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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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绿野美卉(1)

诗性:没有结果的问询

前些时候,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当今相当一些小说中诗性的失落,是个颇堪忧虑的问题。这诚然是由极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却也堵塞着不少读者与小说的感应交流。有人就问我,照你这么说,在揭露令人发指的腐败或剖析人性的丑陋的作品里,你还非要诗意盎然不成?这可能吗?我想,话不能这么说。我认为,小说创作的最终鹄的应是诗性,惟有通向了诗性,一个作者才算是完成了它对生活的审美判断。揭露尖锐的矛盾,提出重大的问题,直面丑恶的灵魂,状绘惊人的情节,都很好,但它们不应是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倘满足于此,那等于旅行只走了一半,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对于诗性,或直白点说,叫诗意,人们曾是有误解的,以为甜蜜的梦想,空洞的豪放,软绵绵的咏叹,就叫诗意。其实大谬不然,诗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我看来,富于诗性的小说,总是那种既让我们看清了脚下的泥泞,又领我们张望闪烁不定的星斗,且能唤起无尽的遐想和追问者。它是善于发现的,也是勇于怀疑的,只是这发现与怀疑完全是从人出发的,是由形象的血肉和命运的莫测中升起的。我始终认为,对人生之谜没有一点怀疑精神的小说不会是好小说,全知全能好为人师,且惯于给人指路的小说也不是好小说。

那么,通向诗性的道路是什么?这自然是多样的,有如“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最重要的,当是人性与诗性之间最重要、最直接的联系。真正揭示了人性的深邃和复杂的作品,就会不经意地产生诗性,无需外加什么诗性。小说是一种“无用之用”,它总是在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们无法解释清楚的地方伸展开来,它常常是理性无法整除的。比如,在王安忆的《长恨歌》里,一个叫王琦瑶的上海女人四十年的情和爱,被一支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起伏跌宕。王琦瑶当选过“上海小姐”,后成了国民党大员的“金丝雀”,解放后沦为平常百姓,表面的日子平静如水,内心的欲望骚动难平。王安忆的叙述中就夹带着抒情,而她的抒情中隐藏着一种阴郁、幽暗,直逼人性的力量。在王琦瑶与其男友度过的多少个烛光交错、不无欢乐的夜晚,似有繁华旧梦重现的效果,真所谓“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这个王琦瑶,到了知天命之年却与其女儿的男同学发生了畸恋,最终被人失手杀死,结束了一个都市风尘女子的悲歌。王安忆曾说,她是通过一个女人来写一座城市。此话怎讲,难道一个王琦瑶就能代表一座大上海吗?但我们还得承认,她借王琦瑶的命运真写到上海这个大都会的骨头缝里去了,我们似能嗅到某种殖民气息和红粉飘零的意味。王琦瑶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什么是大上海的灵魂,这些都只能付之没有结果的问询。

无独有偶,北方的铁凝,则寄情于老北京,她在中篇《永远有多远》中也写了一个女人,就是“我”的表妹白大省。铁凝是否也想通过一个人写一座城市不得而知,但她的回忆却是从对北京这座老城的胡同开始的,最后定格在白大省的身上。作者写道:“胡同里那群快乐的、多话的、有点缺心少肺的女孩子你还记得吗?要是没有她们,胡同还能叫胡同吗?北京还能叫北京吗?”又说,她们是一座城市的汁液,温暖而可靠的肉感。看来,这里人和城市的关系同样很深。而傻里傻气的,纯洁而正派的姑娘白大省便是其中之一。白大省(也包括西单小六)是与北京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北京的胡同生产出白大省式的姑娘,白大省式的姑娘又装点着北京的人文风景。她善良,宽厚,仁义,永远为别人着想,永远承担着生活中的麻烦和苦难,但在今天,仁爱却换不来爱情。也许她的美正在失去欣赏她的对象,她的为人准则正在过时。无论对白大省自己还是我们她的命运都有某种不可知性,值得我们思索的东西太多了。

