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桑园“被”寄之子
《桑园寄子》是梨园一出经典名剧，也叫《黑水国》。讲的是晋朝时候，邓伯俭病死，适逢黑水国的石勒兴兵扰乱中原，哥哥邓伯道和儿子邓元、弟媳金氏、侄子邓方一同逃难，半路上与金氏失散，他独自带着两小儿，应付不过来。心想弟弟只有邓方一根独苗，托孤于自己，应该保全侄子，牺牲亲生儿子。于是将邓元绑在桑树上，带着侄子走了。
结局自然照例是大团圆，金氏路过桑园，救下邓元，最后一家团聚，其乐融融。
中国的戏剧故事，很多是确有本事，敷陈演绎而成的，桑园寄子也不例外。邓伯道就是大名鼎鼎的邓攸，伯道是他的字。在《晋书》里，邓攸被记录在列传的“良吏”之列，可算是他的盖棺论定。历史上的邓攸七岁丧父，不久母亲和奶奶又去世，他居丧九年，以孝着称。邓攸继承爷爷的官职，后来被石勒俘虏，本来要被砍头的，可他给石勒写了封信，石勒看重他的文辞，免死后留在身边任用。邓攸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随石勒过泗水，在行军途中伺机逃离，于是真实发生了戏剧里“桑园寄子”一幕。
只可惜，现实总比“艺术加工”要来得残酷。邓攸的亲子被弃后不知所终，邓攸后来也再没有能够生子，以至于留下了“伯道无儿”的成语，表示邓攸这么好的人却没有后代，是老天无眼，天道何亲？
不管是史实还是演义，邓攸弃子保侄的高风亮节都令人感动。可这一份感人，对我来说却总是隔膜，怎么也看不明白。最大的不明白是，脚趾头都能明白的道理：一个小儿在兵荒马乱之际被抛弃，不仅一生命运由此折断，而且直接关系生死。所谓“人命关天”，如此重大的抉择，还在老来所得的亲生独子，邓伯道说丢就丢，未免过于草率且冷酷。他何至于如此决绝冷血？
历史记载很简单，邓攸用牛马驮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出逃，半路遇到贼人，牛马被抢，只能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邓绥，即戏里的邓方），度不能两全”，便做了取舍。戏剧交代稍微生动一些，说两个小孩子年幼腿疼，嚷着要大人背。老邓本已年迈，如今背了一个，另一个就哭闹，他左右为难，只好二选一。可考量他当时的处境，所谓的二选一，不同于“法场换子”或程婴在屠岸贾威逼之下，不是必须舍其一。戏剧里两个孩子出场，一次念“每日里在书房习学孔孟，急忙忙到病房问候父安”，一次念“学中习孔训，何日得成名”，举止沉稳，礼仪俨然，在大人生病或祭奠痛哭时，都知道安慰，托孤时邓方说自己“年幼求伯伯多多教诲”，长大成人再报答，邓元表示以后要照顾小堂弟。各方面都表明，这是两个受过教育、懂事、知礼、能自制自律的孩子。一时跑累了，想要大人背，被大人爱护时互相攀比，都是常态常情。他们很可能对当时处境的危险和严酷性没有认识。邓伯道只要跟他们解释一声（甚至恐吓一下）：现在不是撒娇或争宠的时候，再不快逃，全家有性命之虞。孩子是能理解的。
可老邓没有一字一句说明，独自“思想斗争”后，就直接“痛苦抉择”了。整个过程只见邓伯道独白，他越是痛苦两难，越见得“目中无人”和“心中无人”的残酷。要说时间紧迫，来不及解释，可他骗儿子去采桑葚，捆绑，还写血书，有这时间，道理早就讲清楚了。就算一定要弃子，也可以丢下孩子掉头就走，邓元要是继续赖坐地上便罢，若是不想被抛弃，自然乖乖地自己跟在后头跑。绑着，就连孩子最后的自主选择权和自由意志都被剥夺了。这可是一条鲜活的人命啦。
据史书的记载，现实比戏剧更残酷。邓攸的儿子早上被爹妈抛弃后，晚上又追上了。到了第二天，邓攸将他绑在树上，才终于甩利索了。（“其子朝弃而暮及。明日，攸系之于树而去。”）
