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再次接受了张良的建议，韩信与彭越便一起去进攻项羽，将项羽打得大败，把刘邦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关键时刻，刘邦能够感同身受，他想称王，下属自然也有自己的愿望需要实现，于是他就尽力地满足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下属才会卖力地为自己的利益而战。项羽没有站在下属的角度考虑问题，怠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对他忠心耿耿的人也越来越少。项羽在最初的时候明明占有优势，但是他却因为自己的独断和小气而丧失了优势。
有的时候，下属的一些需求可能会看似不合理，但是领导者如果能够站在下属的角度来重新考虑问题，就会发现那些需求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人在不同的位置想的事情也会有所偏差，当上领导的人往往就忘记了自己当小兵时的感受，在只往前看不往后看的过程中，与下属之间拉开了距离。对于管理者来说，这不是一件好事。让下属心悦诚服、踏踏实实地工作，才是管理者最大的成功。
经商新田富夫投身于一次性打火机
一只一次性打火机也就值个块儿八毛钱，对于这么一个小商品，一般人都不屑一顾，认为生产它没有什么利可图。但是做生意就是这样，谁也不愿意去经营的商品你去干了，你就可能抓住了赚钱的机会。日本的东海精器公司就是把眼光瞄准了一次性打火机这种小商品，做成了举世瞩目的大生意——产品占领了日本国内一次性打火机市场的90％，在世界一次性打火机市场上成为第二大供应商。
新田富夫善于观察、肯动脑筋，他总是对一些陌生的新产品、各种电器甚至一些新奇的玩具抱有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一家打火机制造厂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打火机市场上还没有出现过一次性打火机。但是新田富夫知道法国一家公司1970年出售过一次性打火机，他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热血沸腾，于是他跑遍许多图书馆和资料室。弄到一份介绍这种新式打火机的资料，又费尽周折买到几只样机。他开始精心地分析研究样机。这种一次性打火机只需灌好燃料，机身密封非常好，不漏气，而且耐用、携带和使用都比火柴方便。新田富夫算了一下，1000支火柴要花400日元，而一只一次性打火机可以连续使用1000次，其成本可控制在100日元以内，利润是相当可观的。他当即决定要仿制生产这种新型打火机。
创业之初没有一帆风顺者，不经历失败的挫折，怎能品尝到成功的喜悦！新田富夫也是如此，他头两次与人合作生产，不是因为质量不过关，就是打火机漏气。两次尝试，两次失败，但是，新田富夫没有气馁，他相信一次性打火机必将慢慢普及，他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他坚信自己继续努力研制下去会有突破的。
为了攻克质量关，新田富夫不辞辛劳地到市场上把各种品牌的一次性打火机全部搜集回来，进行分析对比，解剖研究。为此，还特地去了一趟法国，以获取一次性打火机的最先进的资料和技术。
工夫不负有心人，新田富夫终于研究出用超声波熔接接头，使装液化气的机身高度密封，克服了几乎所有一次性打火机的漏气通病。此外，他还将欧洲同类产品的金属机身改进为透明塑胶机身，这样，消费者随时可以看清液化气剩余量，也消除了对漏气的不安。
新产品试制成功后，新田决定独自生产。1972年他自筹500万日元，成立东海精器公司，以“蒂尔蒂·来蒂尔”牌子推出自己的新型一次性打火机，立即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和好评。新田富夫逐渐成为一名大企业家。
新田富夫凭着敏锐的眼光，预测到一次性打火机的广阔市场。而他的投产步骤更是不慌不忙：先查资料，再研究样机，然后估算利润，再与人合作生产。失败之后不惜血本，再次研究与考察，终于自立门户，改进技术，生产出自己的第一批打火机，最后一炮打响。
正是凭着这种耐心，新田富夫钓到了一条大鱼。
有所弃亦有所取
