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出来，这篇文章的作者无意于“塑造”人物，“刻画”形象，但由于她对描写对象铭心刻骨的忆念和深刻入微的理解，周眉英这个人还是比一般虚构型作品中的人物更为有棱有角，更加栩栩如生地浮现了。他的对物欲的蔑视和对名利的淡泊，他的永远不顾风险，不顾疲倦地为朋友们奔忙，他的善于聚精会神地把注意力放到对方身上的习惯，使他成为这样一个为朋友们公认的形象：当你遇到麻烦时，第一个便会想到他。人能做到这一步，就够不容易的了。至于他在无法想像的疾病的长久折磨中所表现的令从医四十年的医生也为之惊叹不已的顽强，就更非平常性格者可以承受。他也有怪癖，也有不近情理的时候，例如他的顽固的沉默，他对朋友的宽容无边和对妻子的苛刻之类。正如作者所说，一个男人，他之所以引人注目，必有原因，但肯定不是衣着，不是相貌。这篇文章确实写出了这个人物的深藏的难以言传的性格，也写出了一个人的自尊是怎样确立的，尊严又是如何获得的。作者显然是在丈夫死后渐渐悟出，“如果他不把自己所看重的东西（重友情，轻名利）强调到极致，怎么可能保全他自己不成为一个分裂的人？”我们常爱说某部作品又为人物画廊提供了新的形象，其实有的并不新，我看周眉英这个人算得上是有深度、有新意的形象。我们时常感叹这世界已无新鲜可言，故事已被前人讲尽，其实面对像周眉英这样的普通的人，我们同样可以感到，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篇作品第一人称的立场：作者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上来写的，而不是站在周眉英的立场来写的。首先是写自己，表明自己对世界，对人生，对男女，对善恶，对人性的认识。这个他，是我眼中的他，而不是纯客观的他。作者并没有摆脱她作为妻子的恩恩怨怨（摆脱就不真实了），她说，她和他就像两根铁轨，注定了永远同行，也注定了彼此永远对峙。对于夫妻间长久的冷战，对于他热心帮助所有的人，惟独对妻子时显苛刻所带给她的某种伤害，多年过去了，她似乎并未完全释然。她还在说，一个只爱妻子和孩子不爱别人的男人是自私的；一个爱别人而惟独不爱妻子和孩子的男人是虚伪的云云，虽然她并不以为他虚伪。然而，事物就是如此矛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者又能超越妻子的身份和眼界，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来看一切，这使全文达到了一种精神高度。我感到，作者有一种十分可贵的眼光，不妨叫做“日子意识”，那就是善于从最平凡，最麻烦，最销磨人的日常生活来观察人，鉴别人，分析人，并进而提升到生命与时间的高度上的能力。正所谓，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生存的道理是不能靠讲解灌输的，这需要用你的全部心灵去领悟，用你的血肉之躯去换取。
作者并非职业作家，她好像也并不十分清楚她在创作一篇散文，此文也确乎不大符合常见散文的章法结构，以及温柔敦厚，为贤者讳之类。篇幅也长了。但惟其不像散文，它反而突破了一般怀人叙旧散文的老套。作者只是遵从倾吐的欲望，至于散文是什么，优美的散文是什么，她全然不管。从文章中不时提到的史铁生、孙立哲等名字来看，作者和她的丈夫属老三届一代人。作者说，很多朋友怀念她的丈夫，是因为想起他便想起那个年代，想起那个年代自己的幼稚与单纯，真诚与梦想。事实上，作者自己又何能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散文是一曲挽歌，作者试图挽住属于她们那一代人的流逝的时光，氛围，人际关系，以及与之相连的清贫的诗意，友爱的美感，我们说它带有精神乌托邦的气质，也许是不会错的。
重诉历史与汲取诗情--读刘长春散文兼及文化散文问题
任何一种真正的文学思潮的发生，都有其深藏的而非表相化的原因，只是不大为人深究罢了。即以当今所谓文化散文而论，有人认为是余秋雨的发明，其实不尽然。余秋雨确乎敏感而聪慧，在他最初写敦煌的一些散文里，溶入浓厚的文化性思考，书名又以“文化苦旅”名之，令人赏心悦目，明显超越了大量正陷在模式化泥淖中难以自拔的游记类散文，其继往开来之功不可没。后来他又善于抓住承德避暑山庄做清史热的文章，抓住山西票号做经商热的文章，抓住苏东坡做君子小人的文章等等，既满足了人们渴求了解被以往僵硬史论所遮蔽了的许多历史传奇的兴味，又能给人一种文化反思气息的分享和关于人类文明远景的朦胧向往。自称崇奉国学的东南亚人士，看这种散文也表示久旱云霓之感，好像更适合他们的口胃。然而，这种思维和笔法的散文早就有过，现代的，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女皇武则天》、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朱光潜的《陶渊明》。建国初期，也还有冯至的《杜甫传》。此类作品虽以传记面目示人，但渗透其间的人文锋芒和哲思咏叹，证明它们实为一篇大散文，已开了今天历史文化散文的先河。到翦伯赞写《内蒙访古》的时候，此类笔法的作品已如凤毛麟角了。为什么不能蔚成风气呢？当然是时势使然，是当时的文化思想背景所限。
