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姑娘得了教训，第二次找的是中年名士周广文，名正言顺的继室，有名分，又得宠，还生了个儿子，是正经过日子的意思。有一天，周名士说自己善做生意，就是没启动资金，“闻卿多私蓄，若假我……”。柯姑娘很干脆：你何不早说？我们是夫妻，我的就是你的，“但挥霍耳”，还说借什么借的生分话。“遂倾箱罄出所蓄十万金付之”。有了第一桶金，不到三年，周名士果然赚了三十万。于是设宴，请柯姑娘上座，给她行礼、敬酒，说，谢谢你借本钱给我。但你是妓女出身，我娶你很丢脸的。柯姑娘说，我们结婚多年，儿子都大了，你还说这话？周名士说，以前是听说你有钱，想借你的钱“一洗寒酸”，现在达到目的了，你的钱我都还你，还加十分之一的利息。我老了，你也人到中年了，大家各过各的，从此永诀了吧。柯姑娘很强大，说“诀则诀矣”，孩子怎么办？周说，你要就给你。姑娘只回了一个字“诺。”带着儿子和金子，回了广陵。于是大兴土木，买房买田地，“每岁出纳，躬自会计”，居然越来越富，重金聘延名师教儿子读书。四十岁看起来还跟二十岁一样。
看看！一个女人只要有了钱，又有些任侠洒脱的性情、通透人情世故的智慧，显见得就可以做自由自在的单身贵族。其中酸甜自然也是有的，但人生在世，谁又不是苦中作乐、甘苦参半呢？
这两个女人——杜十娘和柯寿鞠——性情、心眼、对私产财富的态度，都何其相似又何其可爱。李甲到最后一刻才知道杜十娘多有钱，肠子都悔青了。陶公子根本不知道柯寿鞠有多少财产，周广文结婚多年了，还只能找老婆借钱。以情理而论，杜十娘正应该像柯寿鞠那样。我想象着她携金泛舟，一个人的精彩。甚或终遇可人儿，幸福场面好生动人。
但细一琢磨，却突然一凛，害怕起来。怕的是将杜十娘等同于柯寿鞠，到底是不靠谱的狂想，毕竟，两人在诸多的相同相似之外，有个最大的不同——时代不同。或许，杜十娘不是被害，保不定竟真是自杀的？
冯梦龙生于1574年，与《里乘》成书的时间1874年，相差正好整整300年。同样的一个女人，从有心改变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几经努力，最后还是只能抱着百宝箱跳河，到真的可以凭借家产自立门户，做单身贵族、单身妈妈，这一转变或许真的需要300年的酝酿和缓慢质变。300年，或许就是一颗心——独立的心，没有男人也能活下去的心气和志向——从可能萌芽到最终成熟的生长期。而我也可能终究高估了杜十娘想改变自己命运的野心。谁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改变到什么程度？在这个问题上，爱因斯坦所说的是至理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漫说有明一代的想象力，穿越不到清朝的同治朝。就是换到30年前，刚开始改革开放，一个北漂或沪漂的女孩独自买下一套私人住房，不也是难以想象吗？就像300年前，这个小女子不裹脚、受教育、拼职场、露胳膊露腿地满世界跑、自己找对象、处了一个又一个男友就是不结婚……桩桩件件，哪一个不石破天惊，惊世骇俗？这么一想，杜十娘毕竟不是柯寿鞠，她到底还是自杀的。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那么，今日之你我，也可能个个都是杜十娘。今日你我心中，有什么观念可能或正在萌芽？300年后，又有多少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将作为常识和常态存在？
问题还可以继续深入，别忘了这里说的两个都是小说，杜十娘和柯寿鞠这两个女人都是虚构的，真实存在的只有冯梦龙和许奉恩，两个大男人。两个男人的笔，决定了两个女人的命，能否想得和接受女性“恃财自傲、独立于世，自立门户”，看起来是杜十娘和柯寿鞠的差距，其实正是冯梦龙和许奉恩之间的距离。冯梦龙必然会杀死杜十娘。许奉恩却能赋予柯寿鞠中晚年以潇洒富足的私人生活。
跟300年的时代遥望一样，这里的男女也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女性解放的命门在于男性。正是男人的觉醒程度，在影响和制约女人的自我成长。
都说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有几大发现，发现了女性、发现了儿童、发现了农民。听起来很鼓舞人心，其实细想来，满不是那么回事。以女性解放为例，男性若还是旧男性，由谁来“发现”女性？女性如何可能完全抛开男性实现“自我发现”？毕竟世界由两性组成，没有新男性的配合，女性即使有心又有钱，还是没法独自焕然一新，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女性脱离男性的自我发现，即使不是从“招娣”进化到“亚男”，也每每成了“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照样可怕。秋瑾固然是新人，但基本上没人把她当女人看（当然，这一表达绝无贬义）。女人的新，终极而言，绝不是要变成秋瑾那样的非女人，而是首先成为人，独立、自强、高贵、有尊严、受教育，其次当女人，持家、养育、温柔，地势坤，厚德载物。无论选择独身、丁克还是传统家庭，都有人味，还有女人味。
