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其实是经济学家在描述两个国家军备竞赛时的现状。试想，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生产了原子弹，紧接着苏联也生产出了原子弹，然后两个国家又生产出了氢弹，以后，又有几个国家生产出了核弹。到后来，美国库存的核弹已达到7000多枚，前苏联也到了近3000枚。这些核弹如果都炸到地球上，地球就会被毁灭25次。1983年3月23日，美国当时的总统里根还在电视上宣布建立太空防御体系，也就是叫做星球大战的防御系统，预计花费不少于万亿美元。
而最后呢？由于核弹的破坏力实在太大了，谁也不敢先施放这种武器，这种武器便只能变成一种威慑力量而成不了实战武器。
这就是说，双方的核武器一枚也没有使用，但是这笔巨额款项却花上了，这笔钱财实际上是浪费了。我们无法计算，美国从试验核武器到生产出如此多的核武器花了多少钱？恐怕不下于1万亿美元吧，加上如果里根的星球大战体系建设成功，也得花上1万亿美元，那么，一共花费了不下2万亿美元的钱。如果这笔钱用在经济建设上，用在老百姓的生活上，那是什么样子，民众的生活一定会更加富足。前苏联的分崩瓦解，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军费的大量支出，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剧降低造成的。
我们可以说，这件古文物不是别的，是一个叫国家安全的东西，假设美国在这上面叫出了2万亿美元的高价，而苏联不敢跟上了，但是苏联也花上了3000亿一5000亿美元假定的数字的代价，这个代价因为是制造了核武器而收不回来了不但收不回来，现在销毁这批武器还得花钱，这不等于把这笔钱丢在拍卖行了吗？
如果双方相互信任，和平共处，用不着生产这样多的核武器呢？这样，美苏两个国家，或者说美苏两大阵营中的国家，都会得到更多更大的利益。
于是，这个结论变得十分简单了：冷战热战，是双输的局面；和平、友好，是双羸的局面。
共存时代的到来
从博弈论的发展来看，最先进入博弈游戏的是零和游戏，即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但是现实生活中并不都是如此，于是又产生出非零和游戏，后来，哈佛大学又提出了一个双赢的概念如果博弈的结果成为双赢而不是一方羸另一方输，这应当是合作竞争的最佳结果。双羸概念的提出才只有30年的历史。
1975年，雷法在哈佛大学建立了一个实验室，目的是观察谈判小组如何谈判并且学会以新的方式开展谈判。在此以前，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仅限于积累谈判策略和计谋以便在谈判中获得优势，而这种优势只有在另一方没有打听到这种秘诀的情况下才能得到。
哈佛大学开发的谈判模式是双赢。它有基本思路是，如果谈判双方决定共同解决问题，寻找使双方都受益的解决办法，那么，这种谈判与一方想战胜另一方的谈判相比，双方得到的东西更多。而为了让大家都赢，双方都要做好有所失的准备。这个谈判概念充实了博弈论，认为这是当今人类行为模式的最好结果。
这里我们并不是说赛场上的竞争，你打一场排球，踢一场足球，必定会产生一输一羸的结果，总会有球迷因为自己的胜利而喝啤酒涨破了肚子，也有球迷因失败而把电视机扔下楼去。
但是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或者是一个小环境中的人际关系，双赢就有了可能。
在古代，战争的双方，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胜利一方不但要抢夺败方的财物，也要抢夺败方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奴隶，对于战场上的败兵，甚至采取杀光的屠宰战略。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加强，游戏的规则也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希特勒自尽，德意志民族领导者大多数经由纽伦堡大审，或被下狱，或被处刑而告结束。这种形式是让德、日、意完全屈服，无条件投降。然而后来，德、日在美国援助下强盛了起来，而昔曰的盟友苏联同美国形成了对立，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这种演变中，游戏规则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无条件投降被有条件投降所代替。这包括南北朝鲜长期停战的戏剧性事件，以及越南战争中美国撤退和全国统一。
商场上也是如此，最早的资本家原始积累十分残酷，我们仅举一例说明之。
19世纪的美国，积攒了万贯家财的一个强盗贵族叫范德毕尔特，他信服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定律。范德毕尔特一踏入实业界，便把这个定律付诸实行，企图封杀对手。
范德毕尔特最拿手的一招是：公司一设立，便把价格定得比竞争对手低，迫使对方停闭，而将对手逐出业界。然后再把价钱慢慢提高到自己满意的水平，借此获得更大的利益。当他在哈得逊河和长岛海峡两处分别经营船运公司时，便是如此。这两处，都由于范德毕尔特大大减低船资，竞争对手撑不下去而相继倒闭，无一幸免。于是，范德毕尔特便提高了船资，起初欢迎削价竞争的一般民众，这下却因船资太贵而叫苦连天。
为了防止豪富企业家为所欲为，1890年出台的美国夏曼法案，1914年出台的克莱顿法案，成为了两个反托拉斯法。这些法律企图阻止拥有庞大资金的公司为免于竞争，支配市场，而相互勾结，构成托拉斯。夏曼法案有如下规定：在商业的任何领域里，显着削弱竞争，或具有造成独占状态倾向的不公正竞争之做法，是违法的。
在今天，微软与司法部门的那一场官司，就是那些小公司控告微软有不正当竞争的嫌疑，而诉诸法院，这样一来，微软便不得不让步，让那些小公司有了生存的机会。这个例子进一步表明，由一家公司独霸市场，封杀其他的公司不让它们占据市场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
现在，大多数企业，都服膺李德·哈特的学说：战争的目的是在实现更美好的和平状态。换句话说，一家公司为了市场占有率，而与在业界已确立地位的竞争对手有所冲突，当它面对这场企业战争的时候，其目的通常不是使对手消灭，而是达成更美好的和平状态。
当乙公司向甲公司挑战时，目的是在某一产品的市场上，获得一定大小、有利可图的占有率，套用李德哈特的话来说：当政府判断敌人全盘或在特定的战场上占有军事优势时，采取限定目的战略，可能是明智的。
如此一来，通常是若干个公司在市场上彼此共存，每个企业都占有符合自己公司能力和构想力的地位。这是一种和平的局面，一切的斗争正是为了这个和平局面的形成。这种和平局面如果瓦解，那也多半是因为参与竞争的公司无法维持产品的品质，或整个市场因情况变化而改变。再就是基于崭新构思和点子而推出新产品的新竞争开始了。是否可以这样说呢？挤垮、整死对手的策略是封建时代的策略，这是霸权君主的意愿的体现；而只是想把对手的占有率降下来，或予以冻结的办法，是资本主义后期民主时代的产物，这种做法是大家有活路，只是我比你占有率高出那么一点，无论军事上还是政治上、经济上的这种做法被称之为有限的目的战争。
有一个非常能够说明情况的对比，证明了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封建思想的残余。最近，中央先后查处了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和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打的腐败案，将两人分别开除出党。在如此高层中挖出腐败蛀虫，应当是位得庆幸的事。但是问题来了：一、为什么对这样的封疆大吏的监督如此乏力，有谁来监督各省里的第一把手？二、郭光允举报程维高八年，程维高就整了他八年，这种报复手段为什么能有恃无恐、通行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