我以为，文化散文作为文学思潮的兴起，出现在新时期是最合理不过的事，它必定是自由思想的产物，是继80年代寻根热后，90年代更深层次的全民族文化反思潮流的一种必然表现。其实又何止散文？在整个文学界有重写文学史之风，而在史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那“重评”、“重估”之风何尝不同样盛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摈弃原先较狭隘的视角和非此即彼的划分方法，站在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引人大文化视角，重新阐释历史，重新臧否人物。这就好比把已经打破了的古瓷瓶的碎片收拾起来，用现代的胶重新粘合，然后再用现代意识重新镀一层光，让它为当代人提供某种启迪。
在这股文化散文创作潮中，涌现了不少作家，浙江的刘长春就是较为突出和刻苦的一位。他不同于那种不问描写对象与自己的生命、生活、经历、体验有无血肉联系，一味抬出热门的史料来一番“文学化”改造的所谓文化散文作家。他也不同于那种错把史料当作生活源泉，或用书本知识代替生命体验的作家。他有自己的“根”，且扎得较深，他是从自己的故乡台州走进历史长廊的，而且不管走得多么远，他的生命的根系永远与台州大地连结在一起。细思起来，写故乡是一种传统。且不说鲁迅的写鲁镇、未庄，只看现今作家，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陈忠实之于白鹿原，贾平凹之于商州，李佩甫之于豫中，周大新之于南阳，……真是绵延不绝。这样说决不意味只能写故乡，或只有写故乡的作品才好，只是说，故乡情结是一种烙刻在灵魂中的、有时能发生神秘感应力量的东西，守住了她，或许会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不致飘蓬无根，被积久的模式所覆盖，丧失灵性。
刘长春起先什么都写：远山近水，新知旧雨，域外风情，写法跟所有写流行散文的人没什么两样，似显平淡。但后来，他的创作中有一支脉，即专门言说一些或土生土长于台州、或留下脚踪于台州的历史人物的一脉，被他有意识地加以拓展，逐渐形成了《天台山笔记》一书。在他的作品中，我是更看重这部书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大而无当，故作豪语的历史文化散文，它集纳了一批曾经活动在台州地面的英烈，诗哲，清官，奇士，怪客，隐士，侠女，其故事不但能给读者许多新鲜知识，而且其特有的人文精神和人格魅力可深深感动读者。正如邵燕祥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故乡有过什么样的突出的好人、坏人，可歌可泣或可悲可悯的人，则虽有故乡无异于没有故乡，‘我不知其可也’”，又说：“在作者笔下蜿蜒的历史画面里，让我看见了一个深情的跋涉者的身影”。的确，作者每每有自己独特的发现。比如，他用“台州式的硬气和迂”来把他心仪的人物连系起来，且富有说服力，遂使诸多人物在历史的天空中辉映出各色各样的人文光彩。
当然，“台州式的硬气与迂”一语出自鲁迅。鲁迅是在谈柔石时说出来的：“他（指柔石）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是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这里谈柔石却扯出大名鼎鼎的方孝孺。方是明初建文帝的文学博士，着名的理学家，台州人。理学家自然是最讲究正心诚意修身并发扬正气的。在永乐攻占南京后大清洗的血泊中，方孝孺誓死不接受起草诏书的任务，并激怒了朱棣，招来了“诛灭十族”之惨祸--株连被杀者多达873人。
刘长春的《文人风骨》一篇即取方孝孺的本事写成。我以为这是需要一点胆识的，因为解析的对象是复杂的历史旧案，方孝孺的当代意义不是那么好阐释的。究竟是沿用封建的正统观念，还是用现代的实用而功利的观点视之，都存在问题。永乐帝固然凶残已极，近乎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但他与建文帝谁当皇帝更合理，该不该削藩，该不该靖难，毕竟是朱家人内部的权力争斗，且无绝对的是非可言，旁人不必太掺乎。倘放在历史的大背景看，时间越长，这种掺乎的价值就越低。后来的历史似还证明，永乐并未受到人们期待的报应、惩罚，反倒被认为是雄才大略的明君，有生机勃勃的一面。可话说回来，不让肱股之臣们“掺乎”，等于让他们背叛君臣大义，那简直无异于要他们的命。于是鲁迅先生说，“永乐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颇以为不大好的。尤其是他的惨杀建文的忠臣”（《病后杂谈》）。语气之间对双方都下了针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方孝孺其实可以不必死，即使自己有种理学家不可抑制的以死取义的冲动，也不必让近千人陪着他--起去死，而且看着别人因他而死的惨象却面无表情。因为这是不可能有什么回应的愚忠。不能说这些看法没一定道理。
