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跨进了门楣上写着“耕读第”三个大字的家门，字迹的斑驳显示着它的古老。陇东南一带，即使赤贫的农家也不忘在门上漆这三个字，表示对农耕、读书、孝悌的敬重。这个门我不知进出过多少回了，此时跨入，顿感生疏；异母兄嫂、侄儿女辈蓦然相见，大有“相对如梦寐”之感。然而，正像很多文章里写过的，欢乐的气氛很快把我包裹。亲房本家一些上年纪的人，也朗声呼喝着我的小名，跺着泥鞋来了。我被推搡到炕上，盘膝而坐，连忙一遍又一遍地抛撒香烟，把糖果点心塞到挂鼻涕柱的碎娃们手里。不知怎么一来，我开始改用略显生硬、毕竟地道的乡音说话。改为乡音既使我腼腆，又使我暗暗得意。这才体味出，尝见上海人的一见面即用上海话叽里呱啦交谈，那么得意洋洋的原委。过去我以为那是很可憎的。我望着炕沿下一些叫不上名字的碎娃，我的后裔，看他们用黑忽忽的眼珠盯视陌生客的傻憨态，恍惚觉得，他们中间的一个就是我。时间猛然间倒流回去，真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
此时，我嗅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一股湿秫秸烧进灶火，浆水面溢出锅，或者洋芋豆腐粉条大杂烩的浓厚气味，它直冲鼻腔，有大年初一早晨的感觉。我知道厨房里正在举火做饭。哦，我有些明白了，我从几千里外跑来，跑到这疏隔几十年的地方，原来就为了寻觅这股混含着秫秸、洋芋、浆水面的味道而来，为了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一员而来。多少回了人到这里，心儿安详，睡觉踏实，一夜醒来，推开沉重的木窗，尝见大雪压弯枝桠。这里自有温暖宽厚的胸怀。困难时期我在省城饿得受不了，偷偷跑回，嫂子也饿得面色发绿，却不顾几个侄儿女的哭闹，抖空面袋，给我烙了几个大馍。我像大富翁一样，怀揣这几个高粱面馍，满足地回到城里。“文革”时母亲受冲击，命如悬丝，多亏回到这里躲藏，才保住了一条命。这里有种无可言说的安全感，依托感。我相信，一切饱尝孤独，挫折，虚假之苦的灵魂，一切曾被生活欺骗过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回归乡土的冲动的。
然而，归来的踏实感却转瞬即逝。我发现，与亲友们的谈话进行得艰难，好像几十年的沧桑用几句话就说完了，总是我问得多，他们答得简短，或者简直就是“嗯”，“啊”，“对着呢”，“好得很”之类。常出现冷场，大家都憨笑着。饭菜端上来了，“陇南春”斟满了酒杯，似乎一个小高潮又掀起了。大家尽量热情地向我这“北京稀客”敬酒，“满上”，“再满上”，“干了”的吆喝声打破了沉闷。但是，我又发现，每当举杯喝酒时，我是主角，我存在，一旦酒杯落下，酒酣耳热的亲友就无形中把我撇在一边，津津有味地谈论谁家的媳妇打公公，谁谁到兰州办货去了，谁谁谁一怒之下到青海去了。大概估计我也听不懂，连看都不看我。这时我非但不是主角，连配角也不是，甚至不存在了。我荒诞地想，我跑了几千里，莫非专为喝几杯酒而来，好像我的任务就是喝酒。啊，难道独在异乡的“稀客”，才是我的真面目吗？
侄女改兰早先来过北京，我们就谈得多些。她也是我隐约觉得要找寻的人中的一个。这三十岁刚出头的小媳妇，耳坠、戒指、项链都戴全了，黄金把她黑葡萄似的俊脸映衬得格外动人。别看她打扮上追逐时髦，其实性极憨厚。她最怕城里伶牙俐齿的女售货员，得了恐惧症，每次买衣服由于心怯总买错尺码，只好送人了事。春节火车上明令禁带烟火，她全然不知，大模大样地扛着礼花炮竹上车，结果给抓了典型，闹得一车人捧腹大笑。有一次她赶集时钱包被偷，不知回来如何交待，就怯生生地对丈夫世仓试探说：“嗨，今天集上丢钱包的人多得很哪”，世仓翻着眼说：“咱的钱包没丢就对了，说啥哩”，她于是不得不拖着哭腔说：“哎，咱的钱包也丢了”，一时传为笑谈。俗话说，傻人有傻福，“瓜（傻）娃子头上有青天”，尽管她傻乎乎的，命运竟强似众姐妹。她学过织毛衣的技术，前几年政策活了，她大胆买来几台机器，就发起来了，产品销行西北五省。她生性良善，出手大方，乐于资助兄妹，就并不遭人嫉妒。我望着眼前这健壮的少妇，无论如何难以与当年卖到北山当童养媳，又逃回来，被她母亲用柴禾抽得满院滚的黑瘦丫头联系起来。
