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和池莉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性人物，已为文坛所公认，但她们并不就范于这个口号，各自开拓着新的天地。张欣以她的《仅有爱情是不能够结婚的》、《城市爱情》等作证明，她是最早找到当今“城市感觉”的人，读她的小说使人感到，老是用乡土情感来写城市感觉的历史应该结束，一个揭示都市情感的流动性、丰富性、复杂性的文学时代应该开始。林白与陈染都非常年轻，她们的作品里没有社会历史的沉重背景，即使涉笔于此，也是轻灵的，虚幻的，她们以别人更容易贴近现代女性的感觉，性爱和情爱往往是她们的最佳视角。毕淑敏则不同，她的作品大气而沉实，有人称为新古典主义，像《阿里》、《生生不已》这种作品，非痛切体验者不能为此。赵玫才情洋溢，举重若轻，创作力旺盛，也最具“女权”色彩。迟子建长期／扛活在祖国最北边的漠河，对大自然的奇幻有特殊敏感，她的浪漫情思是内在的，下笔时有万物有灵的韵味，这反而使她的社会写实性作品有时不到位。成名很早的庞天舒，近年的创作也有很大变化，出现了与女性柔弱纤细不同的，阳刚酷烈的战争文学中长篇小说。徐坤与徐小斌，都有很强的理性，善将知识性融入笔端，因而我们常能嗅出学者小说的气息，不过她们一个幽默，一个自怜……
我们发现，进入90年代以来，女作家的创作和女性文学都发生了微妙变化。由于市场经济的活跃，传统与现代性、物质与精神的矛盾日益突出，意识形态性相对淡化，人格意识、性别意识和对生活意义的追寻变得强烈起来，“日常生活形态”成为最主要的生活形态，男女关系视角成为重要的生活视角，女作家与男作家在主题、选材、把握方式上的分化更加明显；受女权主义的潜在影响，争取女性权利，诉说女性情感和欲求的“女性文学”也有了更为蓬勃的发展。如果说，在很长时期女作家与男性作家在参与创作思潮，追逐热点上并无多大不同的话，现代女作家与女性文学显示出更大的独立性。
在这篇为世界妇女大会而作的简要评述中，我既不可能细说女性文学的现状，也不可能详备论列众多女作家，挂漏在所难免。最后，我们还要提到一些本身也是女性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主要的有李子云、刘思谦、盛英、陈素琰、赵园、吴宗蕙、陈美兰、季红真、牛玉秋、王绯、孟悦、戴锦华等，她们也是女作家的一部分，而且是特别辛苦的一部分。让我们记住她们的名字。
（为1992年世界妇女大会而作）
寻找家园的人们--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河南作家群
把河南小说作家群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困难的，因为各个时段的重心不同，各个作家的题材领域、风格倾向也不同，但是，河南的小说家们却又具有比较鲜明的共性和整体性，这支队伍实力雄厚，阵容较强，作品扎实饱满，它的一些重要作家在看取生活的眼光上确有某种相近相似之处，于是形成了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底色的、以强烈的现实感和浓厚的历史感为基调的、以现实主义乃至开放的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以擅长塑造厚实的人物形象和发掘农民深邃的精神世界为特色的中原作家群体。它虽然不打什么旗号，也不以某某流派标举，但地域烙印和文化气韵味的同一性也确实存在着，就好比沉郁顿挫、如泣如诉的河南梆子，那种文化韵味真是难以言传。在新时期文学的整个过程中，这个群体虽有变化起伏，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与此同时，它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某些局限性也在近年来渐渐显现出来，所以，这个群体的人文精神、文化市场、创作方法，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很值得讨论的。
我认为，河南作家群在新时期大约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最初，它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要方法，继承和发扬了“十七年”文学精神中积极的方面，以强烈的政治意识正视历史和现实，或打破禁区，批判极“左”，讴歌农民英雄和脊梁式的人物，或描写经济改革和新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新觉醒；80年代中期，它转入了文化启蒙和文化反思阶段，以表现文化失范下人们的困惑、矛盾、追求为重要内容，重新审视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大冲突中民族灵魂的蜕变；90年代以来，这个作家群体变得多样而难以把握，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大趋势下，作家们执着的乡土情结和密切关注现实、关注生活的基本立足点虽没有变，不少人却在改弦更张，或力图引入城乡二元视角，或加强形而上的思考和精神性的追求，或在更大的历史时空和更眼花缭乱的价值选择中思索人生，像张宇、田中禾、李佩甫等人的长篇《疼痛与抚摸》、《匪首》、《城市白皮书》，影视剧本《颍河故事》、《黑槐树》等等所做的那样。另一些作家，如杨东明、郑彦英正在发现和把握新型的城市感觉和市民意识，而像二月河这样的作家，则在传统题材中注入了新的历史意味和新型的世俗化审美情趣，所作《康熙大帝》、《雍正皇帝》获得成功并非偶然。这个群体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多元、无序、多方位探索的局面。