这就把难题摆到了作者面前。刘长春在这篇文章里认为，起草诏书本身对不对已变得不十分重要了，重要的是，面对强权是否低头，是否坚守土可杀而不可辱的尊严，作为知识分子是否敢于为良知、自尊、人格而傲然挺立，以至泼洒鲜血？他写道，方孝孺的一生，明哲保身，不选；收敛锋芒，不为；滑头主义，不择；而是拼一腔热血，发一曲震天撼地的人生浩歌。这里的“义”实际已是一种被抽象出来的、也许是超历史、超时代的观念，但对今人却不无警示作用。在作者看来，方的行为，主要意义已不在于殉君，而在于殉道。作者不讳言其现实针对性，对于太注重做人的技巧，太注重生存技术，一切围绕利益驱动，见利忘义之风颇盛的当代，方的精神是难能而伟岸的，可以成为今人的精神滋养之物。这是多种解释可能性中的--种（也有解释为理学迷狂，忠君典范，冬烘先生之可能）。有这种精神高度，所谓“硬气与迂”不再空泛，这篇作品也就比较成功了。对于一篇历史文化散文采说，有没有独具慧眼的史识和今悟太重要了，否则只能是无骨之文。
作者将历史人物与地域文化相糅合，展开现代阐释的努力，在对李白，寒山子，陈孚，戴复古，王士性，骆宾王，齐周华，严蕊，戚继光，柔石，陆蠡，王以仁，许杰等等与台州有关的古今人士的叙述中，也各有值得注意的表现。比如，写李白走出长安，登临台州的天台山，并为之沉迷，在作者看来就是一种“悟”（《李白之悟））。悟出原先追求的价值的荒谬和无意义，换来了诗仙李白艺术上的更高境界。当然，说李白的天台之游就是“彻底的醒悟”可能言重了，其悟与痴常会反复，不然就不会再次卷入永王的政争中了。写寒山子，则着眼于他心底的秘密，他为何三十岁即归隐？作者细解其人，何以佯狂，何以疯癫，缘源于大悲，大变故，大失望。结论是，此人外冷内热，嫉恶如仇，干预人生之心未泯，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隐者。这当然是一种推解，却不无道理（《寒山子之隐》）。写陈孚，仍是对圆滑者的宣战，推崇其人的尚气任侠，与恶势力的周旋到底（《陈孚之死》）。对徐霞客这位非官非隐平生只愿在大自然中目遮足析，探幽抉胜者，作者自有他的理解，认为他是一颗崇尚自然和自由的伟大灵魂，厌烦冠盖争逐之交，以樊中鸡，辕下驹为耻，惟愿投入自然的怀抱，写出一篇篇世间少有的真文字，奇文字，大文字来（《徐霞客之游》）。
除了现代阐释，这里又会引出另一个新问题：如果说，一般的历史叙述与文化散文中的历史叙述同具“述往事，思来者”
性质的话，那么它们之间有何根本区别？我想区别应该在：文化散文中应更具有个性化、个人化、形象化的感悟，应更富于历史的想像力，应更充沛着诗性和抒情性，否则我们还要文化散文干什么。现在有些文化散文的作者，陷入烦琐的索隐与考证，欲皓首穷经，把文学创作蜕变为文化研究工作，这无疑是一种非文学化的审美目标的迷失。当文化意识大大压倒了文学意识，当人们竞相搬出古人的花名册挨个儿排队重写的时候，文化散文的魅力也许就要散失殆尽了。
在刘长春的散文中，文学性的追求，情形也不尽一样，我特别看好的是《一行到此水倒流》，觉得此篇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处理得好。一行，原名张遂，虽为僧侣，却是着名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历算学家，他不耐长安城里的功利主义的喧腾，渴望生活宁静致远，学问上另辟新境，于是长途跋涉至天台山国清寺拜谒达真大师，“求师访资，以穷大衍”。“大衍”者，天文历算也。妙的是，全文始终处在一种行进的动感中，模拟一种风尘仆仆的情境，模拟一行的心态口吻，形成了一幅意识流动的图画。且看作者的笔意：“走近国清寺的时候，一行的脚步曾经迟疑了一下”，“它和长安城里辉煌的弘福寺是多么地不同。”
一行想起，当年唐三藏回到寺里，整个长安都沸腾了，国清寺才称得上是我今独自在的佛家清静之地，人来自在来，人去独自去……忽然有点儿凉意，听了是风，闻了是雾，抬头看了，才知是滴落下来沁人心骨的雨……。此时达真法师皱眉一算，喜挂眉梢，朗声说门前水已西流，弟子到了，弟子到了。于是有了“双涧回澜”之奇观。文章最后一句是，让历史就这样永远定格：在国清寺，在一千二百七十三年前，一行到此水西流。收得漂亮。
我一直在思索，所谓文化散文究竟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历史的哪个部位，又应该从现实的哪里出发？泛泛讲史，虽有若无；一味猎奇，难辞哗众取宠之讥。看来作者只能寻找那种能够打动、震撼当今读者心灵的文化性的东西，而不是流于一般化、常识化的历史评价。也就是说，要从文化心理介入，有意思与无意思的分野，即在于此。这决非简单的借古喻今或影射、配合之意，而是要寻找古今一以贯之、断难改变的文化心理的绵延，并将之变成审美或审丑对象。比如余秋雨的《历史的暗角》，记者易起共鸣，盖因嫉妒心的为害之烈，古今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