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下三类马总会有的
在田忌和齐王赛马中，双方都有上中下三个品类的马可供选择。事实上，面对着要完成某一桩任务：或者与人谈判要合作某项业务，再就是外交斡旋，军事斗争，或者是体育竞技，尽订有着各种各样条件、情况的制约，总还有策略选择的余地。像前面我们说到的司马懿包田蜀地城池，司马懿既可杀进城去，也可退军，还可以按兵不动，观察等待。
一般来说，策略大致都可以分成上策、中策和下策这样三个档次，上策是呆好的策略，实行起来总是对我的利大而对敌的利害大。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人是喜欢下策和不喜欢上策的。这是从理论上来说，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具体的环境制约下0就很难讲了。不是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想用上策而不能够；就是领导者有了其他心思、其他掣肘而抛弃上策，选用较次二至很次的策略。
隋朝末年，隋炀帝两征高丽也就是今天的朝鲜半岛之地动用了百万大军，劳师远征，不但耗费了全国的仓库储备，也使老百姓苦不堪言，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国内开始大乱。
第二次远征，隋炀帝的兵马挺进到北方的时候，他的后院就不断起事了。其中有个官员叫杨玄感，是楚国公杨素的儿子，官拜礼部尚书，到黎阳督运粮草的时候，就开始造反。那个后来成了瓦岗赛头头的李密，正好成了他的谋士。杨玄感一旦起事，也像刘备那样，当局者迷，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办，便请教李密。
李密对他说道：天子远征辽东，公能出其不意，长驱人蓟，扼住咽喉，高丽闻有内变，必从后蹑击，不出旬日，征东各军，资粮皆尽，就是不降，亦必溃散，这乃是今日之上计。杨玄感说道：那么中计是怎样的呢？李密说道：关中为都城所在，今若率众西行，经城勿攻，直取长安，天子虽还，根本已失，公据险临敌，进可取，退可守，尚不失为中计。杨玄感再问：此外便是下策嘛？李密又道：公若随近逐便，直向东都，一鼓突入，亦足号令四方，但恐唐祎往告，先已固守，引兵攻城，必延岁月，百日不克，天下兵四面兜聚，大势一去，恐无为了。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的是，隋朝有两个都城，一个为东都洛阳，西都为长安。李密给杨玄感出的计策是：第一方案也就是上策，是挺进到河北一带，从屁股后面打击隋炀帝的远征军；中策是西占长安，而最下策是攻打洛阳。李密的意见从客观上来说，是走最远的路径是上策，走次远的路径的成为中策，而走得最近的却成了下策。因为黎阳离洛阳最近。
李密的这种想法无疑是对的，洛阳尽管距黎阳很近，却有极其坚固的城池，而且守卫京城的军队也是很精锐的，如若杨玄感数月攻不下来，等隋炀帝一回师，或者被其他勤王军、起义军一个反包围，他只有失败的份儿。
但是杨玄感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他认为李密的下策反倒觉得是一个上策。
他说道：今百官家口，俱在东都，我若得取，先声夺人，从征的官吏，不寒而栗，如公下计，实为上策。如果冒险入蓟，恐成孤注，改图打进关中，又嫌迂远。而且经过城市不攻，如何示威？我却不愿这样做呢！这样，他就没有听李密的话，自作主张决定攻打洛阳。
结果如李密所料，杨玄感打的是消耗战，几经苦战，不能攻克，炀帝回兵，杨玄感只得逃跑。在被人紧追不舍，逃无可逃之际，又不愿受人戮辱，就叫他的弟弟积善将他一刀砍。而李密看到这个竖子不足与谋，也乘机逃跑了。
像上面这类情况，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是经常会碰到的，谋士为主将出谋划策，一般都会讲几个方略，让主将去遴选，这就要看主将的判断水平了，胜与负、成与败，往往就在主将的一念之间。
杨玄感所以成不了大事，是他眼中看到的是渐近洛阳这个果子最大，百官的家眷集此，又有隋朝的无数珍宝物资囤积其内，打下了洛阳，等于得了一座金山银山，他不甘心舍近求远，只想急功近利，结果落得个人无全尸的可悲下场。
然而，他若是按照李密的思路认真考虑一下，高丽不过是如中国国内一郡之大的小国，隋炀帝远征高丽，不仅是想显示一下他的国威，打得下或者打不下，他手中的百万之众假设号称百万只是一种广告宣传，那么他手中至少也有50万兵马不会有很大的损耗。没有消灭掉隋炀帝的有生力量，即使有能力占领了洛阳都城，等隋军回师来一个反包围，杨玄感照样也得完蛋。
重要的是策略选择能力
李密比杨玄感的高明之处，是他选择的策略比杨玄感正确。这应当是谋略学或者博弈论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如何选择最优策略，是考验主官决策水平至关重要的一点。
这就要说起现代博弈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纳什均衡的问题了。纳什认为，在一个策略组合中，所有参与者都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况：当其他人不改变策略时，他这时的策略是最好的。他如果改变自己的策略，他的利益值就会下降，因此，不但他不会改变策略，其他参与者也不会单独改变策略。
