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失陷后，中国完全被日本封镝，史迪威鉴于缅甸战争的失败，建议美军直接参战，收缅甸。他对蒋介石已彻底失望，认为蒋介石不积极抗战，而是利用盟国，坐收渔利，因此不想再同蒋介石合作了。但这一想法同史迪威领受的任务背道而驶，这又使他无奈。在一次会谈中，史迪威愤愤地把对缅甸战役失败的分柝坦率地告诉了蒋介石夫妇，指出这是蒋介石的一次失误。不动声色的蒋氏夫妇自然明白该怎样对待这位脾气暴躁的美国佬。不久，蒋与陈纳德一起，争取到了美国的空军支援。1942年7月4日，美国空军志愿人员到中国，蒋与被提升为准将的陈纳德加强了合作，而史迪威却被冷落到了一边。
约瑟夫史迪威，1942年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抻蒋介石的参谋长紧接着史迪威又同蒋介石就美援华物资的分配问题发生了冲突。史迪威希望利用这些軚资改革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蒋却把这些物资居为己有，任意分配给效忠于自己的嫡系部队，至于杂牌军，则全然不管。史迪威的多次建议都像下级对上级的请示一样，等待蒋的答复，而结果往往又都是被否定的。也许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选择了后者。由于罗斯福的支持，史迪威更成了蒋打击与排挤的对象。1944年月，罗斯福以史蒋个性相异为由，密各史迪威回国。
把主要战场放在欧洲地区还是亚洲地区，是罗斯福的两难问题，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军将领同丘吉尔的意见相左，罗斯福支持谁的主张也是一个两难问题；当史迪威与蒋介石吵架时，罗斯福站在哪一边同样是罗斯福的两难问题。那么，罗斯福是怎样做的呢？
罗斯福把战略重点确定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他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击败日本并未击败德国，并且在今年或943年集中力量对付日本，增加了德国完全掌握欧洲和非洲的机会，只有击败德国才是击败日本，而且可以不发一枪、不牺牲一命即可挫败日本。
罗斯福大体上接纳了丘吉尔的战略，只在奠定巴尔干半岛这件事上划下界限。
罗斯福在史迪威与蒋介石争执中支持了蒋介石，而把史迪威调回到国内。
以上这些做法，可以看出罗斯福是站在美国的又是全局的立场上来处理问题的。他既吸收了斯大林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没有谈及、丘吉尔等人的建议，又不是盲从他们的意见。在把战略重点放在对付德国法西斯的欧洲战场，而不是对付日本法西斯的亚洲战场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他处理两难问题的正确主张与高屋建银的水平。至于在中国战场上，他明知史迪威的意见有对的方面，但是在这片战场上，能够起统帅作用把握全局的只有一个蒋介石，而不是史迪威。所以，即使是史迪威的意见对，但为了反日斗争的需要，只有支持蒋介石，才能维持这个战场上的战争。
如此一来，我们的观点就十分明确了：对于左右或部属的意见，都不应当盲从，而应当具体地分析与思考。这些分析与思考包括以下各个方面：是否从个人的私利出发提出意见。有没有站在本身所领导的单位的局部利益和地方主义角度上提出意见。
对别人的意见提出赞同或批评时，是否存在着个人意气或与批评者有历史冲突、长期宿怨亲缘诸问题存在。也就是说反驳者赞成者并没有出于公心，而是出于私人恩怨。
是否还有另外的原因，例如还有更高权威的威慑存在，使提意见者有所保留；或者由于背后的某些复杂原因，使提意见者言不由衷；更或者这位提意见者本没有什么主见，他只不过是别人意见的应声虫和枪手，提建议者是否由于个人脾气暴躁、性格怪癖、认识水平低、专业方面知识不足和思想修养的欠缺，过于简单化地看待和处理了有关问题。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提建议者提意见时，正是在不良情绪爆发之时；或者其他问题上气不顺，头脑正在发热；或者在另外的两难问题上陷入了绝境，情绪低落，甚至想借着这个问题的发挥，以发泄其他方面的不满与牢骚。
会不会所谓的这个同一营垒的人，其实是另一个营垒代言人，说得直白一些，他是个间谍式的人物。
这就是说，一位把握全局的领导者，他必须顾及到提建议者以上诸多方面。如果没有当然好，如果有，则他必须打一个折扣，把这些因素都除去，加以总结、归纳和提高，才能显出他所需要的那些正确方面。
我想，虽然这里所讲的是国家一级的领导人，但就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和一个单位的掌权者，在听取部下的意见时，也应当做如是观，而不能偏听偏信。尤其是自己所軎欢的忠臣良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更不能不打一个折扣就兼收并蓄，照此办理。
谈到领导者在处理两难问题，如何听取部属和臣僚的意见时，还得当心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个人所处的地位和权势。
