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正是这个失误，使中美两国的关系愈来愈糟，自此便经历了20年的冷战的对抗，一直到了1972年。
1972年，国际形势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和美国都觉得有了改善两国关系的需要，长期坚冰式的外交有了化冻的迹象，最明显却又是一桩不起眼的事例是乒乓外交的出现。那就是中国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邀请。其时的美国总统是尼克松。
乒乓外交之后，由于两国的信息渠道还不畅通，加上两国文化的差异，一心想要访问中国以打破坚冰的尼克松有好一段时间患得患失、坐立不安。让我们来看一则当时情况的回顾：
乒乓外交，过去了好几个星期，尼克松坐立不安，他想，不能再傻等下去了，乒乓外交过于民间，中美关系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动的建议，否则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中去。
尼克松想直接访问中国。基辛格劝阻说，现在有三个月没有直接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什么消息，毫无准备访问中国未免太危险了。4月27日，越等越着急的尼克松决定不能再等了，要直接去和中国人接洽。他决定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带信给让，圣特尼，要求他尽快把美国想开辟一条渠道的正式建议传达给中国大使。信还没有递交，巴基斯坦渠道传来了消息。就在4月27日下午3时45分，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提出紧急会晤5分钟。因为基辛格第二天要去休假，表示不行。希拉利坚持说他的信息不能等。下午6时12分，基辛格会见了希拉利，并听他读了周恩来4月21日的一封信。周恩来总理在信中感谢1月5日转达的尼克松总统的信息，同时也十分感谢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能把下列信件的全文转达给尼克松。由于当时的形势，未能及早回答美国总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信。
目前要使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从根本上得到恢复的话，美国就必须把它的全部武装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之间的直接讨论才能找到解决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办法。……当然，如果美国总统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可以推迟到以后再进行。至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的形式、程度和其他细节，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叶海亚，汗总统的斡旋做出适当的安排。
巴基斯坦4月23日收到中国总理的这封信，拖延的原因是由于信使专程送到华盛顿。基辛格认为，中国的这个信息不能说热情极了，但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高傲语气。表明美国到中国用不着担心受屈辱。重点还是台湾问题，但这个重点退了一步，是美国撤走军队而不是放弃和台湾的关系，中国谋求高级会谈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恢复和美国的关系。他们郑重向美国总统发出了邀请，不是口头上可以随便否定的，而是在信件中。
摘自《时代文学》2002年第6期舒云文
这以后，就是尼克松来访，中美两国签署《上海公报》，两国之间僵持了20余年的对立被打破了。
两国的交往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由此看来，僵持与冷战是下策，而友好交往才是上策。
不过，这种策略的改变是在第4次的决策中才完成的。我们可以列表如下：
这是国家大事，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但就是个人小事，也不是容易一次性处理得干净利落的，尤其是婚姻问题，常常要负起因第一次决策不当而出现的后遗症，或者说是吞咽自己第一次决策所结出的苦果。
让我们随意地从日常的报纸上摘下几则消息来：
一、《制毒救夫，法不容情》
据《检察日报》报道，一个叫华艳的1975年出生的陕西农村女子，有170厘米的个头，人长得十分漂亮，她到广州去捞世界后，几经波折，遇上了台湾富商李佳霖。两人从相恋到结婚，她自己得这个台商老公相助，也开起了服装店，做起了老板。
她以为一辈子交上了好运，哪知这个老板是个制造冰毒的毒犯。李佳霖被捕，其财产依法没收，华艳没有为自己失去奢侈的生活而悲痛，相反她认为丈夫有情于她，更有恩于她，她要知恩图报。于是，无知的她相信钱能通神，她要搞一笔钱，把丈夫赎出来。她找到老公以前的朋友马荣泰，希望借笔钱去赎她老公。但马荣泰不愿借钱给她。华艳再三哀求，马荣泰说：这样吧，你去找你老公以前的手下，叫他们陆续把没查获的制药厂办起来，赚了钱就可以赎你老公了。资金嘛我负责。你先跟你老公以前的手下马登文联系上再说。华艳明知这是一个别人设下的陷阱，为了救丈夫，她也甘愿往下跳了。