白大省长相平平,在老人眼里,她是最仁义的孩子,她自卑、孝顺、吃苦、代人受过。谁能想到,她十岁那年面对“心上人”的一次昏倒,竟是她的初恋。我们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白大省什么也不为,平生却饱尝了失恋的打击。她的先后三个男友,都真心夸奖她“宽厚善良”,却都在临近结婚时无情地离开了她。“宽厚善良”于她已经变成了侮辱性的评价。一个人的命运真是无法言说,我们可以谴责她的男友一个个自私,见利忘义,但这好像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不是根本。为什么她与男友之间总是“相安无事”,都快结婚了“连手都没有碰一下”?是不是一个女性,相貌只是浅层次的,还有一种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在起作用呢?小说中那个放荡妖冶的“西单小六”,“文革”中就搅得一条胡同不宁,可她为什么像开不败的花,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风姿绰约的酒店老板娘呢?还有那个霸道的小玢,心眼比白大省坏十倍,却也“狐媚偏能惑主”呢?没有爱的滋润的白大省,精神崩溃得不可收拾,再有人说“你实在是一个好人”时,她说:“我现在成为的这种‘好人’从来就不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我就不能变成另一种人么?”比如“西单小六”。答曰:永远不能。她遂发出永远有多远的悲问。白大省的故事令人酸楚莫名,陷入对存在不可解的迷惘之中。要问:白大省的故事里有没有北京这座城市才有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秘密,有没有社会历史变迁的痕迹,有没有世态人情变幻的踪影,可以说都有,但又都不完全是写这个的。它的角度是纯粹文学化、心灵化、人性化的。说它即是一种诗性,亦无不可。

对诗性切忌做褊狭的理解,《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够惨痛的吧,但我们却能读出美丽,读出中世纪暗夜中一道射目的流星。《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药》都够闷暗的吧,却能引发我们掀开吃人的宴筵,首先要“立人”的激情。

血腥与柔情的结合--读《谁家有女初长成》

我承认,我被这无限凄凉的故事震撼了,并为之肺腑酸柔,怅然莫解。后来,我甚至不忍卒读;读完的一刻,一粒泪珠已悄然挂上了眼角。我忽然想起了《天国的车站》,因为它们都是真正的艺术品。然而它们又是不同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心灵依据。我以为,这部中篇给我的冲击要更强烈,引发的思索要更深邃。

不管理性的批评可以如何冷静而睿智地解析它的得与失,我却要说,首要的是,它的作者以艺术家的敏锐、善感和勇气,深深地触及到了我们也许不愿深究的、却存在于我们这转型的裂变的时代的生活断层中的许多不幸的秘密。当我们走过繁华的或暂时不甚发达的地区,当无数的歌厅、桑拿、发廊、酒楼、洗脚屋中的无数女子掠过眼前时,当眼见拐卖妇女的犯罪屡禁不止时,我们可曾想过,这都是谁家的女孩子呀,她们长大了是为谁准备着,她们满足的是这社会的哪一类需求,她们的队伍何以如此庞大且后继不绝,她们的父母为什么大都像黄桷坪的父母们一样想得开:“如果没有汇款单来,就像从来没有过她们一样”,“黄桷坪人从不为干干净净消失掉的女孩们担心”。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而悬疑的问题,包含着丰富的经济的和道德的内容。但艺术家只能以艺术的、人道的心灵去感悟它。

潘巧巧本来可以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过一种虽清贫倒也安稳的生活的,然而她却沦为一个杀人犯了。是什么造成了她的罪错?也许,她永远不离开黄桷坪就好了。可她向往深圳向往都市有什么错。也许,没有自称曾娘的坏女人与自称陈国栋的小白脸及其勾结和毒设骗局就好了,可他们的出现有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的原因,他们是铲不尽的陷阱、牢笼和暗坑。也许大宏二宏再坏一些再残忍一些就好解释多了,然而这兄弟俩除了极度的干渴,并未坏到极点。这一处理恰恰显示了某种深刻和真实。潘巧巧像一颗微尘,飘逝于不知何来的人生的风暴中了。但她的命运并非全是偶然,实则包含着大量的必然。莫非是利益与欲望的默契,实现了对乡村资源包括肉体资源的一种掠夺,人性要反抗这掠夺,才酿成了这悲剧?

