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家族长篇。此类小说在90年代长篇中所占分量极重，是重要而习见的概括模式，取得的成就也最显着。它从中国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特点生发而来，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结构模式之一。也许作家们以世纪为单元反思历史时，常觉得无处下手，惟有家国一体的“家族”才是最可凭依的。正因为如此，像《白鹿原》、《第二十幕》、《荼人三部曲》、《旧址》、《真迹》、《家族》、《清水幻象》、《缱绻与决绝》、《梦土》、《最后一个匈奴》、《秦淮世家》、《英雄无语》、《流浪家族》、《轮回》、《百年因缘》等家族小说大量地涌现了。这里的开列肯定是不完全的，甚至只是一小部分，因为总量太大。然而，设置或获得了家族式的架构，本身说明不了什么，也完全不能保证小说艺术上的成功，关键要看怎样处置素材，要看发现和寄寓了多少新的东西，仅以《白鹿原》观之，作品以家族关系为构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为主线，以半个世纪重大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为背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及其人格，探究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命运，以揭示民族心史、秘史为鹄的。我以为，它的创新和超越主要表现在：一、扬弃了原先较狭窄的阶级斗争视角，尽量站到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高度来审视历史，诉诸浓郁的文化色调，还原了被纯净化、绝对化的“阶级斗争”所遮蔽了的历史生活的本来样相。二、除了交织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党派、家族冲突之外，作为贯穿主线的，乃是文化冲突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这才是此书动人的最大秘密。三、开放的现实主义姿态，比较成功地融化了诸多现代主义的观念手法来表现本土化的生存，在风格上，又富于秦汉文化的气魄。这几个方面，使之高人一等。事实上，看清了《白鹿原》的来龙去脉，也就基本看清了90年代家族小说的审美特色所在。那就是，丰沛的文化精神的贯注几乎是每部好作品中的血脉。《第二十幕》钩沉民族精神中被漠视的工商文化传统；《茶人三曲》把茶文化凝结为“茶人”，并以茶人的命运映带民族的命运，《缱绻与决绝》、《梦土》中的土地意识系结着中国农民的多少辛酸与挣扎……如许作品虽然各自都是独特的，都离不开人物和血肉，但文化精神无不一以贯之。当然，以为抓住了家族，抓住了百年史，就可以成功了的误区也是普遍存在的。
3、象征型和寓言型长篇。姑且以这种两类型称之、其实不限于这两种类型的、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的长篇均可包含在内的一个大类，是惟一可与前述两种形态作品的影响力相抗衡的类型。我之不愿称其为先锋长篇，是因为事情复杂到已不能以先锋概括。在这一大类型的创作中，既有先锋派作家，也有写实型作家，他们在90年代都离开了原先的立足点，各自经历着动态的演变过程。同时还因为，不能简单地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划分许多作品了。我指的主要是这样一些作品：《呼喊与细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心灵史》、《羊的门》、《尘埃落定》、《务虚笔记》、《九月寓言》、《施洗的河》、《马桥词典》、《废都》、《怀念狼》、《枫杨树山歌》、《故乡面和花朵》、《日光流年》、《丰乳肥臀》、《破碎的激情》、《外省书》、《耳光响亮》等等。不管这些作品的意义指向有多大歧异，也不管写实成分是多是少，它们最突出的特点都是追求超越性--超越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走上整体的象征性甚至不惜符号化表现。很久以来，我们的文学缺乏超越性和恣肆的想像力，总是热衷于摹写和再现，读来虽有平实的亲近，却无腾飞的提升。80年代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冲击，可以称为现代主义的冲击波，其功不可没。然而，不久就因走向形式主义的极端，怪圈，失却了现实生命的血色，而渐渐搞不下去了。好像是应了物极必反的道理，90年代的压倒性时尚变成了写实作风。但仍有许多作家不满于写实的局限，在默默中探索，为了拓展小说的功能，为了追求深刻，独异，人文情思与形而上意味，他们坚执自己的道德立场，强化艺术感觉和语言个性，注重叙述策略，运用反讽等现代话语，在作品中渗入独特的个人化经验，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在充分发挥写实的感染力的同时，不忘抽象性，寓言性，扩大了时空的概括性。