乱世弃子几乎等于杀子，连小侄子的意愿也不予考虑。戏剧中邓方眼见大伯捆绑大哥，连声求情，让大伯给哥哥松绑，大家一起逃生。而伯道没有一句解释，直接将侄子哄骗离开现场。对邓元来说，岂不是万分无辜且荒诞？他做错了什么，该如何理解这人生的急剧变故？从金氏母子的角度，孤儿寡母在以后的人生中如何拜领和承受这份巨大的“恩情”，他们吃得消吗？邓伯道此举，只成就了自己的“舍亲生救侄男，万古流芳”，却置亲子于死境，陷金氏母子于不义，不仅不明智，而且可谓恶毒。
我宁可相信邓攸之流的牺牲是真诚的，而不是潜意识的沽名钓誉、制造悲壮。问题在于，他将别人纳入“自我牺牲”的范围时，别人成了“我”的对象和客体，而不是同样有能力控制言行、选择作为的主体。他在子侄之间痛苦选择的思路等同于“我喜欢金砖，也喜欢字画，可逃难只能带一样，咬咬牙，舍金砖而携字画吧”。子和侄都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蜕化为老邓道德光辉的素材和道具。亲子是“我的”牺牲，侄子是“我的”奉献，伯道在做自己的事，跟别人——虽然他们是真正的当事人——毫无关系。这种无私恰恰是最大的自私，这种高尚正是最大的卑劣。表面上持“利他”的出发点，实际上只从一己之角度和立场去考虑问题，正是赤裸裸的灭杀他者的存在和自由。
邓伯道这种忽视他人主体性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绝非仅有。看看“二十四孝”吧，那可真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啦。对郭巨来说，只要孝顺母亲，活埋亲儿可谓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至于奶奶的爱孙心、负罪感，还有孩子是否愿意离家乞讨、出家、卖身为奴，以任何方式自谋出路，只要不占用奶奶的口粮又能活下来，这些都不考虑。穷人家没蚊帐，蚊虫叮得人没法睡，吴猛很懂事，每晚赤身坐在父亲床前喂蚊子，吃饱了的蚊子就不叮咬他爸爸了。这很感人吗？当然，可是那个做父亲的，就能忍心看着自己八岁的儿子喂蚊子，自己坦然享受这份安宁夏夜？冰天雪地的，哪个做妈妈的，会忍心看自己的儿子赤身裸体趴到冰面上，只为了她要吃一口鱼？儿子要冻出个三长两短来，做妈妈的该如何自处？
这些广为流传的孝行故事，着眼点只在儿子如何孝敬，孝敬的对象“父母”对此有何感受？“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看起来，只有那做爹妈的堪比禽兽，儿子的孝行才愈见感人。（“孝行”如此，反过来的“父母恩”也一样。直到今天，弘扬孝道的宣传里，还习惯于将父母对孩子的关爱表述为自我牺牲，而且夸张到恨不得孩子充满负罪感的程度，不如此不足以表现父母恩重如山。非要一方有罪了，另一方的牺牲、奉献和“爱”才得以升华。这到底是爱，还是杀戮？）
在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李寻欢发现好兄弟暗恋自己的未婚妻，痛苦地舍弃两情相悦的未婚妻，成全兄弟的一段“佳缘”，令三个人的一生都痛苦不堪。邓伯道式的牺牲，被古龙演绎得好不荡气回肠，却也格外地令人齿寒心灰。
这种将他人客体化、概念化甚至物化的思维方式，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须大拿太子经》里，说到印度有个太子叫须大拿，因信奉佛教，发愿将自己的所有财富都布施给人，普度众生。散尽金银钱财不算，还把自己国家最重要的国防武器（大白象）送给敌国，因此被震怒的父亲流放。流放途中，他不仅布施干净了他的车、马、身上的衣服，后来还将一对儿女布施给人做奴仆，把妃子布施给光棍做老婆。儿女妻子哭着不肯走时，他表示自己说话要算数（“我已许之，何从得止”），总之，“我的”布施是“我的”事，这么高风亮节的事，当然不容你们妻儿来干扰和破坏喽。
我有时候忍不住要恶意地妄度，难道这就是传说中东方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
