛裂的角色，看他们既处身政治经济狂澜又能保持个体的独立性，不能不深深感到，这样的表现中的再现式的作品，无疑具有审美意识上的突出创新意义。大量作品是从“群体”到“群体”，它是从个体到群体；与其说它旨在“改造社会”，不如说它旨在“改造生命”。我所确认的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趋势是具有更久远战略意义的“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而《古船》，正是踏上了这条荆棘丛生的悲壮之途。我想象过，即使作为个体的《古船》本身因多种原因湮没了的话（这要看时间老人的脾气如何了），它所奋力开辟的审美途径，在中国、在中国的关于农村的长篇创作上，将不可能身后寂寞。
“人啊，人要好好寻思人！”这是隋抱朴无意中发出的浩叹，其实正可看作一部大书的主眼。多少年来，我们把很大精力消耗到研究“写什么”的问题上，至今纠缠不清，现在也该“好好寻思”一下“怎么写”的问题了。因为，这决不是无关宏旨的雕虫小技，它实际是人类认识世界图式的反映，是一个作家人生观、艺术观、创作个性和气质的窥视渠道。甚至应该这么说，“怎么写”其实反映人类认识自身和文学认识人的水平。一句话，“人化”的水平。你看，在《古船》里，人的理性和尊严，人的变态和分裂，人的向善的忏悔和不可屈压的生命力，表现得多么饱满！同时，像冲不动的顽石般的历史痈疽，人的兽性的肆虐令人发指的残酷，温情的家族主义帷幕里储积的恶，又表现得何等触目惊心！这种人性的深邃度，未必全是牺牲和泯绝了阶级对抗的严峻真实换来的。作者是诗人，是作家，不是社会历史辑纂家，他要采掘的是具象真实下的如潮水激荡的灵魂真实。也许有人会说，今天哪一部稍稍出色的作品不在描写着人呢？不，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在有些似乎无时不在写人的作品里，却无处不在遗忘着人。它们还没有脱离文学中人的“物化”地位。《古船》则不同，它是一部“人之书”。那么，“有人”与“无人”、“突现的人”与“被动的人”、“物化的人”之间的微妙差异何在呢？这有时的确不易分辨。这里不妨先举茴子这个人物为例，让我们体验一下《古船》中的“人化”。谁都会承认，小说用于茴子的篇幅并不多，但这个人物的刺目光芒仍然掩盖不住。她是大资本家的女儿，婚后又是资本家之妻，她的阶级属性无可置疑。这种人在社会生活中原本长期处于“物”的地位，在文学中的地位更不待言。她服毒自杀时亲手焚毁自己的正房，表现出愿生命与家族、阶级利益偕亡的可怕决绝，赵多多说她是“多么死心塌地的反动东西，临死还把房子点上火”。应该承认，不管赵多多其人多么恶虐，他的认识正是我们生活中和文学中长期不移的传统认识。的确，就茴子的社会心理看，她乖戾、暴烈、固执，决不愿放弃剥削利益，确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和怨毒的仇恨。得知丈夫交出了粉丝工厂，她敲断手指，血染台面，令人骇然。但她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凛然尊严感和惊人意志力的女性。赵多多猥亵地把油碗扣到她的乳房上，她毫不犹豫返身拿起锋利的剪刀。须知，那时赵多多权倾金顶街，要尊严，要贞洁，就意味着难以苟全性命。但她还是把赵多多抓出了一脸血痕！勇哉，茴子！在这里她又是一个不可征服的人，富于人性的人。她的服毒自焚，既包含阶级怨恨，也包含对命运不平的反抗，相当复杂。赵多多在她临死时的行径，是对人性最残酷的虐杀；她临死的不屈又是人的尊严的最刺眼的寒光！她的意志力已达到冥顽的程度，她固执地要现实服从意志，而决不让意志屈从现实，否则宁可选择毁灭。鲁迅先生有云：“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自杀，是茴子的阶级性爆发的顶端，也是她的生命力滚泻的高潮；在社会历史剧变中她是个弃客，在人的尊严的试炼中她又是一块纯钢！茴子是多么容易使人联想到福克纳《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没落贵族的阴鸷女儿艾米丽：茴子与自己的堂屋俱焚，艾米丽与自己情人的朽尸为伴，这是怎样令人震颤的人性深度，怎样孽风怒号般的灵魂迷狂啊！
