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引孔子的话否定了那种“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的人，这与一般认为孔子主张“克己复礼”的看法似乎有些冲突。其实，孔子所要复的礼，恰好是那种“今用之”的“周礼”。而不是“古之道”的“夏礼”和“殷礼”。因为按孔子话说。夏礼已不可考证，而殷礼虽然还在他的先世之国宋国那里残存着。但毕竟不是“当世之法”（朱熹语），也已是过去的了。所以，从本章所引孔子的两段话来看，的确不能随意给他加上复古帽子。
中庸之道的本质，就是合乎自然，顺乎人情，适乎时宜。《礼记·正义》说：“上经论贤人学至诚，商量国之有道无道能或语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不能量事制宜，必及祸患矣。因明己以此之故，不敢专辄制作礼乐也。”而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故只能是“从周”而已。
所以遵循中庸之道，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不越位，不退缩，承担自己该担负的责任，忠于自己肩负的使命，不做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
原文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②。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③。今天下车同轨④。书同文。行同伦⑤。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⑥，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⑦：吾学殷礼，有宋存焉⑧：吾学周礼⑨，今用之，吾从周⑩。”
译文
孔子说：“愚昧却喜欢自以为是，卑贱却喜欢独断专行，生于现在却要返回古代道路上去。这样做，灾祸一定会降临到他的身上。”不是天子就不要议订礼制，不要制订法度，不要考订规范文字。现在天下车子的轮距一致，文字的字体统一，伦理道德相同。虽有相应的地位，如果没有相应的德行，是不敢制作礼乐制度的；虽有相应的德行，如果没有相应的地位，也是不敢制作礼乐制度的。孔子说：“我述说夏朝的礼制，夏的后裔杞国已不足以验证它；我学习殷朝的礼制，殷的后裔宋国还残存着它；我学习周朝的礼制，现在还实行着它，所以我遵从周礼。”
注释
①自用：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意思。自专：独断专行。
②反：通“返”，引申为复兴、复辟的意思。
③议礼：议订礼制。制度：在这里作动词用，指制订法度。考文：考察文化传承。文：札乐法度。指以礼乐教化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
④车同轨：车子两轮间的距离遵从相同的标准。轨：车辙。
⑤书同文：指字体统一。行同伦：指伦理道德相同。
⑥作：改作。即修订创制。乐：音乐，指文化艺术。通过礼乐教化治理天下。
⑦夏礼：夏朝的礼制。杞：国名，传说周武王封夏禹的后代于此，故城在今河南杞县。征：验证。
⑧殷礼：殷朝的礼制。宋：国名，商汤的后代居此，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⑨周礼：周朝的礼制。
⑩以上这段孔子的话散见于《论语·八佾》、《论语·为政》。
活学活用
刚愎自用，引火烧身
儒家强调中庸，因为发现什么事做过分了，结果都是糟糕的，《易经·比卦》上说：“愚而自用，既不能内比，又不能外比，依一己之阴，随心造作，终无出头之日，是比之无首也。无首之比，空空一世，到老无成，自取其凶。此始终不知比人者也。”
做人居功自傲，无异于引火烧身；不骄不卑，才是保全自己的良策。因为，念念不忘自己长处的人，也常常会使别人想起他的短处。
刚愎自用是一种病态心理。这种病态心理能够让人迷失心智、思维简单、固执、守旧、教条主义。其显著的症状就是目中无人，唯我独尊；其次是死要面子，拒不纳言；再者是好大喜功，揽功诿过。这种病态心理的危害在很多时候是无法估量的。
三国时蜀国的马谡是何等人物？他可谓熟读兵书战略，可是街亭却在他手上失守了。马谡斩首了，蜀军战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马谡违背了诸葛的依山傍水扎营，不理大将王平的劝谏，而自作主张、刚愎自用的扎营山上造成的。那么，马谡为何如此的刚愎自用呢？就因为其熟读兵书战略，就如他对王平所说的“某自幼熟读兵书战略，焉有不知之理”——这是他刚愎自用的资本。其实，历史上马谡并非刚愎自用的第一人，著名的还有楚霸王，那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家伙。他因为刚愎自用，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所以在“鸿门宴”上白白错失了杀掉刘邦的机会，结果落得的个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结局。
刚愎自用者的第一个症状是目中无人，唯我独尊。自高自大、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甚至自我崇拜是这一症状的主要表现。他们虽然没有整天喊着“我是天下第一”，也没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个条幅上书“我是天下第一”，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在说明着他们的目中无人，唯我独尊。在他们的语言里使用最多的词汇是“我怎么着”和“你错了”。