把河南作家群放到整个文学格局中观察，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他们对中国农民历史命运的深入探索。
这种探索自然不限于河南作家，但这个群体对此似更具自觉意识。这就不能不首先提到李准和他的《黄河东流去》了。李犟自言，他写这本书就是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伟力，表现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内在活力，同时写凝固与保守，变与不变。《黄河东流去》之所以气势磅礴，显示出对农民问题的思考深度，恐怕与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与农业文化的典型中原文化，这些地域因素和历史积淀不可分开。李准虽已离开了河南，人在北京，但就精神气质而言，河南作家群与他实在是一脉相承。张一弓发扬着这一思路，不断以大构思和较大气魄抒写农民在不同阶段的命运变迁，如《赵镢头的遗嘱》、《张铁匠的罗曼史》、《寻找流星失去的轨迹》诸作，都很有分量。张一弓的创作是典型的80年代初期的审美风韵，冲突强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且善于将对立的审美因素统一，非常注重政治和政策与生活的关系。循着这一思路发展，又有李佩甫的长篇《李氏家族的十七代玄孙》等。
正是这种对农民命运的密切关注，使一些作家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勇于开拓的胆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曾轰动文坛，它描写了一个集“罪犯”与英雄于一身的、敢于为民请命的殉道者，被认为开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悲剧之先河。乔典运是位政治文化意识特别强烈的作家，他的作品里有荒诞、有幽默和批判锋芒，他由批极“左”转入对农民的深思，其《村魂》、《满票》、《无字碑》、《问天》等作品，发人深省。同样由于坚持了从生活出发，田中禾的《五月》一下子逼近了生存状态，打破了当时写农村的“政策--觉醒”模式。还有张宇《活鬼》里的侯七、杨东明《孤独的马克辛》中的马克辛，都是超前意识下从生活中发掘的新形象。
八九十年代之交，许多作家转向在文化失范和价值多元背景下思考。如果说一些河南作家显示出明显优势，那就是在直面现实和不放弃生活化的基础上，展开精神探索。田中禾的《明天的太阳》切入时代内部，写一民间艺人世家两代人的冲突，其中人性的善恶，两代人隔膜，性爱的异变，金钱对道德感的瓦解做人准则的紊乱织成一幅文化失衡的图景，注重在动态中写境遇。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对一个农村干部提出了我是谁，在哪里，去哪里的哲学问题，确乎新鲜，但它决不是外贴上去的标签，而是在官与民、人与乡土的关系中，思考着现实中的失魂、断根、精神漂泊等现代性问题，比起抽象的寻根之作，更为踏实。
对许多河南作家来说，乡土情结是根本的，刻骨铭心的，正是这种如同生命般须臾不可离的乡土情结，使他们多年来紧紧贴伏在大地上，不脱离生活，有诉说不尽的故事。读段荃法的《天棚趣话录》、郑彦英的《恩爱三部曲》，怎能不为浸润其中的高情厚义、古道热肠所感动，也为其中的保守、偏执深深遗憾。不过，这种乡土情结既是优势，又可能成为负担，在有些作家的作品里，乡土本位已遮蔽了创作视野，面对城市化的冲击，他们表现出情不自禁的反感、退避、偏见情绪。作家当然有坚守自己文化立场的权利，可是，当这种坚守变成藩篱时，就不能不极大地限制概括时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虽然近年来，一些作家如张宇、李佩甫、田中禾等人，在创作手法上作了大量调整，但我认为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也并未取得真正的城市感觉，城市的存在还未能成为他们艺术视觉的一种力量。一个作家可以终生描写农村，但在今天他若不能了解城市化带来的全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就会故步自封。
在市场经济、城市化、价值选择多样的大背景下，河南作家群面临着调整，原先的一些主题消失了，原先的描写对象和读者对象也变化了，怎样寻求新的契机、舞台、活力，已成为迫切问题。其实，这问题不但河南有，其它省市甚至全国的作家都有。我总感到，曾以农村题材创作为重镇的当代文学，到了今天已面临重心转移的大趋势，这是生活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走向现实、被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结合起来，既守住道德理想，人文精神，又大力开拓民族灵魂的重铸之路，就成为我们文学最重大的时代主题。