比如，《废都》尽管处处写实，其实处处隐喻性很强，它喻示在大转型的时代，由“士”演变而来的某些人文知识者与原先的文化价值脱节后严重的失落感，颓废感，从而表现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消沉。至于它描写性行为过于露骨，是另一问题。《心灵史》则相反，它表现的不是无信仰的颓败，而是信仰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我总认为，作者其实并不缠绕于对哲合忍耶的具体评价，他实际是在追求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高度象征化的殉道精神。《羊的门》一派精确有力的白描，但所挟持者甚大，它几乎是从土壤学，植物学人手的，把人也视为同一土壤上生长的物种之一，它要揭开的是民族生存的更惨烈的本相和民族灵魂的深层状态。当出现全村人跟着三妮学狗叫的怪异场面，当村人为呼伯即将逝去而惶恐莫名之时，可以感到，作者是沿着鲁迅先生揭示国民性的路子在前行，整部作品有如一则意味深长的寓言，读者断难忘怀书中可悯的羊们和村社头人的牧羊者们。对以上提到的作品不可能一一评说，它们每一部都提供了大量谈资，它们的精神价值的指向有些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但追求有意味的形式的努力则是共同的。它们的作者的思路都处在变动之中，很难用某种主义界定，比如，余华是先锋派，但被认为正在从贵族叙述向平民叙述回归；而李佩甫，这位被认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身上的现代性一点也不少。
4、怀旧长篇。冠以“怀旧”之名好像有失恭敬，好像不如“反思”之类来得庄严。其实，怀旧更自然，更有人情味，更容易接近事物的本源，不像“反思”那样造势，那样用力过猛。我是相信文学的兴趣与年龄有关的。在90年代，对于“归来的一代”作家来说，“过去的生活”成了他们创作上一个共同的兴奋点，其中既包含很浓的反思性，但又不限于反思性。由于人放松了，记忆也就恢复得更充分了，过去被遮蔽的情感、智慧、意趣，也就容易显露出来了。它们是这样一些作家的这样一些长篇：王蒙的《季节系列》，邓友梅的《凉山月》，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青春期》，从维熙的《裸雪》，周懋庸的《长相思》，孙民的《盛世幽明》，陆文夫的《人之窝》，还有鲁彦周的几部长篇等等。它们大体都由对社会政治的批判转向了对民族性格心理的反省，由道义的悲愤转向了文化的沉思，由过分的执着转向超然的从容。这种从容和放松，也带来了结构和语言的变化，比如王蒙的季节系列，我把它视为巨型的思想文化随笔，某种意义上反小说的小说，但这并未影响它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痛史的描绘。《凉山月》中的人物由于卸下了伪饰，假面，和精神的重负，有一种自由抒发性灵的本真。同样，《盛世幽明》式的作品，若非进入到90年代，是不大可能产生的，它以纪实的面貌出之，把真实性向前大大推进了。
5、社会问题长篇。将“社会问题”置于小说之前，好像是一种嘲弄，好像一沾“问题”，作品就天然地不高雅，该贬值了。我们确实经常在贬义上使用着社会问题小说这一名目，也确实有不少只图暴露问题的痛快，忘记了文学的审美特征的“社会问题小说”，使其名声欠佳。但是，敢于触及问题，直面人生，决不意味着艺术性的必然丧失。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的历史证明，一个时代的文学，倘若不能触及该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就不能认为是可与时代匹配的文学。事情不在于我们喜欢不喜欢，而在于社会内在矛盾，冲突，问题，淤积到不得不喷发时，它就要选择各种方式，包括文学的方式来表现，社会问题小说即为其一。就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90年代此类长篇不少，着名的有：《抉择》、《天网》、《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国画》、《兵谣》、《人气》、《幻化》、《财富与人生》、《大雪无痕》、《欲望之路》、《石瀑布》等等。一般来说，这类作品的反响总是比较大的，销售也不成问题。《抉择》的获得茅盾文学奖并不偶然，除了张平一贯致力于此，其文本自有优势之外，它的获奖还意味着，此类创作路径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认为应在今天的文学殿堂占一席之地。这首先是生活本身的严峻性所决定的。然而，问题的麻烦在于“问题小说”本身怎样提高艺术品格的问题，在反贪小说，官场小说风靡一时的今天，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这似乎是一个两难问题：腐败严重，人们很需要反贪小说；但反贪小说一多，又迅速陷入模式化的泥淖，有的使文学不成其为文学了。历史上不乏由“问题”切入而成为不朽之作的例子，对于此类创作来说，现在是难逢的好时机，重要的是如何向现实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拓展。