茴子一例，足可让我们具体感知《古船》写人的方式和奥秘。那就是，写灵与肉的冲突，灵魂中的风暴，进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灵魂的无情拷问和审判；各个主要人物尽可能展开全面的内心独白，每个人物的灵魂中又分裂出两个声音争辩和吵闹。《古船》的艺术建筑，就是以一个个人物个体的灵魂挖掘作为基石的。正像鲁迅先生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极精辟指出的：“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到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这不断的“拷问”和“不肯爽利的处死”，证之以茴子、含章、赵炳、见素，何其相似！即以含章与赵炳的畸形变态关系看，她是灵的厌憎，肉的难弃；剪刀扎进赵的腹部，赵却又不肯爽利死去，要她刺得再深些，刺得再狠些。如此笔墨，确是深得陀氏写人的精要。鲁迅先生又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证之以抱朴，又不无暗合。当然，《古船》远未达到陀翁式的人性深邃度，但方法上的汲取和学习却是明显的。《古船》发表后，评论者纷纷指出它受到《百年孤独》的精神、构思和叙述语言的影响，但至今还鲜有人指出它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更内在、更深刻得多的影响。在阅读《古船》的沉浸过程中，从记忆深处唤出玛卡其（《少年》）、拉斯科尼科夫（《罪与罚》）、最小的那个卡拉马佐夫（《膏拉马佐夫兄弟》）的朦胧面影是毫不奇怪的。这是一种隐蔽的、若隐若显的精神联想，是作者得其神髓氤氲化为自己后在创作中呈现的气象。如果有时间重新细读陀翁的着作和《古船》，研究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复杂关系，这未始不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好题目。目前，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等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已有足够注意，其实，一个更值得注意、前景也许更加广阔的动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理现实主义将更有可能在中国的土壤上蔚为人观。
五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几乎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都被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困扰着。正是雨果自身的矛盾，使他写出惊心动魄的《九三年》。过去的文学如此，今后的文学大约也是如此。倘若作家自身的矛盾灭绝，作品也就无以产生了。作家有他激情燃烧的理由，理论家也有指出他激情中内在矛盾的充足理由。这是否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之间永远无望克服的“二律背反”呢？
百年千年孤独的马贡多镇被一场飓风从地球上刮跑了，洼狸镇却在经受了生关死劫、凄风苦雨之后站定了脚跟。作家不但写了洼狸镇的四十年，而且在写我们古老民族的近代心史。终于，历史让抱朴接管了粉丝大厂，地下河又重现了。“河水不会总是这么窄，老隋家还会出下老洋的人！”这不是作家心中的幻影，这是中国大地上的现实。《古船》既有民族心史的深掘，又留出很多正在我们时代展开的难题。所以，在社会改革的舞台和文学的舞台上，它都堪称一块厚重的基石，一次长篇小说审美意识上的大幅度扩展和变迁，一首雄浑深沉的序曲！
一九八七年四月写于京郊
4.历史的灵魂和灵魂的历史
一
历史有没有呼吸、有没有体温、有没有灵魂？历史是一堆渐渐冷却的死物，还是一群活生生的灵物？它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终结，还是流注和绵延到当代人的心头？它是抽象的教义或者枯燥语言堆积的结论，还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不断温热着、吸纳着因而不断变幻着、更新着的形象？
人和历史是什么关系？人是外来的观摩者、虔诚的膜拜者、神色鄙夷的第三者？抑或本身就是历史中的一个角色？
历史和现实又是什么关系？是隔着时空的断层，还是无法切割的连结？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承继”，还是精神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些似乎带着玄思和哲理意味的问题，从我掀开第一部《红高粱》始，到读完《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这由五个中篇近三十万言构成的洋洋大观的“系列”，便始终在头脑中盘桓。这样一些带有历史哲学意味的问题，是只能由如此大胆奇突、狂放恣肆的创新之作才能激发和升腾而起的。