说了这么多，买房的女友都要哭了，她记得苏青说的话，做一个女人，看着房里的每一样东西，包括一颗小钉子，都是自己一手买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可言？这问题大了去了，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何况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意让寻求独立的女性感到绝望。事实上，问题的另一面是，男性的真正觉醒和复活，其命门也在于女性。当杜十娘根本不再想愤而自杀时，冯梦龙也真正有可能从杀人者成长为许奉恩，给心爱的女人奉送上一份柯寿鞠式的独立好生活，就像我对买房女友的希望一样。
现实还很骨感，我和女友也只能将丰满的理想和希望寄托于未来。第一，人和人是平等的。第二，男人有男人样，女人像女人。第三，男女能相爱。
1995年夏初稿
2012年冬修订
6 从糖豆干部说开去
从杨继绳的历史着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到杨显惠的文学作品《定西孤儿院》和《告别夹边沟》（以及沉重压抑的电影《夹边沟》），它们都在讲述同一个事件：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虽然那场全民饥饿是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议一直没停歇，也从来未明朗，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件“小事”是，2012年4月底，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否认“困难时期”安徽曾经饿死人。此言一出，瞬间引发网络上的万民声讨，群情激奋，更有安徽的法官用《临泉县志》1960年触目惊心的人口负增长数据说话，要求林治波向全国人民道歉并引咎辞职。一场风波很快以林治波的微博道歉告终（关于其妻子开的车是保时捷旗下“卡宴”之类的曝光和辩驳也随之烟消云散）。实在的，大饥荒是一个过于惨烈、因而不能过深触及的话题。
反复的叙述和回忆，挡得住国人的遗忘本能以及促进遗忘的机制吗？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场饥荒会变成遥远而无所谓的传说？现在的年轻人对“过粮食关”以及饥饿这种感受，恐怕没多少切身体会，毕竟他们既没见过豆腐票，也没听说过“糖豆干部”。
那时候，国家一切物质的供应都有定量，而作为国家干部，则享有特权，不同级别的干部有深浅不同的优待，据说10级以上的干部才供中华烟，11~13级的供凤凰、牡丹烟，“中华干部”自然便比“凤凰、牡丹干部”高一档次。即使是最低级别的干部，也可以比老百姓多得些白糖和黄豆，人称“糖豆干部”，固然比不上“肉蛋干部”风光殷实，但也足够让平头百姓眼红了。不过，虽然少糖缺豆，但“城里的平头百姓”是吃国家粮的，这一身份又是多少农村人望眼欲穿的奢望，不可企及的幸福。
人无不想改善自己的处境，回到1942年，活着的人们当如何谋求生存和发展？一种是倾力变身“糖豆干部”，最好再升级为“肉蛋干部”，另一种选择是致力于将社会改造得没有“糖豆干部”和“肉蛋干部”，却有充足的“糖豆肉蛋”供应。两种方法都可以获得糖豆肉蛋，前者直接、便捷、可操作性强，相对容易实现，而且享有成功者高贵的荣光，后者曲折、艰难，绕道说禅，难以实现，还显不出个人高高在上独享特供的成功来。既然要的无非是糖豆肉蛋而已，又何必绕那么大一个弯子呢？
只不过是后者更贪心，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吧。推己及人，我想要糖豆肉蛋，他人也想要。是从别人嘴里夺来满足自己，还是让包括我在内的大家都有一份？从一个角度想，人无我有，固然高兴，从另一个角度想，糖豆肉蛋得跟社会地位挂钩，一旦失去13级干部这一身份，便没了这份财富，这份财富怎能让人放心？不免活得惴惴不安。自我的存在越发依赖13级干部这一身份，少了一份自由和安然。要独享的荣光，还是要富足的安然。这是一个问题。
此外，跳出个人的选择来说，一个必须当干部才能有糖豆肉蛋的社会，和一个普遍供应糖豆肉蛋的社会，哪个更好？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吧。同样，让全社会、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较之改善一个人的处境，也是更有价值、更值得投入的事业吧。
当然，理性判断是一回事，现实选择是另一回事。我毫不怀疑，选择增加社会糖豆的人永远会少于选择争取当糖豆干部的人，在既定的社会规则下做自我发展的人，也永远多于思考社会规则改良的人。可是，社会无非是由人构成的，社会的发展也不过就是个人的分流、平衡和博弈。很多个个人的选择，加起来就是社会的方向了.
