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被问到“（拾金而昧）良心何在，天理怎饶”时，李凤鸣愤而辩道：“天理良心！爹爹受屈，有谁来和你讲过天理……良心？天理纵有常颠倒，良心早被狗吃掉。我爹爹满腹文才丢乌纱，那刘瑾一肚是草穿红袍。今日我无非暂借金一包，怎说天理不能饶！”他的思路是：就当这包金子是向失主借的，以解燃眉之急，以救倒悬之苦，以后再连本带息还给失主。
黄金铺道“走门路”的行贿意味着对现实的妥协，对信仰的放弃。但没有这个自渎行为，则意味着爹爹丢官丧命，姐姐卖身为妓，骨肉从此永分离。现实有多残酷，代价有多惨重？此时，信念和道德还能有多大的说服力？事实上，这百两黄金，不也正是陈奎准备拿去贿赂刘瑾的赃款吗？这当然也违背陈奎父子的意愿，但形势比人强，和父亲的性命相比，再光彩的信念岂不也轻若鸿毛？
应该说，李凤鸣这一番对道德说教的质疑，对现实的不解，是很有分量的，也体现他比简单坚守道德教诲的姐姐更有怀疑精神和思考力。可这时的父亲只是大吼着“住口！”给了他一个大巴掌，并再次重复强调那些道德信条。传统的很多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其实是最“不讲道理”的。好就是好，无限同情和颂扬，坏就是坏，不遗余力地打击。至于为什么好或不好，无非“圣人这么说”、“贤者那么做”、“上古如此”、“天理良心就这样”。问题在于，道德本身并非自明的命题，只是为了人的群居生活更和谐共利，是一种利益和价值的选择。如果道德不能解决人类生存处境切实的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
那么试问，李九升的怒斥和耳光，能解决孩子心中关于正义的疑惑吗？能加深他的思考，有助于他以后处世立身、应对世界万象、抗击非正义吗？李九升的骨气和操守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他的教育方式和说服能力，却实在让人难以苟同。
当信仰和现实冲突时，该何去何从？理想主义者如何在黑暗残酷的现实中生存，并继续保持理想或梦想？正义能否战胜邪恶，如何战胜？这些都是大问题，是不可能靠简单的耳光就拍碎的问题。
从剧本设计来说，九千岁刘瑾一直没有露过面，却从一开始就影响到剧中每个人的命运，他是邪恶力量和残酷现实的象征，是黑暗的底色和背景。剧中的四个人（父亲李九升、女儿李素萍、儿子李鸣凤、“义弟”陈奎）则分别代表了几种应对邪恶的人生选择方案。遗憾的是，细分析起来，竟没有一个人走的是通途，没有一个人的“正义”真的战胜了刘瑾的邪恶。
最悲壮的是李九升，他凭借个人心灵力量和道德优越感，滋生出强大的抗压能力，坚守理想，甘受贫寒。但越是这样的悲壮，越显示出这样做的“无能”。他对刘瑾的枉法没有丝毫抗争力量，被拒之门外，连当面质问都不能够。他能做的，不过是坚持自己的行为准则，不行贿讨好。糟糕的是，他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个人道德选择所带来的全部恶果，因为“耿直无媚骨”，他不仅付出了自己的前程和性命，而且停尸三日葬无钱，女儿被迫自卖其身，所得一半殡殓葬父，一半供弟弟读书，两者都是代父完成其未尽的职责。“一纸卖契卖终生”，一生幸福就此葬送。这是一个未成年女孩子为父亲的信仰付出的代价，未免太过沉重和惨烈了些。而且不得不说，正是这种打击和变故导致了凤鸣的思想转变和道德变质。李九升一个人的誓不妥协、宁折不弯，代价是父女两个人的一生，和儿子的健康成长、健康心灵。这就是以个人的血肉之躯反抗邪恶现实的严重后果。最糟糕的是，他的“反抗”对于恶势力来说，没有构成任何冲击和伤害。
“无能”导致了这种选择在现实层面的“无力”，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坚持正义意味着这些，那么这个价值永远都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它或许能感召和影响少数极端理想主义者，却注定不可能成为多数人的选择。也没有理由来这样要求普通人，否则，现实层面的“无力”就会引发道理上的“无理”。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人性本然，没有人能以道德的名义剥夺他人求生存和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自由意志是比善良或正义更高的价值，因为只有自由意志才能确保善良和正义等价值是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逼人行善、逼人仗义，都是一种恶，逼人选择李九升那样高尚的“不得好死”，就是一种恶。而且与普通恶行相比，这是一种更隐蔽、更深刻、也更危险的“大恶”。