没法想象，如果是须大拿的妻子发愿“遍行布施”，结果会如何。但这至少暗示了一点，每个人都从自我出发来看问题和处理问题，这种“唯我独尊”的思维会带来一个大问题：人毕竟是群居动物，毕竟要很多人才能演出一场戏。可是一个故事又只能有一个主角，只有他是轴心，他的立场就是整个故事的立场，也是唯一的立场。那这个主角会是谁呢？我们以谁的视角和口吻讲述故事（书写历史），以谁的主体为准，而谁又在这种人际关系中丧失主体性，沦为客体？
很显然，身份决定了谁是中心，谁是主体，而那些被消解了主体性的人，就没有了自我。确实，在现实中，精英（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们更可能成为主体，于是，他们的立场便成了大家的立场，长者、强者、尊者的立场就成了幼者、弱者、卑微者的立场。他们的个人主体被强化成所有人的虚拟主体。就像《桑园寄子》这出戏里，明明有青衣、有娃娃生，却被认为是标准的老生戏，而且整出戏基本上也就是邓伯道的独角戏，他怎么想，他怎么做。别的非主角，“没戏”。邓元被弃时怎么想？“没戏”。
不要以为戏剧都是假的，一方面，它得依据历史。事实上，邓攸所弃之子连名字都没留下，史书上更没有一句话是以他为主语的。历史和现实中有多少人，是永远只作为宾语出现的？他们曾经存在的痕迹，也只能作为被动态出现？时至今日，“被”字仍然能高票当选为年度最火的字，“代表”仍然是最能引发嘘声四起的词，可见以他者为客体（不把他人当人）的思路仍然大行其道。
另一方面，戏剧的“改编”，真实反映了后世对此事的认识和理解。《晋书》 虽将邓攸归于良吏，却评价说“攸弃子存侄，以义断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预加徽纆，绝其奔走者乎！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所以，邓攸“卒以绝嗣，宜哉！勿谓天道无知，此乃有知矣。”这还算说了两句人话。可是邓攸这一显然招致质疑的言行，却在后世被一再粉饰和完善，感天动地地一直演到今天，足见我们至今也没有认真清算和唾弃这种非人的思路。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将别人客体化的同时，一个人的自我和主体也会丧失或异化，即使他是主角。一个心智正常的父亲、一个言行自主的人，可能像邓攸这样冷血地亲手害子吗？老莱子戏彩娱亲的故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老莱子当然有自己的人生和思想，但他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成长、成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人们宣传孝道时，他便无可选择地被纳入“父-子”的框架内，既然与“父亲”这一角色相对应的是“孩子”，他就必须终身扮演孩子的角色，即使已经70岁了，仍然要穿着五彩童装，学婴孩玩拨浪鼓，摔倒了就坐在地上蹬脚哭，以博父母一笑。一对耄耋老人看着自己70岁的儿子这样赖在地上耍宝卖傻，真的会开心吗？我不知道。但老莱子却是真的丧失了一个古稀之年的老者的自我和尊严。
邓攸的结局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一方面，亲子被弃了（无父），另一方面，邓攸绝嗣了（无子）。两方面的自我主体都丧失了，可谓两败俱伤。胜利的只是抽象僵死的、脱离人性的道德信条。在历史上，邓攸以道德高尚着称。“邓攸弃子”的关键词是邓攸，其子可以忽略不计，而“邓攸道德高尚”的关键词是仁义道德，邓攸本人可以忽略不计。邓攸父子和老莱子父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其主体性和精神都萎灭了，而“义”和“孝”作为高大庄严的道德名词，却踩在“人之精神”的尸体上，越发显得熠熠生辉、神圣不可侵犯，并被代代传颂。到最后，这些名词成了历史书写的唯一主语，戏剧的唯一主角。而真正的配角和主角都不见了，因为没有了“人”。
