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被称为“传媒化的批评”却十分火热。这种批评的特点是，重点不在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在对某种现象或事件的发布，即使涉及具体作品，也以下判断，造声势，传播趣闻为主。常常是作品还没出来，舆论已四起。这种现象的出现，据说一是传媒太发达了，它需要这种东西，二是当今的读者兴趣已不在对作品的剖析而在看文坛事件的热闹，不知道是否真是这样，我没细想。这几年我得了教训，知道了这世界上该发生的事总要发生，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它发生的深刻根源在社会的某种需要。我们曾就评论言评论，对评论的“精神无能”现象尖锐批评，后来发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至少是现在，物质与精神的失衡非常明显，物欲的泛滥，感性的泛滥，已使精神被挤到边缘，而诉诸理性和抽象的评论，则成了边缘的边缘，浮躁的时代已无暇阅读自身的浮躁。可以肯定，传统的僵化的评论与“传媒化的评论”，都不是评论的正途。前者的消亡不可挽救，是必然的，后者你反对也没用，但决不可代替真正的文学批评。那就看真正富于学理的，公正严肃的，活泼有味的批评能否吸引住广大读者。
时代环境的制约，终究不应成为评论维持现状得过且过的理由，批评活动既然是一种主体性很强的活动。它就有突破环境，超越环境的可能，它即使不能改变批评的带根本性的边缘状态，却未必不能以一种主动的、坚守的、维护精神价值的姿态施加影响于时代。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学批评面对市场经济时，立场上的撤退和让步，功能上的退化和转移。再具体一点说，所谓撤退或者退化，表现为批评的精神品格的失落，批评标准的紊乱无序以至无标准，批评价值的消解或赋予伪价值；而所谓让步或者转移，表现为向市场性、消费性、新闻性、广告性的倾斜，以牺牲科学性来俯就消费性，以牺牲审美性来屈就新闻性。这才是今天批评的真正病根所在。怎么办呢，谁也不可能拔着头发离开地球，谁也不可能脱离存在的压力遗世独立，只有一途，那就是让评论自身的主体变得足够强大，方能做到不让步，不退化，不怯阵；而欲强大，又只能立足于建设，不懈的建设。我们常常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病源找到了，却怎么也治不好病，说的都对，就是做不到，评论的情形似乎也正是这样。例如，要强化批判功能，怎么批判却成了问题，用农业文明批工业文明么，用清虚无为批惟利是图么，用宗教教义批滚滚红尘么，好像都不得要领。事实上，批评的品格的确立与整个社会的精神建构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又如批评标准问题，已经争论了多少年，还在争论，目前批评实践中的标准是极其杂多的，有的其实是无标准。我并不主张急于整合，但任何批评家都不能没有自己的标准，没有自己的一套概念系统，否则说话都成了问题。老话不好用，新话又没有，就难免陷入语言的贫困了。
又如，批评的方法，也很多样，这些年观念更新的成绩是打破了方法的单一，“新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现代批评等等，名目繁多，晃人眼目，全都进来了，十分热闹，总体上活跃了批评，是大好事，但循名而责实，有的只是引进了一堆术语，消化谈不上，结合我们的国情和文情加以改铸就更谈不上。再如，批评的风格也值得研究，现在的批评文章向两极发展，一是趋向新闻化，一是趋向杂感化，惟独缺了科学化。批评毕竟是批评，严密的逻辑和智慧的理趣是不能少的，倘若在文风上都向报纸副刊看齐，适应了副刊的胃口，久而久之，评论自身也就逐渐消失了。
文学批评自身建没的任务很重，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现在很重视改善作家的创作环境和条件，其实文学批评的环境和条件的改善尤为迫切。但就文学批评自身而言，我认为，方法问题、标准问题、风格问题虽然都值得研究，但那是长期的建设任务，最切近的应该是，召唤健康的、严肃的批评精神和健全而犀利的批判品格，鼓励善于发现的精神和敢于怀疑的勇气，提倡直面现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敢于面对当代生活中的重大精神课题，让批评成为名副其实的批评。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如何在市场经济时代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发挥作用，也是无可回避的问题。不少批评家对此进行了探索，有的比较了学院批评与大众批评的得失，倾向于大力发展大众批评，有的主张打破原先的批评模式及其狭窄视野，创建一种更广阔的文化批评，有的在研究批评的转型问题……总之是，批评已到了不变革不行的地步。批评的价值是无可怀疑的。
文坛的另半边--概说新时期女作家群