就这样，华艳自己变成了制毒犯，她不但被关进了监狱，而旦等待她的是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并处没收财产的结果。
二、《20万欲除情敌，女老板雇凶杀夫》
据《北京晚报》报道，凌女士与丈夫结婚十多年，两人感情一直不错，近年来两人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凌女士与丈夫分别成为两个企业的法人代表。这时，她发现了丈夫在大同包养了一个情人。她气不打一处来，发誓要杀掉这个情人。
于是，她花20万元钱雇了杀手，准备行动，结果，那个杀手不但吞了钱，还不敢行动。
凌女士就只得多次向那个叫李长江的人要钱，可给出去的钱等于泼出去的水，李长江不但不给，还让其手下去吓唬凌女士，不料凌女士根本不吃这一套。
2000年9月5日晚8时许，李长江约凌女士在翠微大厦前见面，凌女士来了之后仍是要钱，见凌女士如此强硬，李长江便想彻底解决此事。
两人分手刚半个小时，李长江又把凌女土约到中央电视台附近，他与其手下孙延海一起上了凌女士的白色桑塔纳车。在车上，凌女士再次向李长江要钱，李长江说：不可能都给，最多只能给一半。凌女士坚决不同意，李长江遂持刀向凌女士身上连刺几刀，致凌女士死亡。随后，李长江、孙延海将凌女士的尸体运至海淀区黑山扈路附近的树林子里掩埋。2002年下半年，李长江与孙延海分别被抓捕归案。李长江于2003年7月22日判处死刑，孙延海被判无期徒刑。
三、《高级女白领，为爱竟投毒》
据《羊城晚报》报道，有一个叫李梅的32岁的女子，闯广州打拼数年，成为白领，收入不错，她决定登报征婚。2001年2月，一位叫刘勇的男子主动应聘。此人35岁，是某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李梅看了不错，交往不久就由恋爱进入同居了。
不久，刘勇竟然把一个女子带进了李梅装饰的新房，问这个人是谁，刘勇毫不知耻地说：是我儿子他妈。原来，刘勇已同一位农村寡妇姘居7年，但刘勇一直介意这个女子有过婚史，并曾在发廊里供职，不愿娶她。她就放宽了政策：要刘勇搞一个未婚姑娘来平衡心态，然后再娶她。由此，刘勇便与李梅结婚了。
李梅感到刘勇欺骗了她，更没有其他人理解她，她绝望了。2002年12月底，李梅在白云区一个手推单车的小贩处买了5角钱的鼠药，又买了一瓶农药准备自杀，后来觉得这样死太冤，就决定去投毒：我要让更多的人来尝尝被无辜伤害的痛楚。
她先是想要毒杀刘勇，但那个单位她进不去，便想在他工作单位周围的食品店投毒，她先到那家店里做了一个厨房勤杂工，在除夕那天下午4时半，趁没人时把半包鼠药拌进了准备做团圆饭的食油和生粉中，便向老板请假外出了。
回来后，她又感到后悔，便自己拨打了110，报了警，因此，她的投毒并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失。
像以上这类报道，我们天天都能看到。把它们摆到博弈论的平台上说，那就是她们都源于开始的第一次婚姻抉择，而那次的抉择基本上是错误的。或者起先并没有错，但富起来后丈夫变了。
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她或她发现了重大的问题，或是男人本身就是个坏分子，是个法律不容的人；或者男人是一个骗她钱财、外面包养女人的人。在这种重大的发现之后，她面临着第二次的抉择。
其实，当这个女子做了第二个抉择后，事情远没有完结，如果她手段不当，便触犯了法律，她面临着法律对她的制裁。我们从上面的例证中看到，幸亏那个李梅能够中途中止自己的犯罪，在没有让他人中毒的情况下便报了警，不然，对她的处罚就会另一个样子了。
实际上也是如此，第二次的抉择之后，许多的家庭要面临第三次的抉择：假如两个人有孩子，离婚之后就面临孩子由谁抚养的问题，然后，往往是女方把持着孩子，不让男方来探视。利用孩子来惩罚男人，这就形成了拿孩子来斗法的局面。
例如，有这样一个例证，周某与被执行人孟某原系夫妻关系，三年前经法院判处离婚，婚生女莹莹由母亲抚养。后来双方因探视权纠纷诉至法院，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决支持周某每月有两个小时的探视时间……但由于双方对此的争议不绝，周的探视权的实现往往都是在法官的陪伴下，也就是通过执法程序来完成的。这样，每次探视，莹莹都表示出对探视极不情愿。
到了2003年，莹莹已经10岁，再三表示不愿接受父亲的探视，并为此提出终止探视的申请。其母孟某，也以孩子在探视后，生活学习受到影响为由，同时提出终止执行的申请。最后，法院做出了终止执行案件的决定。
离异父母是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斗法，这成了离异夫妻的第三次策略选择，像上面提到的周某与孟某，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证。他们的作为，不仅给孩子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而且还无端牵扯了法院人员的精力，效果是非常坏的。
我们想，如此相互不肯原谅的一对，他们不会只发展到第三次的选择就了事了，他们的纠纷很可能还会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也就是还会有第四次抉择、第五次抉择。
