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之恋》的作者王家达，我以为也有向读者介绍的必要。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我的同班同学中后来从事创作的还很不少，除了王家达，还有田中禾，王戈，王作人等。王家达原名王家大，50年代末李季、闻捷下放甘肃时，发现了他，并推荐他的几个短篇在《人民文学》发表，这在当时甘肃是了不起的大事，闻名遐迩，他因之被称为农民作家。大跃进后，许多极一时之盛的农民作家、工人作家都销声匿迹了，但王家达没有，他凭着顽强毅力，考入了兰州艺术学院（后并入兰州大学）。我永远忘不了饥馑年代在落满尘埃的校图书馆里，王家达一本又一本苦读世界名着的情景。他完成了从当时所谓“农民作家”向真实意义上的作家的转变，这在一般人是无法想像的。近年来，他写出了《清凌凌的黄河水》、《铁流西进》、《天下第一鼓》等受到好评、获得奖励的作品和一批影视作品，他现在是甘肃文联副主席，专业作家，在西部享有较高声誉。我认为，王家达是最富于西部神韵的作家，他对秦腔和西北民间文艺极其熟悉，艺术感觉敏锐，才华洋溢，他的写出《敦煌之恋》应属意料中事。我相信，《敦煌之恋》作为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品，将会长期留存。
炼狱中的沉沦--读《泰国的中国女人》有感
我没到过曼谷，却听说那里纸醉金迷，无奇不有，集中地上演着一个高消费旅游国家可能发生的种种奇情异事。于是，带着好奇，我翻开了这部名为《泰国的中国女人》的长篇报告文学。
这又是一部关于国人在海外闯世界的曲折艰辛的故事。不过，它不像《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那样沉溺于财源滚滚的美国梦，也不像《上海人在东京》那样侧重展示一些残酷竞争的现象，而是在它从容不迫和充满戏剧性的叙述中，生发出了一些独特的发人深省的东西。当然，为了吸引人，它没有也不会放弃施展通俗文学技巧和对某些刺激性场面的渲染，但它的长处在于，它毕竟注意到了从女性命运的角度，从灵与肉冲突的角度，从金钱对自由的扼杀的角度，从人类的某一部分沉溺在金钱欲和肉欲的深渊不能自拔的角度，来叙述这些奇异的故事。作者的笔墨还伸延到人活着为什么，什么才是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一类问题。题目叫泰国的中国女人，颇为一般，但细加品味却不能说没有一定寓意。中同女人自然是深受中华文化传统熏染和陶冶的，即使现代的开放的中国女性，也不可能不带上我们民族特有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色彩。但是到了泰国，这个既信奉佛教，性交易和旅游业又极发达的国度，不啻遭遇了一场灵魂的大地震。报告中，五个女人的曲折凄惨的命运故事，远远超出了发财与否的问题。这里充满了陷阱，劫掠，摧残和暗无天日的地狱般的生活，出门的艰难，作为女人的艰难，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不论是安于这种生活的女性，还是企图逃离这种生活的女性，其命运均包含着浓厚的警世作用。
明子的故事特别使我震动。明子本是个纯洁的姑娘，她被骗子们编造的“劳务输出”的圈套所惑，踏上一条毁灭的道路。
她被迫成为一个偷越国境者，遭受了人贩子们无尽的蹂躏，欲活不得，欲死不能。可怜她的第一次血，洒在了边境的莽莽荒山之中。她没有任何选择权，只能充当伴游女郎卖淫，在无尽的出卖中偿还根本不应由她偿还的卖身钱。作品写她已经接触了无数男人，却还从没有过恋爱的体验。这。一笔真是无限凄凉。她终于和单纯的阿勇之间发生了不该发生的爱情。她掩盖着巨大的秘密，不顾随时暴露身份，继续着这种危险的爱。令她痛苦万分的是，阿勇在这城市天天挂念着她，而她却在同一城市与刚见面的男人干着那种事情，还撒谎说她正在外地工作，她觉得这不仅是对阿勇的侮辱，也是她对自己的侮辱，但她毫无办法。
这是一种可怕的爱，惨烈，难言，哀伤。事情终于暴露了，俩人在心如刀割中分手了。明子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让我们更感沉重的是，挣扎在炼狱中的明子，就此从有梦到无梦，从渴望自由到丧失了追求自由的能力。当她放弃对阿勇的爱后，顿感轻松。她说爱情是这世界上惟一能伤害她的东西，现在不需要了，就变得心安理得了。明子命运中的人生况味够耐人寻味的了。