“女作家”这个称号之所以格外引人注意，“女性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从根本上说，是与女性在人类社会中特殊的地位、处境、权利问题和发展状况相联系的。女作家和女性文学的繁荣程度，往往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妇女解放程度乃至整个文明程度。两性关系原本是人类最基本、最自然、最平等的关系，但历史却扭曲了这一关系，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性别不平等史即使到今天也没有结束。于是，我们的文学史，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实质上不过是一部男性文学史，虽有极少的才女词人闪烁其间，但从她们个人到她们的精神，都无法改变依附者的哀怨。真正意义上比较独立的女作家或女性文学，只是近代以来的事。
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伴随着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催生出第一批以反对封建节烈观为核心，以争取个人婚姻自由为主要描写内容的女作家；30年代以及抗战、解放战争中，又涌现出不少女作家，她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大大增加。建国以后，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有了法律保障，虽然封建意识仍植根在文化心理深处，女作家的成长环境毕竟大为改观。但是，总体看来，无论1919年到1949年的“现代文学”，还是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女作家的阵容，女性文学的发展，其规模都很有限。
只有到了“文革”后的新时期，女性文学才出现了空前的、惊人的繁荣，女作家的人才辈出，阵容之庞大，她们作品的数量和质最并不逊于男性，她们所表达的激进的女性意识，以及她们创作个性的缤纷多彩和独特的风格优势，蔚为大观，均为历史上所仅见，以至使文坛人士发出了“阴盛阳衰”之叹--当然，这可能是一种略带夸张的赞美。由于“女作家”与“女性文学”并非等值的对应物（并不是女作家写的就一定是“女性文学”），这里不拟纠缠于“女性文学”的短长，而着重就当代文坛活跃的女作家及其特点，作一简要评述。
要谈当代女作家，我们仍然不能不首先谈到冰心和丁玲。冰心是世纪同龄人，她的足迹几乎贯穿了整整一个世纪，她的身上奇迹般地凝聚着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至新时期文学的重重印痕。冰心从来都是一个独立的女性意识非常浓郁的作家，仿佛温柔典雅的东方女性美的象征。令人惊讶的是，直到近几年，她的头脑依然清晰，写出过不少优美的小说、散文和犀利的杂文。丁玲则代表着中国女作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革命活动的一面，她命运多舛，经历奇特，天性热烈，如一团火焰，对现代文学有重大贡献。到1986年逝世，她的文学活动贯穿了大半个世纪。人们不会忘记，她复出后，还写出了《杜晚香》这样精彩的小说，《牛棚小品》这样感人落泪的散文。另一贯穿性人物杨绛，一直被人当作书斋里的学者看待，只有专门家才知道她早年写过一些剧本，在她拿出了纪实散文《干校六记》，尤其是长篇小说《洗澡》之后，人们才吃惊于她的艺术才华，吃惊于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理解得多么深，她被西班牙授予“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也就不足为怪。
在横跨文革之后两个时期的女作家中，杨沫、韦君宜、宗璞、陈敬容、草明、刘真，茹志鹃、柯岩、柳溪、菡子、丁宁、曾克、德兰等人是读者很熟悉的，她们在“十七年”时期甚至更早，各有不同凡响的代表作，而在新时期，她们可贵地表现出不断变革，弃旧图新的精神，焕发出第二次创作青春。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刘真的《黑旗》，共同出现于新时期文学的发端期，它们都是经过长期沉默后的一次爆发，都是含着眼泪对历史荒谬现象的反思。宗璞是独特而深沉的，50年代曾以感伤的《红豆》名世，在新时期，为了不断超越自己，也为了更深刻地揭示事象本质，她以写实为底色，汲取荒诞、变形等手法，写出了《三生石》、《蜗屋》、《鲁鲁》、《核桃的悲剧》等作，长篇《南渡记》则是她的集大成者。韦君宜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因而也有更深刻锐利的历史眼光，中篇《洗礼》写老干部心态别开生面，新作长篇《露莎的路》，第一次正面写了延安“抢救运动”，表现出一位正直作家的勇气，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柯岩本是诗人，《周总理，您在哪里？》一作回肠荡气，广为传颂，但在新时期，她主要展露的是优异的叙事才能，长篇《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拥有大量读者。柳溪的名气或许不十分显豁，但她是老年女作家中的一位怪杰。50年代，她因《爬在旗杆上的人》一作被打成右派，历尽磨难，新时期她文如潮涌，创作了长篇《功与罪》、《生涯》、《风流女谍》等，新作长篇《战争启示录》，近九十万言，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被认为是“全方位、多角度、多侧面表现八年抗战的力作”。关于柳溪，孙犁曾评价说：“文思敏捷，其才足以副之，刻画深刻，其学足以成之。”这些女作家在接近暮年时忽然大放异彩，是耐人寻味的，说明作家主体一旦从封闭和僵化中解放出来，将会爆发出怎样的创造力。