不过，她清澈的黑眼睛里似有空落、愁闷的意绪。她征求我的意见，说到市针织厂当个女工怎么样？我说，那你可就没那么多钱好挣喽。她说，我不管钱不钱，现在整天圈在家里，急挖挖的，人快成织毛衣的机器了，有啥意思。她说，她攒了钱，要去看大海，要到南方转转。她的血管里有我们家族的遗传，跟我，样，也是个不安分、喜冒险的家伙。她的想法，未尝不同时反映着一种属于未来的东西吧。
我还要去找寻此行欲找寻的最后一个人，这个人属于过去，已沉埋地下几十年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提起他，我就想起了坟院。昔日的坟院，松柏森森，坟冢累累，是个神秘、幽静、肃穆的所在。不管我走到哪里，如何一日日地老去，那一团风景常悬在心中，似斩不断的生命根系的图画。现在哪里还有昔日的踪迹？我三岁那年，戴过孝，跪过、哭过、祭奠过的地方又在哪里？只见开旷的场地上矗立着一排排青砖小楼，据说这一片集中了近年来致富的人家。我们凭借几棵老树，才大略确定了父亲坟茔的方位。那多半只是一种推测。二哥烧起了冥纸，大家皆屏息竦立着，默默无语，各想心事。我想，这是否正是地下与地上，亡灵与生灵默契交谈的时刻？关于这个“人”的故事太长了，难以尽述，只想说，作为一个旧中国的乡土知识分子，他曾经幻想过也努力过改造乡土社会，现在他的坟头虽然平了，但平地上终究兴起了新的建筑，新的生活，想来他不会怨他的后代儿孙吧，说不定他还会感到真正的欣慰呢。
晚雾悄悄地升起来了，我们也该回县城了。吉普开到河边时，我很想看到灰颈鹤。那是一种长着细细的腿，长长的颈的极可爱的大水鸟，幼时常见它们从冬至春成群地在河滩散步，孩子们即使挨近它们，它们也从容自若，并不惊飞。怎么现在连一只也没有了？天宝倒随口说出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他说：以前的好多东西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又有了许多以前没有的东西。是啊，万物皆流，无物常住，我这次的还乡，究竟是失望，还是充实，说不清楚，只是隐隐想到，人是一种喜欢飘浮的动物，在人的灵魂中必有一种随时要飞的物质，压力来时，人可以坚实地踏在大地上，压力一去，又会飘飘然，结果招致更人的压力，如此循环，以至生命的终结，而我的还乡，终究起到了一点施压和清醒的作用。一切都被时间卷去了，再也难以找回当年的感觉，但又并非一切都被卷去，当我们承认世界和人生的有限性时，我们才会倍感某些情感的珍贵啊！
一九九一年四月写于安外东河沿
5.足球与人生感悟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世界杯足球大战的帷幕终于降下，球场上那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咆哮声、擂鼓助威之声消歇了。带着大欢喜、大悲哀抑或深刻隐痛的人们也已风流云散，一切复归于岑寂。然而，事情真的像叔本华说过的，人生无非是在痛苦（或欢乐）与无聊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吗？因熬夜而双眼发红的球迷们，现在是否只剩下在无聊和新的等待中打发日子呢？不，不是这样。只要你肯把眼光从绿茵场转向人生的广阔疆场，那么，每一个揪心的回忆都可能沟通人生的意蕴；每一个出人意表的瞬间，都会提供某种神秘的暗示。如若不信，请与我同行，让我们的魂灵重归喧嚣。