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的优点每每也是其缺点，卓越之处也是其自蔽之处。从历史上看，越是清介之人，越是绝俗，不近人情；越耿直，越苛严；越坚毅，越冷酷；性直且刚的人，每每纤恶不容；廉洁之士大多“节在俭固，失在拘扃”。同样，有道德优越感的君子，常常比有羞耻感的小人更可怕，因为他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或以节操傲视和褒贬他人，生出轻慢鄙夷心来，不能体谅和宽容，或对人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实质上就是祸害他人。恰恰是这种道德傲慢和苛求、刻薄，减损了他们服人心的力量，而且很容易侵犯到他人的自由意志和分内权益。剧中的李九升对儿子的粗暴打骂，就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跟李九升的被动挨打、消极承受相比，剧中年轻一代三个人的选择显得积极一些。多少都有“忍辱负重，以图来日”的意思。应该说，李素萍将卖身钱交给弟弟时，在富春院苦苦度日时，除了凄楚哀婉，心里还是有希望的。这渺茫又切实的希望就是，“成就兄弟志青云”，以后“做好官，清如水，除吏弊，拯万民。手持宝剑与金牌，除那刘瑾之辈奸佞臣”。可结果呢？
对李凤鸣来说，既然现实教给他的只是侮辱和被侮辱、损害和被损害，那么他自己强大以后，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变成侮辱和损害者。如果现实完全没有“正义获胜”的正面例子展示给他，就不能责备他后来的舍义贪赃。在破碎婚姻中长大的孩子，往往不会经营自己的婚姻，虽然他比别人更知道坏婚姻的可怕，也更迫切地希望避免，可除了坏榜样之外，他不知道好的婚姻是什么样子什么模式的。美国总统林肯的名言听起来固然动人：“因为我不想做奴隶，所以我也不做奴隶主。”可是一个人平生若只见过奴隶和奴隶主，又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构思一种新型人际关系，那么不想做奴隶的人，唯一的选择也就是拼命成为奴隶主了。可悲的是，这恰恰是多数人的思维能力和思考路数。我曾亲耳听一个善良农民教育他儿子：“好好读书，回来当官。我们家就再也不会被地方官欺负了。”真的，几乎一字不差。李凤鸣的堕落是一样的道理。很多时候，人们都像极了他们所仇恨的人，如果没有新的理念输入，人们最终只会变成他们当初仇视和痛恨的人。这就是恶常常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原因。
何况，当我们张着嘴，红唇白齿地谴责李凤鸣时，有没有稍微想过，他为什么会这样？他眼看着“爹爹一生守清贫，家徒四壁谁来问”，正直显得那么羸弱和不堪一击，由此产生的疑惑无人解答。之后，因为父亲（合法监护人）没能为他安排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他小小年纪隐居乡间，在孤寂中独自长大，怀着仇恨，省吃俭用，自励自强，咬牙切齿地发奋读书，期待着重振家门。这种学习和成长的动力是扭曲的、可怕的。在剧中，他的人生有十年的空白，没人知道这十年里发生了什么，他遭遇过什么，内心有怎样的变化。这样的人一朝当官，摸不清水深水浅，面对贿赂也有心理斗争，不知道算不算贪赃枉法。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官场混需要应酬，应酬需要银子，靠那点儿官俸只是杯水车薪，他父亲一生清贫一生悲，他不想重蹈覆辙。加之认为妓女从良总是好事，于是决定将陈三两判给老头。
没错，凤鸣是堕落了，但他的恶自有恶的逻辑、恶的发生学，“自有根芽别样生”。不管剧本通过其他人怎样强烈地谴责他的恶，也只是浮浅的重复，貌似宣扬了善、正义或高风亮节，却没有真正面对恶、理解恶、思考恶，没有对症下药，对于凤鸣的恶，也就没有真正的杀伤力和影响力。
当然，我们可以说，幸好有陈奎。是的，陈奎！陈奎和李凤鸣遭遇相似，却能做出不同的德性选择，可见事在人为。他是全剧最大最亮的希望，是德性与正义的化身，是全剧真正的希望所在。
可陈奎也正是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根源。且不论他之所以紫袍玉带却本色不改，很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接受李素萍耳提面命的“思想政治教育”，那些前朝的故事和道德信念多年来不断被灌输、强化，足以抗住现实的挤压。但必须承认，面对现实残酷，能凭一己之道德意志力保持清白品质的，终究是少数。随波逐流、趋利而动是人之常态和常性，李凤鸣的选择才是多数人的常态选择。我们怎么能够依据一个高高在上的道德标准，就对大多数人的自然本性和正常反应横加指责？同时指望通过宣传教育，让多数人都作出符合美德标签的人生选择？李九升和李素萍的遭遇触目惊心，普通人有多少血肉之躯能对抗这血淋淋的制度之殇和人性之恶？李九升、陈奎虽有，却不常有，终究是少数人，也许给人心理上的安慰，但全社会的正义伸张，真的能指望少数人呢？
何况，小概率的陈奎式正义还有极大的漏洞。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正义最终获胜、“大快人心”的那场戏吧：陈三两最多不过依仗姐姐的血缘身份和曾经卖身资助的历史资本，从道义上骂骂李凤鸣，关键的惩处还得靠陈奎。而陈奎之所以能拿下凤鸣，靠的并非他的正义，而是他的官职更大。很难想象，如果凤鸣的官更大，陈奎和李素萍还能拿他怎么办。所以，陈奎的举动，不仅不是正义的真正胜利，反而强化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场制度，这跟当年刘瑾仗势欺压李九升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不仅被邪恶欺凌的李凤鸣同时也在被邪恶污染，而且，就连正义的陈奎看起来竟然也跟邪恶的刘瑾那么相像。在最后的案情处理中，他只听了李素萍的一面之词，便直接令人将李凤鸣拿下入狱，得知凤鸣就是素萍当年失散的弟弟后，又马上改口说：读书人，功名来之不易，念他初犯，又是恩姐的亲兄弟，批评一下就算了，大不了官降一级。以至于李素萍都叹息，官场“除了人情就是金钱”。同样一件事，重可革职治罪，轻可批评降职。最后却是李素萍的私人意见直接变成了陈奎的官方判决：削职为民，不问罪。这难道就是让人放心的社会正义？这跟刘瑾翻云覆雨、以个人意志掌控朝政有什么不同？口口声声说秉公执法，这个“公”最后还是私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好恶和意见。这“光明灿烂”的结局，不正好证明刘瑾获得了最后的、最本质性的胜利吗？