深刻而细腻地揭出人性的复杂,构成了这部作品强烈动人的魅力。潘巧巧从企图改命,到认命,到抗命,再到恋命,充满了曲折回环。被拐卖后的她并未以泪洗面,她甚至接受了那奴役的惨烈的荒凉的“爱”,只是后来人家在她身上造够了孽,她又以造孽的方式回报。当场景由乡村而兵站,她由受辱者变为潜逃的杀人犯后,她也并未放弃对尘世欢乐的最后的温柔与留恋,她一度给兵站带来亢奋的失常,成为众星捧月般的爱神,“她险些把自己的来龙去脉都忘干净了,险些认为一切都可勾销,都可重来”。这才是一个不是罪犯却又是罪犯的心态。

比这个故事更离奇的案例有的是,为什么人们还是喜爱文学呢?文学,这里是小说家,其手腕的高明即在于,不仅能写出不幸,而且能写出究竟怎么个不幸法。巧巧命运如一支长甘蔗,作者能嚼出一节与一节不同的韵味。将血腥与柔情结合,是此作的一大特色,以致使全作如诗如歌如梦如幻。作者昔日的军营体验帮助了她,使金鉴,刘合欢,小回子等几个人物出奇地鲜活,令人过目难忘。

《索债者》的哲理意蕴

在《广州文艺》上读到残雪的这篇《索债者》,很短。平实,易懂,全然用白描法写日常事象,读者读着有些疑心,此残雪是否彼残雪?那个残雪的东西读起来可是很费劲的呀,可是,读完后细加寻味,发现一目了然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复杂的意味,就又可以断定。此残雪即彼残雪,那个写《山上的小屋》、《黄泥街》的残雪。

像这种现代味比较纯正的小说,目前是缺货,有位青年批评家曾以戏谑的口吻说,目前的先锋小说,其大势是“浪子回头”--或者向大众读物靠拢,或者热衷于历史叙述游戏,或者与现实主义接轨,正因如此,《索债者》很有推荐的必要。

时下养宠物成风,养狗的、养猫的、养鸟的、养一种叫金熊的小老鼠的,名目繁多,以至北京的动物市场上人欢狗叫,好不热闹。仅从最表层的故事看,残雪似与此风作对,要煞一煞宠物迷们的风景。小说中的“我”,孑然一身,无家无友,也不知是男是女--若从饭量还不及那只猫来看,属女性比较合理。她发现有只被遗弃的小猫,流着泪,簌簌发抖,状颇可怜,便一时冲动,收养了它。谁知此猫对她的一番好心全不领情,只知要吃的,吃完还要,贪婪无休。她想逗猫玩,猫却用阴沉的眼光看她,无动于衷,还在床上撒一泡尿,她只能每天带着尿臊味上班。后来她大发慈悲,让床,亲热,竟被猫抓伤。她赌气不再理睬这只恶猫,想用时间来缓解与猫的关系,谁知此猫是个光吃喝还不够,还要人来关心它,重视它的家伙,主人的不理不睬早激怒了它,于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终于严重地咬伤了主人。主人住医院了,躺在病床上反省,同时想像着关在家中挨饿的猫,暗暗快意。痊愈后归家,见恶猫已是皮包骨头,绕她转了一圈。她悔恨,矛盾,决心修复与猫的关系。但恢复元气后的猫依然阴沉、傲气,对她的倾诉睁只眼闭只眼地听着,显出鄙夷神色。春天是猫发情的季节,主人希望这只公猫到外面寻欢作乐,好让她清静几天。但这猫对窗外的叫春声无所动,每夜咬她的床腿。后来这只猫干脆纠集群猫进屋胡闹,它自己并不沉溺其中,只是要扰乱主人的生活。主人忍无可忍,击杀一猫,此猫冷眼旁观,心里冷笑。主人决心彻底结束每天铁青着脸上班的日子,就用口袋装了猫,送到郊外,挂到树上,孰料安静了两天,门外又响起这猫的嚎叫声,仇恨中夹杂着威胁。主人慌了。不知该不该开门,不堪设想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这故事太让人毛骨悚然了,但它的意蕴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理清的。也许你想到了中山狼的寓言,或者养虎遗患之类的传说,倘若这样看,就未免失之肤浅。我想,这小说的第一层意思是说,人的处境是孤独以至孤绝的,人为了解脱孤独常常会掉进自设的圈套不能自拔。这只猫得寸进尺,张狂无度,蹬鼻子上脸,显然是祸祟、灾殃,但主人却难奈其何,说明根源还在于人自身。主人收留它,或是想证明自己有爱心,或是想证明自己的人性很丰富,或是与自己的生活常规作对,或是排遣寂寞,但最根本的,如主人自云,“因为我对人已失去兴趣,需要它这样一个不属于同类的知己,在这荒原般的世界伴随我。”此猫之进入主人的生活,填充了她的巨大空白,因而尽管此猫顽劣至极,主人仍不能也不敢驱逐它。驱逐了它,那巨大的空白该怎么办,那孤独该怎么办,所以带着尿臊味和铁青着脸去上班的日子还得维持。人哪,你是多么孤单!

