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自有一套主张。它们想谋得调解人的位迓。因为发生战争的双方，常常是鱼死网破或荇非死即伤，而中间人总是会得到更大的好处。
于是英法不再争取美国，便做出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决定。英国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了驻华公使额尔金伯爵，让他在这次战争中解决以下几款要求：
1对英、法臣民的损害赔偿；
2在广州和其他各地完全执行条约的规定；
3最近变乱中的损失赔偿；
4英国公使常驻北京并承认他有直接与那里的高级官员行文的权利；
争取商业上更多便利为目的而作条约的修正，如增辟口岸以及准许中国商船前往香港。
对华战争的决定批准之后，英法联军迟迟聚集不到一起。起初是法国驻华大使葛罗的任命要比额尔金晚些，于是他在巴黎动身的时间就相应晚了许多。等葛罗公使率军来到中国海，这时印度又发生兵变，额尔金又把军队调到印度去平息紧张局势。这样两国的军队直到1857年年底才聚合一处。此时已是1857年的12月。
于是才有了12月12日对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最后通牒，叶名琛临危不惧，表现出非同寻常的镇静。和那些临阵逃脱贪生怕死或患恐洋症的清朝官吏们相比，叶公显得挺拔而又伟岸，他毕竟没有像狗一样匍伏在地，没有奴颜媚骨，他还多少保留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
至少他曾让那些洋人们头痛过。
但是，叶名琛这株孤傲的树木，之所以木秀于林，却有着另外的精神支撑着，它的成长的年轮里，渗透着封建文化的糟粕。
叶名琛一生讲究君君臣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他既忠君，又讲孝廉。咸丰帝和道光帝一样，是个一般才智的人，对于洋人入侵拳民四起的国势并没有什么精通的治国良策，他的话并非句句是神明，但叶名琛却唯命是从。他自己已没有思想。他的思想已被咸丰收了去。咸丰让他不要刺激洋人，不必激其另生枝节，尤不准迁就了竹。万不能示之以柔，露有羁縻之形，适足启该夷之要求也。他在和洋人打交道时，一切行动行为办法措施全都由皇上这段话作为指南。他是皇上的臣仆，他的生命是皇帝给的，他只为皇帝负责。他的前程是皇帝给的，他只为皇帝办卞。除了皇帝，他谁都可以不怕。叶名琛是个深受忠君思想之害的人，其病已入膏肓，因此，他的行为在别人看来显得十分古怪。比如去年英军水师指挥官西蒙率舰突入广州内河，攻占了猎德炮台时，叶公正在一校场观看演练，旗官策马飞报炮台失陷消息，观礼台上众将官皆大惊失色，唯叶公端坐微笑，不露声色。说他已腹有良策，或是有计施敌，都不是，而是他只相信皇帝说的，尽量不刺激洋人。你洋人厉兵秣马，攻城掠地，我不理你就是，不刺激你就是，这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样你洋人就没有劲头了，他就会自动撤出了。这就是叶公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主意。这个主意是他从皇帝那里得来的。
叶公不仅忠君，听皇帝的话，而且对父亲的话也言听计从。他的父亲曾是一个乡间秀才，颇有学问。叶名琛从小受父亲的熏陶，熟读诗书，家学深厚。父亲不仅是他的生身父亲，还是他精神上的父亲。父亲在他以后的仕途生涯中也多次帮助他，使他官运亨通，成为清朝的一方重臣。
父亲会算卦，喜扶乩。
叶名琛深受其益。
别人不信，反正叶名琛深信不疑。
叶名琛幼年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像，他甚至有些愚笨。只是他做资用心，有股锲而不舍的劲头。父亲曾暗地里给他卜过前程，结果是白虎临金官持世，若入文途，必登金榜；入武途，必立奇功。从此父亲对他另眼相看，他自己也觉自己非比寻常，便渐渐摆脱愚笨之气，反而日见聪慧。到成年进京赶考，父亲在他动身前又占一卦，竟是文旺官兴，金榜提名早早把贺事安排。叶名琛后来果然遂登科之志。因此，叶名琛对父亲的预测学深信不疑。
叶名琛官拜两广总督，并没有忘记父亲的养育之恩。他把父母从乡下接来，在广州观音山郊野专门建造了一座精舍，叶名琛亲笔手书长春仙馆四字，馆内供奉吕洞宾、李太白二位圣贤，让父亲在此读书下棋，交结好友，修身养性，并专心研究星相八卦周易等预测之学。
英法滋扰，广州日乱，叶名琛曾几次问卦观音山，父亲都帮他找到了较好的避祸之法，事后回想，也觉唯有父亲所言为高。既然上有天子圣明，下有父亲佐佑，叶名琛便觉吃了定心丸，竟能在兵慌马乱之时从容镇定，以上所述便是他的主要精神支柱。他是一个偏执型的不科学的孤傲者。林则徐也是清高和孤傲的，也是令洋人感到不好掌握的人物。因为他有真知灼见，有御敌良策。他并不轻视夷人之技，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战场上的攻防谋略都曾认真研究和学习。他也忠君信天，但他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海边防建设上均脚踏实地地准备，他发动民众，众志成城，并不断改进军事装备，改革军队体制，积极备战。