然而，在女作家群中，创作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最善于借鉴外来文学营养，最富于创新精神也最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还数一大批新起的中青年女作家，她们是女作家队伍里的中坚力量。张洁和谌容可说是中年一代富于代表性的人物。若以年龄划线，这一层次成就突出者还有凌力、戴厚英、叶文玲、航鹰、陈祖芬、彭名燕、霍达、石楠、李天芳、胡辛、李惠薪、王晓玉等人。张洁是位女性意识强烈，关注妇女问题，既敏感又尖刻，既细腻又直率，擅长心理刻画的作家，她既有《爱，是不能忘记的》这样呼唤圣洁之爱的抒性灵之作，又有《沉重的翅膀》这样涉笔重大社会主题的再现性之作。她晚年的创作曾有人概括为“从优美到恣肆”。如果说张洁以主观性、写意性见长，谌容则以生动的客观写实，深化的现实主义精神显示功力。《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已是公认的典型人物，曲尽了中国知识者的心声。作为女作家，凌力是独异的，她不但在历史题材领域独树一帜，而且专门处理阔大繁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星星草》写捻军、《少年天子》写顺治、《暮鼓晨钟》写康熙大帝。她表示要写好清初的“百年辉煌”，可谓雄心勃勃。叶文玲的《无梦谷》、彭名燕的《世界贵族》、李天芳的《月亮的环形山》，均为近年来厚重的新长篇小说，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与这些小说家不同，陈祖芬多年来孜孜不倦经营报告文学，她对这一文体的变革是有贡献的。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几乎紧跟着上述女作家登上文坛的步伐，一批有着知青背景的女作家崭露了头角，她们给女作家队伍带来了活力和野性，带来了新视野和新思路，她们中的着名者如舒婷、王安忆、铁凝、张辛欣、张抗抗、竹林、范小青、傅天琳、陆星儿、王小鹰、黄蓓佳、刘索拉、残雪等。有人曾套用瞿秋自在鲁迅杂感序言中的话，说他们是喝过“狼奶”的作家，这话当然也适用于男知青作家。由于她们曾在底层饱尝艰辛，与大自然也与邪恶搏斗过，与劳苦大众共过患难，她们一开始创作就显示了超出她们年龄的深沉与智慧。她们最初的创作大多离不开对历史谬误的批判和对自身青春年华的否定或肯定，可谓“悔”与“无悔”，但不久她们便把视野扩展开去，进入了更具文化意味的反思。舒婷早在小说家们热衷揭示伤痕的时候，就率先以诗人的敏感，呼喊出现代个性、人性、女性意识觉醒的声音。王安忆像一艘发动快、马力大的舰船，很快进入创作的巅峰期，从《雨、沙沙沙》到《墙基》到《小鲍庄》到《三恋》到《叔叔的故事》；……变化多端，渐入深广。铁凝具有优异的艺术气质和出色的语言才能，灵心善感，清新幽默，从《哦，香雪》到《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到《麦秸垛》到《玫瑰门》，她的世界在步步扩大，由天真而成熟。
这些中青年女作家，虽然创作个性多姿多彩，但从总体上看，仍有如下突出特点：一、她们强烈表现出女性的性别特征制约下的独特的感受方式和传达方式，有更为丰沛的情感色彩和更加锐利的感觉神经，改变了“十七年文学”中的某些“无性”或“中性”的现象。二、她们的创作也和当时整个创作的发展一样，真正做到了以“人”为出发点，进人人学深层次，在她们笔下，对人的尊重，最根本的就是对人的价值、尊严和情感的尊重。不同的是，她们更愿意讲述女人的故事，更关注爱情、婚姻、家庭题材，她们写的最好的还是自己--女人写女人。例如《方舟》、《懒得离婚》、《隐形伴侣》、《玫瑰门》等等，其中妇女解放问题非常突出。三、她们中的有些人，热衷先锋性的艺术探索，且写出极新颖大胆的常规作品，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被有人称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现代派小说”，又如残雪的象征化，噩梦化了的作品；蒋子丹的富于荒诞味的《黑颜色》、《左手》等等。
到了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今天，女作家的阵容又有极大变化，一批更年轻的女作家崛起了，她们中的一些人或早在写作，但光彩照人，风头劲健却是在近几年，她们或与一种新的潮流相联系，或者年轻到只是60年代以后出生者，她们的色彩更加斑斓，更少传统的重负，更带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若干新鲜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