然而,顾及了心理状态便会迷失生活状态,填补了心理空白又会带来生活的紊乱,这个悖论无法克服,主人的生活为此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和艰险。这可说是小说的第二层意蕴。主人一再地委曲求全,不就是为了那点心灵的慰藉吗,可是没有这点慰藉,人义不成其为人。这就正像忤逆不孝的儿子虐待老人,放荡不羁的丈夫冷落妻子,而这老人和妻子,却还暗暗关心或祈祷着儿子和丈夫的安全一样。人哪,你是多么卑贱!

但我们很快发现,小说的意味不限于此,或主要不在于此。因为那只猫与人太相像了,它不但要吃好的喝好的,还有被尊重的需要,这不是人又是什么。其实,这小说主要是写人性之恶和人与人的沟通之不可能。这只猫的主要特征是冷漠、无情和残忍。它贪婪地攫取,却从不感激;它的尊重需要受挫,就会报复;它对主人的痛苦,漠然听之,面露鄙夷;它冷笑,冷眼旁观,懂得幸灾乐祸。深知怎样整治主人,这不正是人性恶论者对人的一套看法吗。主人千方百计想感化它,就是感化不了,可见人在这个世界上找知已是徒劳无益的,人类中没有,物类中也没有,硬要去找只能自讨苦吃。找认为作者甚至还有这样的寓意,这个猫其实是人的同类,人自己的影子,你是永远摆脱不掉的。不然,远远地发送到城市郊外,怎么迅即又狂吼着敲门了呢?看来开门不开门都一样,人怎能拒绝自己的影子呢?

对于作者所表达的意绪和观念,我们未必认同,但《索债者》作为一篇现代味儿的小说,还是挺耐琢磨的。在写法上,它是极端的写实与极端的抽象的结合,具有象征性,颇有卡夫卡之风。另一特点更重要,就是现代味与日常生活的融合,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密切结合,由于它的日常化,写实外貌,它减却了阅读的障碍,变得易于接受了。

开头我们提到了先锋小说近年的演变,它们在重视语言革命、叙述革命之后,愈来愈注重社会性、人文精神、终极关怀这些精神价值问题了,从余华的《活着》到格非,苏童、北村、孙甘露等人的近作中,不难看到某些端倪,这不奇怪,社会性毕竟是读者阅读期待中的巨大吸力,谁都很难不受其吸引。残雪在《索债者》中的变化,不也值得注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