而叶名琛却只会忠君尽孝，只相信虛无玄想封建迷信，愎内空空，手无利器。因此，似他这等孤傲，常常会被人取笑为愚不可及的典型。
广州城交给叶名琛这样的官吏，基本上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当英法联军又一次出现在广东海面，并限叶名琛10天内答复通牒上的要求时，叶名琛除了仍会毫无内容的强硬外，别的一概没有准备。香港打探消息的探子向他报告说，英国女王命令额尔金不要轻举妄动，因此，有理由说接到的通牒实际上是恫吓，战争不可能打起来。
这是叶名琛不负准备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他又一次请父亲占了卦，父亲说，只要过了12月30日，便可无事。叶名琛对此深信不疑。他想，横竖怎么也能挨过十五天，实在不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躲藏到不易察觉的地方，你们洋人即使打进广州城，找不到我，有何法哉？等过了凶期，我再复出，就会万赘大吉。这样一想，就没有在乎，就很顺利地让英法联军打进了广州城。
英法联军于12月28日清晨开始攻城，距叶名琛父亲推算的日期仅差两天。战事一开，没等到12月30日，广州城便失了陷。
也不能说叶名琛父亲算得不准。其父说若过了12月30日就没啪了，啪实上没等这一天到来就开了仗，广州城命里该劫，提前两天动了手，于是广州城就没有躲过去。
但是叶名琛却躲过了12月30日这一天。他在洋人入城时躲进了粤华书院，后又转移到了左都统署。
这一天是1858年1月5日。距父亲预告的凶期已超过5天了。叶名琛心想，凶期过去了，洋鬼子该走了，洋鬼子什么都能拿走，唯有广州城他背不走，只要广州城还在，就是我大清帝国的，就是我叶名琛老爷的。谁知正当他在左都统署的后花园八角亭内闭目畅想时，一队洋人却用来复枪遍住了他，他被俘了。
他终于没有躲过这场灾难。一个叫柏贵的官员出卖了他。巴夏礼获得叶名琛藏身的情报后，立即派100名快枪手前去粤华书院搜寻，结果人去楼空，只有一个看门人在那里。把看门人押回去严刑拷问，谁知看门人却很坚强，只字不提总督的行踪。这时，投降英法联军的柏贵却找到了巴夏礼，说他知道叶名琛的去处。
快枪队围住了左都统署。左都统大堂里，一个清朝官员端坐在大堂，在洋人洋枪的逼视下威武不屈地站起来，说：我就是叶名深。然而，巴夏礼是见过叶名琛的。这人是左都统双龄。快枪队继续搜查，终于在后花园找到了叶名琛。叶名琛被洋人押解着走回英军指挥部。他顶戴花翎，身着朝服，脚穿朝靴。他以一个两广总督的身份很端庄地走着，像视察战后的广州城。肩扛来复枪的洋人两旁列队，高统皮靴踩出陌生的西洋鼓点。叶名琛走的滞重而又迟缓，和洋人们很不合拍。但他仍很有韵味地走着，以空前的执拗不懈地走着，使整个队伍终于走得心烦意乱，洋人们不得不时走时停来迁就他的步履。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快步走到叶名琛跟前，小声催促他能否快走些，叶名琛勃然大怒，圆睁环眼地叱骂：你是什么官阶？竟敢催促天朝命官？下边站去，让你们的公使跟我说话！
大街上拥挤着观看热闹的广州市民。人们都被叶名琛威严的仪表和这番字正腔圆的叱骂所激动，有人激动地鼓起掌来，更有不少妇女老人流下了眼泪。
晚上，叶名琛被押上一艘军舰上，泊于白鹅潭。晚饭后，叶名琛对陪同的英国军官说，你们的公使额尔金为什么还不来会见我？按照规矩，天朝大臣来到，公使应来拜看，你们这样做是失礼的。我是为会见额尔金先生才来这里的，如果他不来，那我就下船了。但是，叶名琛已经是阶下囚了，他的话只会招来英人的嘲弄。后来，叶名琛所囚的无畏号军舰开到了香港，英国驻华公使包令曾去舰上逼迫叶名琛，让他在修约书上签字，受到了叶名琛的严词拒绝。叶公拍案怒斥包令等人的无耻罪行，高傲的头颅始终没有低下。
恼羞成怒的包令等人恨极了叶名琛，便把他押解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被囚禁在威廉炮台。叶名琛随行的有家人许庆、胡福，厨子刘喜、理发师傅刘四和巡捕兰镔，带着衣服、食物、银钱等物。他们一行如当年的苏武一样在异国他乡漂流游荡，成了十九世纪的海上苏武。
最后，叶名琛被移居大里恩寺花园楼上居住。当从中国带去的食物告罄以后，家人要求到加尔各答购买一些，以免冻饿而死，但叶公却坚不允准。他说，我身为天朝大臣，之所以不怕羞辱含恨前来这里，不是我怕死，而是要来听听英人口口声声说它们的国家如何文明，国君如何明理。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这里的，我想见见英国国王，和她当面探讨一下国家是非。不想英人竟如此野蛮，不让我去英国，而让我滞留于此。似它们这些不可理喻之人，我已对它们失去信心，我既不能当面斥责这个野蛮的国家和它的君主，我苟生何为？我有何脸面食用他国之物？从此坚不用食。
1859年4月9日，叶名琛不食周粟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