一
有一则“外电”评述道：由喀麦隆领头的一场“人民起义”虽然终于被旧秩序“镇压”下去了，但一场足球革命却势在必行。这个提法太棒了，俏皮而深刻，把人们在整个世界杯赛中隐隐感到但又无可言说的感觉说了出来。
喀麦隆队的表现既属“革命”性质，那就必然带来一些新生事物所具有的新鲜东西。似乎并非什么立体打法呀、多元化呀之类的技术问题。它究竟是什么呢？看喀麦隆与阿根廷的首场比赛，阿队虽然姿势优美，技巧娴熟，但总觉虚飘；而喀麦隆硬扎、狠准，有如顽铁，元气淋漓，致使南美特长无以伸展。每遇中场双方“夹球”、阻截，总是阿队员甩将出去，跌跌撞撞，跟头翻得多，可见体力的不支。为什么喀麦隆守门员总敢大脚开球，一下子踢到后场？根源还在底气和实力，在于他的前面有堵铜墙铁壁。他知道，反击不会迅速到来，他的队友会阻截得住。花拳绣腿遇到喀麦隆，几乎无用，就像舞刀的遇上鲁智深的禅杖；任何队与之拼搏，大约都倍感疲乏，赛后非得大睡几天不可吧。
何以如此？我想，喀麦隆队是从非洲的沙地、农田、丛莽挺立而起的。那黝黑的皮肤，劲健的四肢，猿猱般灵活的弹跳，都带着农业文明的刚健清新和原始强力。他们更贴近大自然，因而更能发挥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力与巧。阿根廷本来也不是经济多么发达的国家，但它的球员大多效力西方，将体能商品化，享受高薪，饱受赞誉，平时物质和精神的诱惑也多多，久而久之，远离家园，就不由得显出文明的弱态，体质的虚浮。当然，你可以用西德、意大利等国的频频得手驳倒我，但我要说，球赛的输赢是一回事，从球赛中展示的双方的精神力量是另一回事。能不能说，喀阿之战是来自田野的自然魄力与精美化的商品体育的一次精神较量呢？至于日后喀球员声誉大起也卷入商品化，也到西方去赚大钱，那是以后的事，又当别论。
阿根廷失败后大呼：“我们被抢劫了！”（这句话已成为一切失利者自慰的口头禅，有趣。）马拉多纳则惊呼：“我从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仿佛被踢断了腿，内心空荡荡的。”彼时彼际，人们还不认识喀麦隆，还想靠自欺讨生活，还惧怕这严酷的事实。其实，“被抢劫”的是喀麦隆，他们没有窃取任何东西。同样程度的犯规，对阿队作为一般问题，对喀队则不是黄牌，就是红牌，直弄到九人对十一人的局面。然而，喀麦隆还是赢了。
我能感觉到，喀麦隆队似早有思想准备。他们懂得，一个新生的东西要崭露头角，要站住脚跟，总得付出代价，总要吃些亏，受些委屈，总得经历一个逐渐被承认的曲折过程。这个过程有时还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过早地要求“公平”、“公正”、“合理”，虽然有理，却要不来；企图省去被承认的过程，与时间作对。也不可能实现。大约正因为如此，那一张张黧黑的、憨厚的、纯朴的面孔，经常呈现出“无表情”状态，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罚而不怒。那神情似在说，让一切付诸时间吧。在喀麦隆与英格兰为争取进入“四强”的战斗中，喀队几乎已经胜利，终因连罚二记点球而停在“四强”门槛边。那天的黑衣法官是门德斯，也就是在决赛上重施点球法宝的那一位。不知为什么，我总疑心在喀英之战中，这位裁判大人的内心独自是：你喀麦隆能进八强就顶破天了，还想干吗？我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事实上，万事万物何尝例外。搞创作，做实验，推行改革，谁也很难不在歧视、轻蔑、刁难中忍耐，而后逐渐奋起。