刚愎自用者的第二个症状是死要面子，拒不纳言。他们大多是领导和专家，所以他们很在乎自己的面子，自尊心都特别的强，如果有那位敢冒天下之大不违的人指出其缺点和错误或是在某事的处理上向其进谏，那么就将“死”得很难堪了。因为对于这类人而言，劝谏就等于冒犯（特别是在有人在场的情况下），就是不服从领导；那他就等着吧，这类人一定会找个机会给他一双“小鞋”穿的，要不就在考核时给他个不及格，看他还敢不敢太岁头上动土。
刚愎自用者的第三个症状是好大喜功，揽功诿过。这类人的最大的嗜好就是自我肯定、自我表彰，做出一点成绩就四处炫耀、沾沾自喜。所以对于这类人来说，溜须拍马者就是他的“甜果”，在他的四周尽是奴颜婢膝、献媚取宠之辈，那些敢于直言者早已被打入“冷宫”了。另外，这类人对自己的能力从不怀疑，自己的指导思想错了，是下属理解的错误；工作分配错了，是下属的配合不利；工作不能按时完成，是下属不积极工作；工作遗忘，是下属不能及时提醒；总之，这类人是不会错的，这类人只有成绩，没有错误。成绩永远是自己的，错误永远是别人的，不过最多的是下属的。
《管子》说：“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这段话告诉我们，评价一个人，是有一定标准的，凡是能够做出一番伟大事业的人，没有一个是具有骄矜之气的人。那些骄傲矜持之人，是自满的表现、空虚的表现，这不是什么好事。
行为偏执、刚愎自用的人好骄矜，骄傲专横，傲慢无礼，自尊自大，好自夸，自以为是。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大多自以为能力很强，很了不起，做事比别人强，看不起他人。由于骄傲，则往往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由于自大，则做事专横，轻视有才能的人，更看不到别人的长处。
骄矜对人对事的危害性是很大的。这一点古人认识得十分清楚。
朱元璋能从一乞丐而成为一代王朝的开国皇帝，除去时势等诸多因素和朱元璋本人超群出众的智谋与韬略外，他的众多谋臣功不可没，这其中有一个人叫徐达。
被称为“指挥皆上将，谈笑半儒生”的徐达出生于一个农家，儿时曾与朱元璋一起放过牛。在其戎马一生中，有勇有谋，用兵持重，为明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将，深得朱元璋宠爱。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人，却从不居功自傲。徐达每年春天挂帅出征，暮冬之际还朝。回来后立即将帅印交还，回到家里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按理说，这样一位儿时与朱元璋一起放过牛，且战功赫赫的人应该是不可一世的，但徐达却是一个小心谨慎之人。
朱元璋在私下对徐达说：“徐达兄建立了盖世奇功，从未好好休息过，我就把过去的旧宅邸赐给你，让你好好享几年清福吧！”朱元璋的这些旧宅邸，是其登基前当吴王时居住的府邸，可徐达就是不肯接受。万分无奈的朱元璋只好请徐达到这个府邸饮酒，将其灌醉，然后蒙上被子，亲自将其抬到床上睡下。徐达半夜酒醒后问周围的人自己住的是什么地方，内侍说：“这是旧邸内。”徐达大吃一惊，连忙跳下床，俯在地上自呼死罪。朱元璋见其如此谦恭，心里十分高兴，命有关部门在此旧邸前修建一所宅第，门前立一牌坊，并亲书“大功”二字。
徐达之所以能不居功自傲，除其个人良好的修养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每个皇权的确立，无不依仗文臣武将的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但功臣往往成为权臣。在中国历史上，功臣权臣夺取皇权或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皇袍加身的例子也不鲜见。所以，历代皇帝总是在政权到手后，视功臣为最大威胁，千方百计收回其权力。“杯酒释兵权”已算是非常“客气”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些都成为皇权统治下残酷的事实。
可有很多人不懂这些，刚愎自用，高傲自大。骄横自大的人，不肯屈就于人，不能忍让于人。做领导的过于骄横，则不可能指挥好下属，做下属的过于骄傲，则不会服从领导。做儿子的过于骄矜，眼里就没有父母，自然不会孝顺。
做人，尤其是想做一个成功的人，要做到既有效地保护自我，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不仅要战胜盲目骄傲自大的病态心理，做到凡事不太张狂，不太咄咄逼人，更要养成谦虚让人的美德。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凡是鲜花盛开娇艳的时候，不是立即被人采摘而去，往往就是衰败的开始。人生也是这样，当你志得意满时，切不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不可一世。要是这样的活你不被别人当靶子打才怪呢！
所以，无论你有怎样出众的才智，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更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救国济民的圣人君子，还是平心静气地老老实实地做人为好。
明哲保身，释疑避谗
王翦是秦代杰出的军事家，是继白起之后秦国的又一位名将，与其子王贲在辅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除韩之外，其余五国均为王翦父子所灭。
战国末年，秦王赢政灭了韩、赵、魏三国，赶跑了燕王，多次击败楚军。秦王准备一鼓作气，吞并楚国，继续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召集文臣武将们商议灭楚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