原典《史记·货殖列传》：“当魏文候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释义《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解读人们无时不在选择。一事当前，有所取，亦有所弃，弃取的意向和标准虽有不同，但是不论弃与取，都是一种选择。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意思是“别人都不要的我要，别人都要的我就舍弃”。这看起来似乎缺了点“竞争意识”，但从不随俗、不随波逐流的意义上说，却是一种出以公心的难得的进取心，事业心。有了这种进取心和事业心，何愁没有大的发展呢？因而所得，最终是要大于所失的。
如果想成功，正确对待取弃非常重要。胡雪岩讲到赚钱之法时，曾经说过：“做生意的对主顾，你要人荷包里的钱，就要把人伺候得舒服，才肯心甘情愿掏腰包。”也就是说，对于肯在你这里花钱的主顾，你得先付出心思把人家哄高兴了，人家才舍得把钱花在你这里。
糊涂经营学认为，要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和成功，做到有所取，亦有所弃。这不仅是一种胆识和魅力的体现，更是一种成功的捷径。
处世宋襄公不分敌我过分仁慈
宋国与楚国在涿谷这个地方交战。涿谷有一条河叫泓水，宋军驻于泓水之南，楚军驻于泓水之北。
这天清晨，天还没有大亮，宋襄公就率军布阵完毕，并在军中竖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仁义”两个字。宋军副将右司空购强看见大旗，心中暗暗叫苦：两军交战，根本就不是宣扬仁义的时候，在战场上，就应该鼓舞将士的斗志，让士卒都奋勇杀敌，怎么能反倒提倡“仁义”呢？
天亮以后，楚将成得臣率军开始渡河，来南岸与宋军作战。购强一看有机可乘，忙向襄公建议：“趁敌军还没有全部渡河，请主公下令进攻。我们以全军对付楚军的一半，肯定可以大获全胜。”
但是宋襄公不同意，他指着大旗说：“我们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不能乘人之危。”
过了一段时间，楚军全部过河了，成得臣指挥士兵打仗，纵横驰骋，像出入无人之境。购强向襄公建议：“这个时候，敌人的脚跟还没有立稳，请主公下令立即进攻，楚军肯定会大乱。我们乘机就可以打赢这场仗了！”
宋襄公仍然不听购强的建议，他不急不忙地说：“我听说讲究道德的人，不要进攻伤兵，不要俘虏老兵，不要把人逼到危险的地方，不要向没布好阵势的军队进攻。现在对方的阵势尚未布好，我们进攻就显得太不仁义。我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购强没有办法，非常无奈地退下了。
宋国就这样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楚国的军队布好了阵势，宋襄公才命令击鼓进军，这个时候楚军也击鼓应战。宋襄公身先士卒，手拿长矛，勇往直前。宋军将士见君主这样英勇，也都将生死置之度外，决心与楚军血拼到底。但是，楚军人多势众，激战多时，宋军就大败而归，死伤不计其数。宋襄公也腿部中箭，身受重伤，不得不在购强等人的保护下，连夜逃回都城。
宋国的百姓得知了战况，全都埋怨宋襄公不听购强的话。宋襄公仍然为自己辩解：“寡人带领着仁义之师作战，当然不会做乘人之危的事了。”三天后，宋襄公就伤病发作死掉了。
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在战场上讲仁义，就等于是向对方投降。商场如战场，有的时候一念之差，就可能错失良机，再也不容易翻身了。机会当前，尽量不要错过。只要不是用卑鄙的手段来战胜对方，正常的较量和竞争都是要认真对待的。仁义当然要讲，但要看是在什么时候讲，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要掌握好度，不能一概而论。
用人康熙攻心为主收服王辅臣
王辅臣是山西人，早年曾经参加过明末农民起义，是一员能征善战的猛将。后来，他投降了明朝大同总兵姜壤。顺治六年，王辅臣投降清兵，后来，他被调入京师，顺治非常赏识他的才干，授予他御前一等侍卫的职位。
云南平定后，王辅臣留守云南，隶属于吴三桂。吴三桂很赏识他，将他调任授剿右镇总兵，对他非常看重。
康熙九年，王辅臣升为陕西提督，出镇平凉。临行前，吴三桂很动感情地对他说：“你家里穷，人口多，万里迢迢，真是辛苦你了！”当即赠给他两万两白银作为路费。
吴三桂极力拉拢王辅臣，也是想日后让王辅臣听命于他。但是康熙皇帝对王辅臣也很看重，康熙知道王辅臣智勇双全，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将他从吴三桂那里调出，一来削弱了吴三桂的实力，二来也以此表示自己对良将的信任。