这也是一棵分权树，但是是一棵丑陋的分权树。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结论：要十分慎重地对待每一件事情开端的第一次决策，这也就是军事上的所谓重视初战。如果第一次的抉择是错误的，那么，走向了歧路的方针政策，会愈走愈偏离开正道，再想要扭过来，是极困难的事，一般的情况下都会走向死路。
高明的棋手是不会只想到一步棋路而贸然着子的。一般的好棋手能预计到3一4步棋，高明的棋手则能考虑到5一7步棋。只有把对后面棋步的预测加入到第一步棋路中去思考，我们才能愈走愈活。然而，恋爱或婚姻中的人尤其是女人很难说是理智的，她们的情绪起来时的智商是相当低的，因此常常顾头不顾尾、按自己的好恶来轻率地处理问题，于是她们走到第二个分岔的地方就可能走不下去了，这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许多悲剧的由来。
如此说来，我们的决策树应当是这样选择的：预计到三步棋或四步棋后的利弊得失之后，再确定初始状态的策略选择是选第一方案还是第二方案，这样的办法我们可以称之可持续性发展的决策。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样就绝不会有失误，而是说这样可以减少失误。
最后，让我们回到国家间的关系上来，美国的许多报章认为，布什总统所以会陷入今天的打伊拉克，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走不出来，甚至麻烦愈来愈多的困境，关键就是在最初第一次决策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什么邪恶轴心论。最早的时候，在提出此论时甚至把中国与俄罗斯都列入名单中去了幸好后来删除了。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2003年7月18日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布什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大失误》作者札格林韦。
在未来书写关于乔治双布什政府的这段历史时，历史学家将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本届政府所犯的最严重的外交错误之一是布什总统用邪恶轴心这种煽动性的称谓来形容伊拉克、伊朗和朝鲜。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布什对这些国家做出的评价是否正确，而是在于：这样的结论到底是加强还是损害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毋庸置疑，让朝鲜和伊朗看来，将它们与伊拉克等同起来，就是促使它们尽快获得核武器的一个强大动机。
这个词源自布什总统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始作俑者是白宫写作班子成员戴维弗鲁姆和白宫首席讲话稿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弗鲁姆起初提出的是仇恨轴心，但格尔森将仇恨轴心改为邪恶，可能是为了对应里根称呼苏联为―邪恶帝国的方式。它现在已经成了本国政府带给世界的一个新词。
前美国驻汉城大使、布什的支持者詹姆斯，利利李洁明说，他不喜欢这个词，特别是布什接下来说他讨厌朝鲜领导人金正曰时。利利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如果想在朝鲜办成点事，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而伊朗人士也一再表示，邪恶轴心的称谓让本国的神职人员有了他们所需要的借口，可以借机不放松具有压制性的囯内政策。
德国政治分析家特奥佐默说：通常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挑出一些国家，说它们是邪恶的，除非这个囯家准备与它们交战。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国家被说成是邪恶的，它会认为自己将遭受打击。
白宫不断在说它不想攻打朝鲜，但邪恶轴心的说法削弱了白宫在这个问题上的可信度，并缩小了美国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支持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前中央情报局特工肯尼思，波拉克说：邪恶轴心的说法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推行起来艰难许多。
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你想与别人打交道其中也有你讨厌的人、结果你第一句话便骂了别人，而且恶言恶语骂得非常难听，先把别人内心的火气和仇恨点了起来，下一步你再说好话软话别人也就不会相信了，因为你一上来就堵死了缓和关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