6、都市长篇。都市化是世界大趋势，也是9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它的震荡烈度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对于农业文明传统深固的中国社会来说，都市化不但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且改变着整个中国的精神生活的方式和文明程度。都市是市场的漩涡，欲望的渊薮，于是90年代的都市文学也离不开欲望化这个中心。大量人口的流动，城乡价值的冲突，都市的上层、下层，白领，蓝领，边缘人，构成了多少浩繁复杂的价值纠缠与精神矛盾啊。毫无疑问，当今都市是文学之树的沃土。这里，我所说的都市文学是有条件，有前提的，并非以都市为背景伸展出一些无关主题的作品皆可叫都市文学，而是指都市本身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影响着所有人物命运的人物出场的作品：每个真正的都市是有个性，甚至有灵魂的。同时，它又是与正在成熟着、膨胀着的市民阶层和市民社会紧密联系着的。更重要的，它一般总是表现人与都市这个庞大的“物”之间展开的心灵的搏斗。也就是说，它涉及的主要是灵与肉，人性与金钱，精神与物质的激烈冲突。现在，在一些新生代作家那里，他们主要以中短篇形式，已经写了许多视角独特，新颖泼辣，富于陌生化效果的都市小说，但长篇领域的好作品不算多，尚处在摸索期。《长恨歌》写了一个都市之花的一生，意在透过风尘气，脂粉气，半殖民地气，写出上海这座大都会的灵魂。这是只能心会，很难言传的。就好比一定要问长恨歌恨什么，那只能说，人生长恨水长东，一个女子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在海上繁华梦中，那难以实现宿愿的倜怅，那人生如梦的幻觉，岂无恨焉？池莉是近年脱颖而出的都市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以前的小说并不典型，所以“脱颖而出”是就都市小说而言的。《来来往往》等作中对市民中价值观的浮动，对世俗化的伦理人情的描绘，颇有声色，绝对是当今中国都市的新感觉。新生代中突出的则是邱华栋。给人印象较深的长篇还有《软弱》、《海噬》、《大腕》、《都市狩猎》、《钥匙》、《正午的供词》、《比如女人》等一批作品。
7、女性主义长篇。这可能是个勉强的分类，但也无可如何，以“女性主义”名之，意在强调以女性的性别意识为本位及其在此意识下的写作，并非泛指所有女性写的长篇。经历长期的极“左”思潮下无性别的文学，到了80年代，对女性有了重新发现，重塑了女性温柔，体贴，善良，无私的母性，结束了无性文学。但却有“中性”化倾向，一般将“母性”与“主体性”“人性”等作为启蒙话语混合使用，侧重于强调其人道的、社会伦理的意味。90年代出现了一脉女性主义的写作潮流，声势不小，主要是一批年轻女作家，其突出特点是，对启蒙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加以解构和弱化，而强调女性在社会体验，文化构成，身体经验，心理特征等方面皆有别于男性，现在是充分释放女性独特性的时候了。这一脉创作，着重发掘作为个体的女性其性别身份在社会中逐渐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所谓女性成长的主题，尤其注重被视为禁忌的性别体验的描绘，传达女性的另一种呼声。比如《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破开》、《左手》、《桑烟为谁而起》、《双鱼星座》、《私奔》、《玻璃虫》等等。我认为，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对她们在与男性、男权的对立冲突中所表现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和平等意识的吁求，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也不可否认，有的作品越来越带上“性别自恋”的倾向了。这一脉创作特别注意与政治性，道德性，社会性的女性形象区别开来，这既带来特色，也带来局限。因为归根结底女性还是社会人。这一思潮还与个人化写作关系密切。个人化是个十分歧异，含义模糊的概念。个人化当然不是指个性化的写作，而是一种人文姿态，对个人独特性和自由意识的确认。现在，以陈染为代表的所谓私人生活派，以描写极端个人化的生活与心灵感受为对象的写作，虽有其价值，但也到了不打开窗户，推开门扉，难有大的发展的关口。
以上七大流向，不可能囊括所有创作，只能说，对90年代的文学来说，它们是突出的，最富特征性的，思潮性的。我未谈乡土创作，并非它不重要，而是相对不甚突出。事实上，不论人类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永远有解不开乡土情结，永远需要乡土情感的抚慰。难以归类的好作品也不少，比如《乌泥湖年谱》、《大漠祭》、《我是太阳》、《中国：1957》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