罗斯福这个例子，还说明了罗斯福是个可以听取到真实意见和可以自己决策的人物。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像罗斯福这样的人也许只占了一半，而另一半则不是这样的当权者。
我们拿晚清同一个时代的两个人做比方，一个是慈禧太后，一个是光绪皇帝。
慈禧虽然可以像罗斯福那样独自做出决定，但由于淫威普照，致使群臣见到她都心揣小兔，只敢说好话不敢说真话，所以她听不到真实的意见。
光绪皇帝则相反，他虽然有时能听到真实的意见，但周围却没有一个亲信可以依托。他布置下去的事情就不一定行得通，很可能倾向于慈禧的老臣还得到慈禧那里再请示一遍，慈禧同意了才办，不同意就等于光绪皇帝没有说，甚至他本人还要受到慈禧的训斥。
这实际上构成了两种领导类型：一种是尸位型，另一种是霸王型。
所谓尸位型的领导，是指那些尸位素餐的领导，也包括虽然明智，但大权旁落，说了话不能算数的领导人。
霸王型的领导一听即明，就是个人专权，虎性狮威，听不得不同意见的领导人。
我们说这样的话，为的是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领导者能不能听到真实的建议，在你布置了正确的解决两难问题的命令后，臣子会不会去认真执行，并不是只要辩证地听取部属的意见就可以了，还要看一看你自己的实际地位不是虚假地位，而是实际地位，给自己打上一个折扣。
一个领导者的实际地位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位高权重。位高不一定权力就髙，只有位高权重才算是真正的高。然而，这个问题又要辩证地看，我们把权重看成一条曲线，位高而无权，没有人会听你的，位高而权重，才有人听你的。但权威过重了，部下的生杀大权都握于你手，部下也就对你有了畏惧感，他对你的讲话也就有保留了，他可能向你只讲好话不讲真话了，你也就被蒙住了眼睛。这样，由于你听不到真实的意见，在两难问题面前你的决策只能建立在部属虚假的信息与意见的基础上，那么你最后的失败也就来临了。
光绪皇帝的最大失败在于给袁世凯密诏，要他领兵杀了直隶总督荣禄，再率所部进京，扫除太后旧党。而袁世凯惧怕太后的势力太大，一不小心丢了自己性命，所以背叛了他，向荣禄告了密，光绪皇帝也就得到了囚禁瀛台的下场。慈禧呢？她并不明白外面的真实情况，任由端王从天津召来义和团，骚乱洋人与外国公使，并捏造了一份公使团的警告书，说要她归政，叫光绪皇帝出来主事，令她怒火中烧：他们敢干预咱们内政吗？咱归政与否，和外人有什么相干！他们既然放肆，咱非把他们赶出去不行广慈禧的反洋情绪被点燃了，结果是英、美、德、法、日、俄、意、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她被迫逃到了西安。
光绪皇帝面临着皇权被架空时如何把权力夺回来的两难问题时，过于相信了袁世凯，慈禧太后在面临着如何对待洋人和义和团的动乱这个两难问题上听信了端王所为，用了一招以拳制洋，结果两人都失败了。
所以，无论是尸位型的领导人还是霸王型的领导人，都由于部下提供的信息错误，再加上自己的决策错误在决策中也有部下帮助出的馊主意在内，十分容易在两难问题上选择错误走有一篇文章叫企业风云人物缘何马失前蹄公，文章中分析了企业领导入员中有这样几种类型，几种病症：霸王症，运动症，妄想症、欺诳症。前两种症侯都与领导人的强烈的领袖欲望有关。第一种类型是当了企业领导就想称王称霸，第二种类型是当了企业领导后就不断清洗前任领：导留下的干部，任用亲信，安排己党，即实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用人方法。这篇：文章对于霸王症问题举了如下的例子：企业着名的霸王是大邱庄的禹作教，他是其王国的实实在在的暴君，私设公堂，逼出人命。还有一个霸王，是一个巨型财团的老板，与其副手开玩笑打余，看谁先学会开车。霸王总是自以为高明，其实并非如此。所以便有后未他自己学车学出车祸未的结局。见和他打赌的人开着自己的车上班，他的霸气和酸气自然郁积心头。两天以后，一纸公文下来：中心领导不许自己开车，尤其不许无证鹙车，违者必究。不久，二人决装。
有趣的是，许多企业界的霸王都在有意无意地摹仿领柚。你注意看看南德公司老板年其中的发型，假如你蓦然一瞥，会把他看成了着名领；柚，那正是他追求的效果。有些大公司把子公司！设计成八大军区，把干部调整说成八大军区调动；有的把营铕攻势犒成三大战役、还有的人，比如君安证券公司的老板张国庆，居深宫，故意制造神秘感。
对灞王症的诊断极其简单，如果一个公司里马屁熏天、鸦雀无声，人人目光不平视，要么仰视、要么俯视，稍有钜耐的人都在查阅电话簿，悄悄联系新的用人单位，则可以肯定这家公司的老板悉了霸王疰。
比较霸王型与尸位型两种类型，还是霸王型危害更大一些。因为尸位型的人做不了主，而霸王型的人则极易简单化地对两难问题傲出瞎指挥的决策，对企业的危害性也就更大。
我们所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要进一步阐明一个人对两难问题要进行决策时，必须做到知彼知己。知彼难，因为那是一只黑箱；其实知己更难，因为你的部下虽然离你很近，但很可能是灯下黑，你看不清他们，很容易在他们的好心下受骗上当；要知道你自己这个本人则更难更难。你总是过高地估价你自己、轻信你自己，以为比别人英明能干。所以，我们用打折扣的比喻来给某一个决策团的成员打分，给决策的主要领导人打分，就很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