李凤鸣和陈奎的官场斗法后面，还牵扯到另一个不幸的问题，也是本剧回避的一个最核心问题：陈奎和李凤鸣怎么避免了当年李九升的悲惨命运，怎么“绕过”刘瑾的行贿法则当上官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突兀地存在着。想当年，李素萍在破庙里叮咛弟弟“学那鸿鹄折翅犹飞腾”，“奋发读书苦用心”时，他们的父亲尸骨未寒，就在身边。李九升岂不正是“十年苦守寒窗前”，考得了全科进士，落得个客死他乡？活生生的前车之鉴，李凤鸣的境遇就一定会不同？也许他考功名的时候就被顶替了？也许他千难万难考取功名又落到了九千岁手里？就算这个九千岁栽了老了死了倒下了，也保不齐千万个九千岁成长起来。如果父亲的冤屈不能彻底昭雪，凭什么信任这个任官制度、这个黑暗的现实，会对另一个人好一些？难不成一个人的一生，还就是这样靠着“碰到谁手里”的运气来的？
于是，好端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一分析竟是破绽百出。刘瑾才是全剧的制高点和决胜者，除了在精神上藐视他，在道德上谴责他之外，剧中自始至终没有人能挑战他，改变他，更别说战胜他了。
对于为人处世，古代的文人志士有过很多建议和教诲，其中说来说去、万变不离其宗的有一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时追求事功，否则退而求其次，惹不起躲得起，修身养性，自求多福。这确实是个人处世的有效原则，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万全兼顾之策，也不失为一种对邪恶的消极反抗方式：不与其为伍。就像《花中君子》全剧在姐弟俩布衣扮相、田舍春意中欢快地结束，“粗茶淡饭过日子，读书做人重起头”，走的似乎正是桀溺和荷蓧丈人那种隐退乡野、寄情山水一路。从许由、巢父到楚狂、长沮，从严光、陈抟到范蠡、张良，从赵普到刘基，聪明的人都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全身而退，但这样抛弃乱世，自我是保全了，可于国于天下何益？胜利者还是黑暗的现实，并没有真正的光明，也并不真的解决恶的问题。倒是如此弃天下于不顾，正是勇猛精进的儒家一贯反对的。
把问题往前推进：同样是对正义或公平的诉求，个人如何应对社会的不公正，和如何建设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两个有关联但不同层次的问题。真正的文人志士，会勇于担当自己的社会责任，将这个看的比个人荣辱、身家性命更重。“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固然是“贤者处世”之道，但同一个贤者，为何有时“穷”有时“达”，难不成真的是“自古穷通皆有定”，完全寄托于“知遇之恩”或“生不逢时”的运气和天命？一个更宏观、更根本的问题是：天下何以会有道或无道？如果天下无道，能否变成有道，如何变？如何保持天下恒有道？这才是真正的心怀天下。
可这些，是做臣子的能想的问题吗？
早些时候，这问题无疑是能思考的。孟子就说得清楚：无道之君，可诛伐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邦无道，天下共伐”，“君无道，伐之”，“以有道师伐无道，曰仁”。《春秋繁露》也说：“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意思都很明白，“天下有道”是最高原则，而有道无道的标准，就是民，民意和民心就是天意。
这些有意义的思考本来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能否不通过阵发性的讨伐而实现天下有道的持续性？可这些问题越到后面越成了禁忌。民意和民心这个标准不太好把握，历来强奸民意、伪造民心的事多了，而且越做越精致高明。另一方面，君权的神圣性越来越高于“天下有道”、“民心向背”的标准。有意志力的“天”没有上升为宗教信仰的最高价值，倒是被“天子”偷换了概念，天和民的等同关系也就被天和君的等同关系所替代。最后，君权本身成了最高的“道”。
思考成了禁忌，问题却依然真实存在。首先，“神圣”的君王不可能都真的“有道”。其次，君权之下的官僚制度又总是被人性的私欲和贪念所侵蚀，以权谋私，公权（皇权）私用从未断绝。有了这两条，社会的不公正便层出不穷。前者不能碰，后者骂归骂，现实中没法撼动其分毫。结果是，世世代代千百年来，普通人都在控诉“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为恶的享富贵又寿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