金钱与自由，享乐与尊严，动物性与人性的冲突是贯穿在这部报告中的矛盾。作者所写的这些女性，出走泰国的原因各个不同，或因被骗沦为偷渡者，或因婚姻不幸决意出外开辟新天地，或因傍大款当二奶贪图享受，或不幸沦为女富豪的同性恋的牺牲品，不一而足。就某种意义而言，她们全是没有精神自由的人，是金钱牢笼里的囚犯。作品给人的突出印象是，朗朗乾坤之下，人硬是没有自由，即使放你出去，你也无路可走，乖乖地回到原来的位置。像明子这样的卖淫女自不待言，因为有还不清的冤枉债，有随时要抓她遣送她的警察，有黑社会的打手，她跳不出火坑。久而久之，经过非人化的残酷折磨，她并不想回国了。她有了安慰自己的哲学，所谓做一次是做，做一万次也是做，既然已经做了，有钱不赚，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对另一些无聊而寂寞的富婆来说，她们不是没有争取过自由，不是没有反抗过金丝雀的命运，但一次次失败，最后也认命丫，且有了一套享乐主义哲学。作品借莉妮之口说什么享乐欲是人的根本欲望，一切体制实际都是为了支持和满足人们的享乐欲，说人生无非是赚钱和享乐四个字。这不再是外在压力下的沉沦，而是内在的沉沦。在火坑与自由之间，人反倒依恋火坑，不再需要自由，浑浑噩噩，动物性压垮了人性。金钱和物欲对人的扭曲、虐杀之惨，莫过于此。不论作者是否自觉，这种揭示是有震撼力的。
作者是很善于讲故事的，由莉妮牵头，作为叙述人，历历叙来，颇有章法。莉妮不是简单的结构工具，她是个饱经沧桑的风尘女子，大姐大式的人物，通过她的嘴，就易于制造悬念，增加真实感，以及她那坦白而貌似平易的语言，也别有一种吸引力在。但作品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憾。一是作者津津乐道他所知道的秘闻，不自禁地流于夸饰、炫耀和展览，批判不力，只知追求大众文化阅读的趣味性。二是真实性的分寸令人起疑，作者太迷恋小说家言了，不少章节采用了写通俗小说的手法来写报告文学。在麦吉的故事快结束时，作者说，他拿不准麦吉所讲的一切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事实上，这个疑问也是每个读者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的。
激愤过后的沉思--读《外省书》
在近期的图书中，若要挑出一部对精神价值的追问最强烈、对精神哲学的思索最缠绕莫解的小说，毫无疑问当推张炜的《外省书》。对于张炜，我曾感到近年来他写得太多、太分散了，似很难再聚集起足够的力量超越自己。何况，他创作中被认为有个二元对立的模式。于是，有人提出张炜能否完成自身的第四次腾跳？有人认为，《古船》虽通过隋抱朴达到了个体精神哲学的高度，却缺乏与脚下土地的深刻交融；《九月寓言》虽突出了大地的神力，却回到一种被美化了的农业文明的乌托邦；《柏慧》虽敢于面对变化了的现实，却因道德化的激愤构成了对更广阔的真实生存的遮蔽。为此，人们对张炜又有了新的期待。
人们期待于张炜的决不限于张炜本身，而是期待着当代文学对一些重要的时代精神命题的出色表达。比如，如何深切揭示当代人的生存境遇，深刻表现当代人在历史苦难和现实选择中所体验的内心焦虑，以及如何寻求当代人的精神救赎之路等等。其实，像《怀念狼》指涉人与野兽关系，《老海失踪》指涉人与环境的关系，界、向世人昭告的使命感。我觉得他常常忘了自己是汉族人，也没有丝毫狭隘的优越感，而是站在人类意识和社会发展史的高度上，以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悲悯情怀和现代意识来表现他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人们所创造的伟大的历史和现实的。多年前，我就听黄尧讲过佤族人的原始和强悍，他讲述时神情是那样专注，那样自豪，像讲自己民族的故事，完全可以感到他开阔的胸怀和对云南地域文化的思考之深。他是在寻根，但并非寻找狭隘的单一民族的根，而是寻找我们多民族大家庭的根，包括对一个曾经非常愚昧却显示着巨大生命活力的小民族的根的追寻。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纪木鼓》是80年代文化寻根思潮的延续、深化和升华，带上了90年代的开阔性和未来性。我多少感到，黄尧之所以选择纪实笔法，是因为在他看来，没有比这种朴素的笔调更能充分地表现阿佤人苦难而富于传奇的历史了，只有这样写，才能保证更真实，更科学，更深沉，更具人类性地表达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也更能接近历史的腹心，原色的真实。现在看来，这种纪实性的写法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是协调的，显得凝重而大气。