均衡是一个西方词汇，是指一些相关量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而纳什均衡，就是说对弈的双方都认为如果处于这样一种策略之下，是策略的最佳选择。
在商场中，一方为卖方，另一方是买方，卖方肯定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个劲地说自己的商品如何的好，希望买家把它用高价买去；而买方虽然很想买这个商品，却想把价格压得很低，用很少的钱买走。这就是每天每时发生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的现况。
在一卖主甲和一买主乙之间的买一一卖博弈中一这是一个讨价还价过程，假定通过讨价还价后确定了一价格。在此价格下，卖者卖成后获得的效用为6，卖不成的效用为0；买者买成的效用为4，买不成的效用为0。而如果他们之间的交易不成功，无论是买主还是卖主都要再等待和进行讨价还价，假定等待和讨价还价的成本均为1，则支付矩阵为：
(潘天群着《博弈生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从这个矩阵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双方买卖不成，枉费了许多讨价还价的时间和精力，而结果双方都是0，显见这个结果是不好的。而其他两种情况几乎不存在，因为一方买成或一方卖成，那可能是对第二个买主或卖主而言了，就同样一对组合而言，就只有，0和6，4这两种结果。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买成和卖成的结果是最好的，是买卖双方都想争取的一种结果，所以这种结果就是纳什均衡。
我国研究纳什均衡的专家谢识予博士用口语式的话说清楚了什么是纳什均衡：给定你的策略，我的策略是最好的策略；给定我的策略，你的策略也是你最好的策略。
纳什均衡是一种双方都认为最好的策略，那么也就是双方都认为只要执行这种策略，就是有钱大家赚，有利大家得的两好策略。我们再拿前苏联和美国处于核冷战状态的时代来说，美方认为是把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集团整垮，而自己的资本主义集团空前发展是最好的；同样，苏联也希望把美国的资本主义集团整垮，让社会主义统一世界是最好的，但一旦冷战发生，可能就两败俱伤，两大阵营齐毁，反而是大家都退一步，把核武器封锁了共同宣誓不再使用是共同的最好策略。因此，纳什均衡是双方互相让步。
其实，在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一军事斗争、商战、国会竞选和人际关系摩擦，我们都可以说出两个乃至三个可能性的策略来，其一是坚决不妥协，双方硬碰硬，这就是爆发战争，矛盾激化等等；其二停止斗争，双方保持合作与和平；其三是一方先退下来认输。无论是甲方先退还是乙方先退，这种情况我们不加考虑的话因为这说明其中一方有了要和平或合作的意愿，是退出博弈的表示，那么一般言之，互弈者的策略就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1合作、和平、妥协、后退；2斗争、战争、进攻、前进。
人们在选择策略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两种可能性中择其一种。
并不是所有的和平都是最佳的，所有的战争都是最差的。就甲、乙两个国家为例，甲假如是像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而乙是俄罗斯、中国或者是像印度那样有着核武器的次强国家，甲就得考虑考虑了。双方一旦爆发战争，很可能两败俱伤，即使一方伤重，甲的损失也不可小觑，因此甲肯定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它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会大于获得。但是，如果乙是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小国，甲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它可以用小的代价去灭掉该国，而战领该国所获得的利益将是巨大的一如石油的利益。因此，甲国的领袖们就很可能倾向于战争，而不是修好、和平。
这又是西方博弈论的一个局限性，用矩阵来表示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必须加一个前提：甲、乙双方实力相当，若是实力相差太大，结论可能会是另一个答案。
但是，不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前进还是后退，我们通常的思维和纳什这些数学家的计算是一致的，那就是人们都是在这样一种博弈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值。甲大国不敢与乙大国打仗，是出于它最大利益的考虑；甲大国敢于同乙小国打仗，也出于它最大利益值的考虑。
不言而喻，对弈的双方晕先一招的思维都是想要打败对手，获得彻底的胜利。但是这一招如果损失大于获得，那就得再考虑考虑了。不如互相和平，双方虽然没有获得，也不至于损失。这应当是人们思考问题的通常过程。