谁都看得出来，红高粱系列小说与我国以往的革命战争题材作品面目迥异。它也是一种历史真实，却是一种陌生而异样的、处处留着主体猛烈燃烧过的印痕，布满奇思遐想的历史真实。就它的情节构架和人物实体而言，倒也未必奇特，其中不乏我们惯见的血流盈野、战火冲天，仇恨与爱恋交织的喘息，兽性与人性扭搏的狂嘶；即使贯穿全篇的传奇色彩浓厚的农民自发武装的斗争形式和内容，也算不上多么新鲜，但是，它的奇异魅惑在于，我们被作者拉进历史的腹心，置身于一个把视、听、触、嗅、味打通了的生气四溢的独特世界，理性的神经仿佛突然钝化，大口呼吸着高粱地里弥漫的腥甜气息，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和融于历史的“浑一”状态，于是，我们再也不能像惯常喜欢使用的“形容”，说是观赏了一幅多么悲壮的历史画卷云云，而只能说置身于一种有呼吸有灵性的历史之中了。这样奇特的艺术效果，仅仅用莫言奇诡的“艺术感觉”无力说明，仅仅指出它扩大了视野，糅合了意象、魔幻、荒诞之类手法也不够用，深刻的根源还在于主体与历史关系的变化，在于文学把握历史的思维方式之变革。目前这组系列小说明显存在粗疏和局部的芜杂，但从审美意识的角度来看，莫言毕竟以他富于独创性的灵动的手，翻开了我国当代战争文学簇新的、尝试性的一页--把历史主体化、心灵化的一页。
除了涂绘貌似不可捉摸却又无处不在的历史灵魂的特征之外，在传统的骨架上生长出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是红高粱系列小说的又一整体特征。应该说，这组小说概括生活的途径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通过东方这片狭小的乡上“高密东北乡”，所谓“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千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通过一个集结着情欲、冒险、复仇、反抗的传奇味十足的“土匪”家族的浮沉，通过一个风云突变，血与火燃烧的特殊时期的特殊的斗争生活，来表现民族的魂魄和历史的精神。然而，就在这种传统的框架里，到处都有作者叛逆笔墨的突围，到处都能看到莫言的审美方式与我们久经熏陶而习惯了的审美方式的抵牾：例如，我们是个讲究“容隐”和“尊卑”的古国，莫言却不顾“容隐”之德，放开笔墨写爷爷与奶奶的“野合”，又不顾忌尊卑观念，用男人看女人的眼光来看奶奶；我们的历史教义和多年来的惯例所描述的农民武装的发展图式是：在党的教育下由自在走向自觉，但余占鳌这个匪气十足、放纵不羁的游击队司令却偏偏不肯就范于这种图式，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惯于从政治角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圈定农民的性格面貌，但莫言却把他们从“拔高”的位置“降级”到本色状态，写出他们的无组织、无思想准备，混乱、冲动而又盲目，写出自发的民族意识和复仇情绪，写出“美丽与丑陋、超脱与世俗”的奇妙扭合，每个人物都不再受某种“观念”的挟制，全都在灵与肉、生与死、本能与道德的大撞击、大冲突中辗转挣扎，奋斗奔突；再如，我们的审美传统讲求中和与适度、切忌血淋淋的场面和惨绝人寰的兽行入诗入文，以免玷污文学殿堂，但莫言却毫不留情地撕开“恶”的帷幕，看吧，惨不忍睹的活剥人皮，禽兽般的蹂躏妇女，狗嘴的咂巴声和尸体的撕裂声，全都墨痕斑斑，触目惊心……正是传统外壳里裹藏的反叛精神，使它成为一部“奇书”。
它的第三个整体特点是，历史的灵魂是以众多人物的灵魂的历史为基础的。莫言把探索历史的灵魂与探索中国农民的灵魂紧紧结合，互为表里，前者是氤氲，后者是热核，前者重写意，后者重写实，前者重象征，后者重传神。假如看不到余占鳌（爷爷）、戴凤莲（奶奶）、罗汉、恋儿、豆官、黑眼、花脖子、倩儿、耿十八刀、成麻子等一大群鲜明的性格，所谓“历史的灵魂”将流于空幻；同样，假若看不到作品的象征意蕴，作者借人物写意和从人物而展示的“升华”，那所谓“灵魂的历史”又会变成被抽出神韵和血肉的一串并不高明的“故事”。所以，我们理解和评论红高粱系列小说，只能从“虚”与“实”相凝结的“整体性”入手，这样，它的象征境界、内在精神、强者内涵、农民灵魂、创新价值、神秘美感以及诸多缺陷，也才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说明。那么，就让我们面对这部奇书，来一次灵魂的探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