陕西是战略要地，康熙将这个地方交给王辅臣，可见康熙对他的器重。王辅臣去平凉上任前，曾进谒康熙，康熙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朕真想把卿留在朝中，朝夕相见，但平凉是边疆重地，只有派爱卿去我才放心啊。”康熙还让王辅臣过完元宵节再走，并和他一道去看灯。
临行前，康熙再次接见王辅臣，赐给他一对蟠龙豹尾枪，说：“此枪乃先帝留给朕的，朕每次外出，都把此枪列于马前，为的是不忘先帝。卿乃先帝之臣，朕为先帝之子。别的东西不足珍贵，只有此枪最值得珍惜，朕将此枪赐给卿，卿持此枪镇守平凉，见此枪就如见到朕，朕想到此枪就如同想到了卿。”王辅臣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痛哭着发誓说一定要为皇上肝脑涂地。
后来，吴三桂特派汪士荣带信给王辅臣，约他起兵。王辅臣丝毫没有犹豫，当即命令手下人拿下汪士荣，然后派他的儿子王继贞带着吴三桂写给他的信，将汪士荣押往北京。
为了加强西北地区的控制，康熙派刑部尚书莫洛率兵前往陕西，让王辅臣坚守平凉，与莫洛一起攻打四川。王辅臣对莫洛凌驾其上，有些不满。他从平凉前往西安，向莫洛陈述征战方略，但是莫洛不以为意，还显示出轻蔑之意，令王辅臣非常不满。
康熙十三年八月，王辅臣一再要求莫洛给他添兵马，但莫洛没有答应，还将王辅臣原来的兵马调走。莫洛的歧视和压制终于引发了内讧，王辅臣找机会杀死了莫洛，举起叛旗，响应了吴三桂。
得知王辅臣叛乱，康熙非常震惊。他召见了王辅臣的儿子王继贞，王继贞吓得浑身哆嗦，连忙说自己并不知情。康熙知道王辅臣叛乱，京师随时都有危险，此时再追究莫洛之死，只会激化矛盾，他只希望王辅臣能够回心转意就好。于是康熙对王继贞说：“你不要害怕，朕知道你父亲不会谋反，一定是莫洛不善于调解，才引发了矛盾。你赶快回去，宣布朕的命令，赦你父亲无罪！”
不久，康熙又给王辅臣写了一封亲笔信，深情地回忆了君臣二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信中，康熙丝毫没有责备之意，处处显示着体谅与宽容。
王辅臣接到康熙的信后，内心非常不安，于是率领人马向北跪下，痛哭失声。但是王辅臣担心自己杀死莫洛，康熙迟早要和自己算账，所以没有投降。但是他感念着康熙的恩情，一直驻守在平凉，既不南下与吴三桂会合，也不与四川王屏藩联手。
后来清朝大军一路节节胜利，康熙仍然想招降王辅臣。
康熙十四年七月，康熙又给王辅臣发去一道招降敕谕，希望他能够投降，朝廷对他以往的事将不再追究。
王辅臣回奏康熙说：“皇上念及兵民，概从赦宥，但如何安抚，天语未及。在事兵将，未免瞻顾。”他想回心转意，但又怕皇上日后怪罪于他，所以非常矛盾。
康熙十五年二月，康熙派图海负责西北战局，他坚持执行康熙以招抚为主的策略，围而不攻，围而不战，攻心为上，以劝降为主。
几个月后，周培公携带着康熙的赦诏，再次去劝说王辅臣。在康熙真心的感召下，次日，王辅臣终于宣布投降。
康熙收服王辅臣，不仅解除了京师的危险，而且剪除了吴三桂在西北的羽翼，使吴三桂失去了一个有力的臂膀。
康熙虽然贵为皇帝，但是他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解决叛乱臣子的问题。他用自己的感情来打动下属，让下属发自内心地来归顺他。这样，既避免了残酷的战争，又可以让下属投降得心服口服。一个有人情味的领导是有魅力的领导，也是能够让下属信赖的领导。
经商吉威特赚钱不嫌少
世界屈指可数的建筑业巨子中，首推美国的比达·吉威特，他被称为土木建筑大王，20世纪60年代资产是2亿美元。
吉威特公司的经营内容，鲜为人知，因为吉威特往往采用低调的口吻来回答访问者的问题：“即使公司非常著名，它所承建的工程不见得就能相对地增加。有关本公司的经营内容，无可奉告。”
但是，低调的态度并不等于没有雄厚的实力，事实恰与态度相反，现在吉威特不仅称霸于建筑界，也广泛地大展鸿图，获取了巨大的利润，这是各界人士共知并予以承认的。
身为事业家的吉威特，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那独特的经营哲学，他常说的：“倘若可以多赚1美元，只要有这种机会，我绝对不放弃。”
吉威特是一位完全靠自己力量经营的代表，这看似有点保守。例如，他经营金融公司的主要目的要使自己所有的子公司的资金周转及业务往来，由自己的公司来经办，不肯让其他行业去“赚”这笔钱。这样经营的结果，一举两得，处处得利。一方面可以保证自己公司金融上的自主性，不受制于他人；另一方面又可以趁此经营金融公司，在金融业插上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