然而，尽管我们都是理性的人，却常常受着短期功利主义的诱惑。这正像前面说到的杨玄感和李密的例子，杨玄感出击蓟州，长途跋涉数千里，好像是到远方去或花长时间取一个胜利果实；西进长安，也要跋涉千余里，而洛阳这个果实，却近在眼前，能够看到和嗅到，特别眼馋，所以杨玄感选定了攻打洛阳。但是短期功利主义必定有着更大的隐患，它因为具有投机取巧的性质而常常受到惩罚。这就是今天社会上各种坑蒙拐骗者所为，想一下子获取暴利，想不劳而获，最后必然逃脱不了法律的严惩。这就是选择策略之时的最大困惑。
策略之树常青
任何人都认识树木，你看自然界的各种树，都是大同小异的，先是一个树干，然后开始分权，分成二至三个树权，每个树权长到一定的程度，又各自分权，再分成二到三个有时甚至四个树权，这些树权继续长继续分，一直分到树梢。树之所以美丽，除了它长绿叶，长花之外，再就是这分权之美。
其实，决策也可以看做是一棵树，因为在某一件事情上，尤其是某一件大事上，我们不可能一次性决策就解决了全部问题，甚至把后面的麻烦事全部处理干净了，不，也许我们要进行四、五、六次的决策，才能处理完一桩事情。
例如，关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这是个老大难问题，就是从抗日战争说起，到现在，其实就经历了许多次的决策。
美国第6任驻华大使尚慕杰曾说过：美国历史上在对华政策中犯过三次严重错误。第一次是在二战时期。我们两国那时是共同抗击日本的盟友。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常驻重庆，与美方人员有不少接触。史迪威将军发现，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奋力抗日，并希望与我们合作，而国民党却消极抗战。但我们却单方面地支持蒋介石，从而将中共推向苏联一边。第二次错误发生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继续支持蒋介石，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从而进一步将中国推向苏联的怀抱。第三次是发生在朝鲜战争期间。我们对周恩来关于不要超过三八线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对中国发出的清晰信息不加理睬，从而使两国陷入一场严重冲突。这就是我们美国在历史上所犯的三次严重错误。我认为，如果没有朝鲜战争，我们两国间今天就不会存在台湾问题。摘自金先宏着《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
美国在对待中国国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态度，可以分为3种策略，其一是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其二是支持国民党；其三是支持共产党。如果弄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和今后谁能掌握国家之政权，那么最好的策略是保持中立。然而，美国在抗日战争中和胜利之后并不是如此，反而只支持国民党，压制共产党，这就是第一次决策时的错误；在第二次决策之时、共产党的军队已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大陆，蒋介石军队只是偏居台湾一隅，这时如果再与共产党修好，承认大陆的共产党政权，那么，中美两国从1949年始便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这样一次机会又错过了。
到了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仍可以重视中国的严正警告，军队适可而止的不要大举北进。但美国无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严正抗议，一直向鸭绿江边挺进，造成了中国和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直接交锋。这场战争的结果不但使美国军人死伤数十万人，直接经济损失也达几百亿美元。
据说，当时美国有一家咨询公司，叫德林公司，它根据中国的诸多方面的情况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它打算把这个结论卖给美国政府，要价500万美元。美国政府嫌贵，没有买。事后，反对党为了在国会中弹劾总统，去把这份资料买来了。这家公司仍要500万美元。这份资料曾分析了100多种因素，甚至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性格、脾气都没有放过，而最后的结论仅只有一句话，如果美国人到朝鲜去打仗，中国必将出兵！后来，美国总统在反省中深深地叹息道：我们宁肯牺牲数万美国子弟的性命，几百亿美元的损失，却舍不得用一架先进战机的价格去买一个资料，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失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