《博览群书》2011年第4期
2 花中败莠意更长
对人类来说，比苦难更不能忍受的，是不公正，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人比人气死人”。或许古代的不公正格外多些，所以中国传统戏剧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正义战胜邪恶。河北梆子《陈三两》就属于这一类。
这个传统剧很紧凑，奇妙地符合西方戏剧的“三一律”。故事从沧州知府李凤鸣接受贿赂开始讲，他在公堂上屈打妓女陈三两，逼其嫁给七十多岁的珠宝商。剧情在审讯过程中一步步铺展，原来，被审的妓女和审案的知府竟是十年前失散的亲姐弟。最后，陈三两的义弟，另一个更大的官员陈奎驾到，查办了业已“变坏了”的李凤鸣。全剧悲情开局、大团圆收尾，反映黑暗现实时赚了眼泪，展现反腐的光明希望时又慰藉了人心。可谓完满。
我却清楚地记得自己看戏时的感受，陈奎在昂扬的锣鼓声中上场，我明明知道他必是作为正义的化身出现，心里却很忐忑。如果他也跟李凤鸣一样腐化变质了呢？陈三两可就真的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这一份忐忑很强烈，以至于我对全剧宣扬的正义怎么也没法放心。正义已经那么声势浩大地出场了，我却更加没有安全感。
多年后，再看改编的越剧《花中君子》，不仅勾起过去全部的怀疑，而且那份不妥帖还变成了一种不吐不快的憋屈。
《花中君子》的容量更大，故事也更舒展，一部分内容相当于《陈三两》的“前传”。李九升考取全科进士，因为不愿行贿，官职被人顶替，愤懑贫病，气绝命殒，留下弱女幼子。女儿李素萍自卖其身，卖身钱一半葬父，一半供弟弟读书，从此姐弟失散。李素萍被骗卖到勾栏后，矢志卖艺不卖身，所作诗文每篇售银三两，因此改名陈三两。又认货郎陈奎为义弟，教其诗文。七年后，陈奎赴京赶考，得中状元。与此同时，鸨母将陈三两倒卖给珠宝商为妾，陈三两不从，告到沧州官府。后面的剧情，就跟《陈三两》大体无二了。
现代改编自然比传统剧更圆融些，不仅灯光舞台等表现手法更有创意，剧情安排也更细致且具有艺术性：李素萍的卖身钱和李凤鸣的受贿数额，都是200两纹银，对照强烈；李九升的遗嘱在剧中多次出现，是前后呼应、贯彻始终的“中心思想”、“点睛之言论”；收尾也更精致，李素萍没有抛弃失足的弟弟，而是将革职后的李凤鸣带回家乡，“读书做人重起头，教你不做朽木做栋梁”。
在我看来，真正有深意的冲突是从第二场开始的。李九升流落破寺，沉疴不起。黄口小儿李凤鸣去给父亲抓药，药店不肯赊账，他饥肠辘辘地空手而归，捡到陈奎遗失在寺里的包裹，里面装着营救陈父出狱的一百两黄金。凤鸣没找到失主，继而动了贪昧之心，结果被姐姐批评，又被父亲责打。李九升留下四句遗言“祖辈清如水，家风传后代。遗言嘱儿女，洁身永自爱”，撒手人寰。
我毫不怀疑李家两个孩子从小就受到父亲很好的道德教育，但恰恰在这一场里，现实给了小凤鸣另一个版本的教育，他的价值观遭遇到了严重的困扰、紊乱和挑战，以至于对以前的书斋之说有了怀疑。
李九升寒窗十年考取进士，只因为少了官场打点，落得贫病交加，暴毙他乡，无钱安葬，更无力安排年幼儿女的将来。对此该如何理解？李凤鸣起贪心时，姐姐无非是拿“爹爹给我们讲的故事”（“廉者不受嗟来食，志士不饮盗泉井。唐朝有个裴丞相，早年潦倒也穷困，拾得金带奉还人，宰相骨气早凌云”），来教育凤鸣要“自幼立下好志向，岂可见利就动心”。对此，凤鸣的回答是：“我没有忘记这些故事”，但是“我手持药方到处跑，无钱哪得灵芝草？眼看着老父受屈丢前程，凤鸣心里如刀绞。欲杀刘瑾腰无剑，欲走门路银铺道。爹若有此百两金，塞满衙门万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