季风与地火--刘庆邦小说面面观
原先读过刘庆邦的几篇小说，也知道他是矿工出身的且常以“煤黑子”为描写对象的青年作家，还知道王安忆赞赏他写的复仇故事，专门评论过。于是对于他浮现脑际的判断便是：其全部创作可用“炼狱里的人性分野”概括。我很为自己的这个判断得意。然而，当我最近差不多看完他的全部作品以后（约七十万字），却一时陷入茫然，原先看到的只是一面或一个局部，真正的刘庆邦似乎藏匿着，我不由感叹起“复杂的刘庆邦”来。
一个朦胧的、捉摸不定的对象，一个陌生的、不易界定的作家，可能正是一个较有深度的、独特的存在。评论者的职业习惯决定，他总是喜欢捕捉作家作品的创作个性和风格标志，但轻而易举的归纳却往往是单向思维或简单类比的产物。就作家一面看，风格特色的过度明晰和确定，也许正潜藏着凝固化的危机。倘若一个对象可以一语中的，一览无余，是否临近死亡的信号？幸好，刘庆邦虽不免时有自我重复，但他终究不断变幻着自己的形象，好像是为了躲避批评者的捕捉，不断设置着一个个陷阱：不是说他专写地表下矿坑里生灵们的坚忍生存吗，但旋即就会发现，他也写地面上农村的夏夜与晴空，劳动与爱情；不是说他多写暴力、性爱、死亡之类的生命主题，因而社会历史意识较为淡薄吗，随即就又发现，他也正面写改革，长篇《断层》写的便是“断层”的极难打通；不是说他善写强悍的灵魂故而其格调应属“阳刚”吗，但紧接着就看到，他同样善写清纯的农家“闺女儿”和雨丝花朵般的柔情，其格调倒近乎“阴柔”一类了。刘庆邦就是这样的扑朔迷离。不过，作为一个正在不断扩张自己艺术空间的青年作家，刘庆邦既是多变的，又是统一的，只要我们平心静气地思索一番，只要从他的主体精神建构和形象世界人手，抓住其创作动力的核心和审美意识的要点，我想真正的刘庆邦将会浮露在我们面前。
的确，仅仅看到刘庆邦小说中闷暗的环境，强悍恣肆的灵魂，粗鄙的言语、残酷的复仇等等方面是不够的，那不是全部的刘庆邦。首先需要看到的是，他的小说是由两大块构成的：一半儿是农村、平原，一半儿是煤窑、竖井。农村的一半，有春夏秋冬的时序，日月星辰的照耀，鼓荡着平原的风，洋溢着农业文化的气息，那里有传统的人伦、亲情，道义和梦想；煤矿的一半儿，是别一种特殊的生存，进人地层深处的人们，被置入幽暗、险恶的环境，那里有死亡和本能需求匮乏的阴影，更有地下火一般的顽强和灼热。这样一种二元结构，既是刘庆邦作品格局的特点，也是他主体心理结构的特点。这是由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决定的。
他自己就说过：“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野菜、树皮和杂草养我到十九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陌，秋天飘飞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都像血液一，样在我的记忆的血管流淌，只要感到血液的搏动，就记起了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煤矿去了，一去九年，才有机会看到别一层炼狱般的天地，在矿工面前，我只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乏力，所受艰难困苦一句也提不起了。”这段话对了解刘庆邦至关重要，可使我们明白，他为什么忽而写煤矿，忽而写农村，两者格调迥然不同；免得只盯住他写煤矿的小说以偏概全。同时，由这里也可见出，这颗年轻的心灵何以装载着比一般青年作者更丰富深刻的体验。
更值得思索的是，他的世界里的两个方面，并非如表面上的互不相涉，而是有一以贯之的血脉。如果说，农村的一半是他的根，他的魂，他的血源；那么，煤矿的一半便是这“根”伸出的枝叶，是魂的寻觅，血的扩散。事实上，刘庆邦笔下的“煤黑子”们，不过是脱离了田野，穿上工作服的、面孔更黑一些的农村弟兄罢了。他们来到一种特异的环境谋生，像是一些切断了农村文化背景却又并未真正找到大工业生存方式的精神上的流浪儿，因为文化上的失重而变得既倔强又暴躁。所以，依我看，刘庆邦的写农村，又是因他在矿井找不到真正的文化出路折返回来寻求精神家园的一种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描绘的乡土总是那么淳朴，真挚，充满梦幻和诗意的原因。只要与他写煤矿的严酷沉重一比较，就看得很清楚。其实，他的乡土已非原本意义上的乡土，而是涂着一层浓重的精神暖色和理想折光，与常见的农村题材作家直面矛盾的写法也不同。倘若回到真实的乡土中去，情况大约会相距甚远。应该说，刘庆邦的道德观、价值观，他的精神理想和审美情趣，与养育他的乡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即使后来在他全力描写煤矿生活时，这些东西作为隐蔽的尺度也没有消失。这倒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认同于乡土文化观念，没有清醒的理性审视，而是说，他总是拿乡土的真纯来烛照人性的扭曲和变态。于是，他的乡土作品主要不是批判，而是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