两种道路，本来只是不同的人生选择。个人视野阔窄有别，思考深浅不同，当干部或要糖豆，分道扬镳是在所难免，各奔前程也无可厚非。但两种不同选择的人，有可能后来竟成了敌人。前者在一步一个台阶地奋力拼搏，已升为糖豆干部的，固然视后者为敌人，觉得后者要摧毁自己全部的努力成果和已享有的荣光，正努力晋升糖豆干部而尚未成功的人，也会恨后者伤害了他的梦想，让他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努力的方向。而每多一个糖豆干部，或以糖豆干部为人生目标的人，改善那个糖豆干部们组成的社会，便实实在在的多一分阻力。
138万人争考公务员，一个热门职位有近万人抢，三千本硕毕业生争当清洁工，只为一个正式编制“成为公家的人”，这些新闻灼伤人的眼，撩动人的心。如何谋求发展，固然是人各有志，旁人无所置喙，我只是无端的担忧，这种竞争，权且不论背后的潜规则（万人空巷，最后也许不过是做了群众演员，徒然地制造一个竞争的假象，陪太子上镜，拱太子上位）。即使全然是公正、公平、公开的竞争，万民争当糖豆干部，能当上的注定总是少数，当不上的永远是绝大多数。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永远当不上糖豆干部，也吃不上糖豆的“绝大多数”，糖豆干部的社会便日益稳固，直至固若金汤，而糖豆肉蛋的美好社会竟越发的虚无缥缈了。
当大多数人都只看眼前时，所有人都没有未来了。
日前收到友人惠赠的书，钱理群选编导读的《鲁迅入门读本》。收到书时，一个学生正好在旁看到了，很是会然于心地叹一声：啊，鲁迅啊。国人但凡读过中学的，都知道鲁迅，或许也都能脱口说出他的那句名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其实这句话的后面，还可以压着另一句话：世上本还有其他的路，更好的路，可惜没有人走，那路也就荒凉，至于虚无了。
2012年11月
7 蓦然回首30年
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直通共和国建国60周年庆典。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改革开放这一标志性事件将共和国史拦腰截成了两半，前半截的关键词是政治运动，后半段的主题是经济腾飞。
这30年来，“中国奇迹”已经成为惊动并“困扰”全球、分裂世界学术界的传奇。唱衰中国和看好中国未来的学者们吵个不停，谁也不能说服对方。悲观者认为，因为资金外逃、精英移民、人才逆淘汰、过度开发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普世价值缺失导致社会缺乏共识、贫富悬殊、腐败、全社会创造力被扼杀等一系列原因，中国的辉煌将是昙花一现，20年后将成为动乱的穷国。乐观者则指出，中国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在现有体制下我们的经济发展可以高歌猛进，国家管理有一定的柔性，可以做到固若金汤。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哀鸿一片中，中国仍然一定程度地保持了独善其身甚至逆流而上。但这能持续多久？中国的未来走势影响甚至决定着全世界的国际面貌，自然要引得全球侧目。
当然，要全面了解中国并预知其未来走势，除了经济形势，还有法治、教育、外交、医疗、社会结构的组建、非政府组织的成长等很多考量因素。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庶几就是本着这种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思路，编了中国在经济、法治、教育、政府治理、社会变迁、对外关系、民间组织、性与生殖健康、西部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等9个领域的30年回顾文章集。或可择其一二简论之。
法律：从人治走向法治
《中国走向法治30年》一书的主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2010年底因胃癌英年早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在为中国法治化进程尽自己的一份力。去世前三天，他跟前往探望的《财经》记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在他身后，人们奉上的挽联包括：
宪政即限政，公权不能膨胀；
民主非明主，言论必须自由。
民主虽未成，先生卸甲登杏坛，着述躬行，岂止法大师表？
宪政必有道，国人启蒙铸神器，黑白圆方，斯是众望所归！
30年前，如果有人要求国家赔偿，一定被认为是疯子；状告政府？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改革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制度建设层面建立法制，公民权利有了保障。法制成为公民生活的一部分，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经济规则、政府行为方式。
1978年的中国几乎没有法律和法院，“无法无天无律师”。30年来，立法体制从一元到多元；立法观念从“工具主义”到“权利主义”；立法程序从“一致通过”到反复审议；立法成就从“无法可依”到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七部门（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刑事法、社会法和诉讼程序法）的法律体系。而更重要的，是在内在动力（市场经济改革）、社会压力（公民权利意识增长，维权和诉讼）和外在推力（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带动法制全球化）三因素影响下，法律精神和理念发生了根本转变。
过去的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实行阶级专政和行政权力的工具。今天成了社会平等之治，治民更治官，是约束、限制、规范政府权力的工具和手段，政府在法律之下。法律制约权力、保障人权和法治政府等观念原则和基本理念确立，伴随民主政府、透明政府、服务政府等一系列理念。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制度促使全能政府转为有限政府，行政责任和行政监督法律制度使任性政府向责任制政府转型。行政救济法律制度保护公民免受不法行政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