在作者笔下，佤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是太不可思议，内涵太丰富，也太引人深思了。这个从“司岗里的传说”中走出来的民族，在荆天棘地中开辟洪蒙，在与自然的搏斗中开拓原始文明，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像汉人吴尚贤的“走夷方”，带动当地开银矿的描写，就很精彩。但是，险绝的地缘，闭塞的交通，封闭的生存，历代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使它在历史的机缘里一再延误，以至解放初期它还停留在奴隶制末期与封建制初期的光景，整整落后了三千年。它的砍头祭谷，打卦问路之类的陋俗甚至延续到解放后很久。这无疑是人类文明史和社会发展史上的悲剧。正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结束了这一悲剧，掀开了阿佤人高速腾跃前进的新篇章。作者在描述这一切时是冷峻的，清醒的，与我们一起深思着这一巨变的深刻意义。既有千年的思考，百年的思考，更有建国五十年来的思考。
云南少数民族多达26个，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一般的作者在写它时，很容易为它的奇风异俗所惑，追求表面色彩感的丰富，以为这就写出了民族特色，忘记了最丰富的东西在于对本质层内涵的追问。黄尧能掠过怪力乱神的表面，发现和发掘佤族人强大的活力，超常的韧性和高尚的节操。佤族的历史是为自由而战，为祖国而战，为民族尊严而战的历史。特别是在班洪事件中，与英国殖民者展开了殊死搏斗，十七佤王盟誓抗英，喋血七十五天的情景何等感人。在胡玉山的率领下，提出“愿以九死求一生者，留；愿以九生求一死者，走。誓同生死者，就此盟誓”，视死如归，气吞山河。这种保卫祖国完整性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抗日时期，这真是一片不死的土地，一群不屈的人民。这样的民族，一旦获得解放，将会焕发出多么惊人的创造力啊。解放后它的突飞猛进证明了一切。书中罗正明，拉勐，张光明的故事，佤族女县长魏红和第一个女作家董秀英的故事等等，都极其感人。
面对佤族悲壮而光辉的历史，作者激情澎湃，有时禁不住要用诗化的、象征化的手法来表达。当写到佤族女县长魏红在登上世界妇女大会的讲坛时的一刹那，作者有这么一段抒情：“从她的代表席走上讲台有三十步--恰好有三十步，她要在这三十步的长度里走过三千年，每一步一百年，她和她的民族已经走过来了。她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宣读一部创世史诗。”事实上，《世纪木鼓》本身就是一部关于佤族人创世的诗的历史。听说佤族人在看到这部书后兴奋地说，过去我们有一首唱遍全国的歌，那就是“阿佤人民唱新歌”，还有一种甩头舞，也跳遍了全国，现在又有了一部厚重的书，于是我们有了这最值得骄傲的一歌一舞一书。木鼓是阿佤民族的文化密码和精神象征，《世纪木鼓》又一次擂响了木鼓，它不但为了历史，更是为了新的世纪，不但是佤族的骄傲，更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
邓贤《流浪金三角》
邓贤的《流浪金三角》不是小说，是长篇纪实型作品，但放到这个专栏里加以评说并无不可。何况，邓贤的文笔中颇多小说家的手腕。
《流浪金三角》是一个难得的文本，局外人虽无法验证其确切的真实程度，但它是以危险加风险，毅力加苦力为代价写成的则无疑、作者有种顽强的不可遏制的欲深入金三角“虎穴”采访的冲动，他的行动是一种个人化的、民间化的采访，似为首创。因为金三角对外人充满了戒备和猜疑，颇难接纳。这是所有采访中最难的一种采访。然而邓贤还是坚持要抢救这段再不抢救就可能永远沉埋的历史。这种态度，显示着一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可贵的史家传统。
邓贤善于书写历史，他有一支饱蘸情感浓汁的笔，富于沧桑感，历史感，擅长将历史情境与人道关怀融于一体。这一与天赋相联系的优秀素质，在《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等作中多有体现在新作《流浪》中，同样有充分之表现。看他写“过无人区”“借土养命”等历史秘闻，真也惨烈骇人。作品找到了与人类命运沟通的一个点，那就是禁毒问题，尽管丰繁的内容并不能指向这一问题，但作者还是借此支撑，力图凿通意识形态的障壁，网络各色人物的命运与历史的大变迁。在作者看来，存在的即合理的，重要的在如何用人类理性加以审视。
作者独闯金三角的传奇性冒险经历与金，三角本身的奇诡精怪相映成趣，作为一种结构方法，给作品带来了很大的吸引力。写到1992年国民党旧部彻底缴械后，热点降温，叙述似乎失却了磁力线，禁毒、知青、环保几方面内容的糅合略欠火候，遂使禁毒的表达未能更加显豁有力。邓贤的热情似有偏执的一面，急于对复杂的政治军事事件作出评述，有时显得力不从心，这并非邓贤功力不逮，而是时机尚不成熟也。钩沉正在消逝的历史迫切与评述这历史的困难，构成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