我曾看见一件印刷的占巴比伦的浮雕，叫《垂死牝狮》，是古代珍品，表现一只无比勇猛、浑身散溢着蛮力的狮子，虽身中数箭，依然怒吼趱行，气势骇人，大有“困兽犹斗”之悲壮气概。我心目中的喀麦隆队，正是此种意象。你看他们，猎获阿根廷，收缴罗马尼亚，横扫轻视他们的哥伦比亚，最终倒在“四强”门边。至今谈起，其势令人生畏。他们的革命性乃在扬厉了人类原初的生命活力。
然而，喀麦隆精神还不限于此。报端曾披露他们的赏钱如何如何之高，好像球员的顽强全凭金元支撑似的，后来喀队驳斥了此说之不确。有赏钱大约无疑，但喀队的节节胜利，要我说倒恰恰来之非功利的较为高尚的情操。因急切的功利目的而狂躁奔突者，和在健全的理性精神驱动下积极拼抢者，区别是看得出来的。哥伦比亚门将伊基塔天真固天真，矫健固矫健，但他在远离球门的地方忽然弃职改行，大露盘带之姿，实不无自炫的虚荣。这还只是虚荣，至于被黄金腐蚀者恐也不乏其人。君不见，连金灿灿的奖杯都被熔化了。喀麦隆队不是这样，他们团结一致，“团结得像一个人”，又不束缚每个人的自由创造，甚至在四名主力损折的情况下，也未能杀其锐势。在喀队每个人的心头，燃烧着民族自豪感的烈焰。他们说，我们不但为非洲，而且是向全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也许我把喀麦隆人有点理想化了，但我确实在他们身上感觉到斯巴达的精神复活，奥林匹克精神的发扬。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是令人神往的，那蓬勃的朝气，那坦荡无邪的眼光，那对人的体能和美的讴歌，那勇猛尚武的豪放，确是人类的骄傲。喀麦隆人不是古希腊人，但这不影响他们汲取或沟通人类的力与美的历史。固守温泉峡的三百壮士，无一投降和逃亡，后人立碑云：“亲爱的过客，请带信给我故乡的人民，我们在此矢忠死守，为祖国粉身碎骨！”
勇敢无畏的喀麦隆队，你们是否也是如此？
二
男儿有泪不轻弹，马拉多纳哭了，哭得多么伤心！你是在为裁判的苛刻而哭吗？你是在为你的球队和你的祖国的失利而哭吗？你是在为得不到高额的赏金许诺而哭吗？你是在为决战中你的无所作为而哭吗？你是在为你将告别你曾洒下无数汗水、留下无尽悲欢的绿茵场而哭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在我看来，你是为你所承受的苦难和你在黄金和名声的枷锁中日甚一日地丧失自由而哭呀！
马拉多纳该指责的地方太多了，但我还觉得，他的形象愈来愈可爱，对“伟大的球员”的称号，我也有些愿意接受了。你看他，矮矮的身，浓浓的眉，憨憨的态，没见他畅怀大笑过，脸上永远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悲悯神色，颇有种受难耶稣的样子，或者现代“拉奥孔”。踢球本是寻求自由和展现健美的活动，可在他那里，连足球的定义似乎都要改变。他的自由被掠夺了，他永远陷入比别人多得多的重围、剿灭之中。足球成了一种苦刑和重负，这是否足球在特定人物身上的一种异化形态呢？他一得到球，足球便迅速变成橄榄球，追、打、踢、绊全都接踵而来。每每看到他被“拥抢”，被“横扫”，被“老鹰抓小鸡”，他于是马失前蹄，转圈儿翻跟头，长时间亲吻草皮，我感到他从事足球已从寻求自由转化为承受额外的苦难。妙的是，习惯成自然，在他身上犯规正在日益合法化。也许，有人在他身上犯了八次规，只有一次被罚，他反会感激起裁判来。他没有怨言，“全都背起来”，他的忍耐精神让人感动。他，似乎已经认命了，该怎么踢还怎么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