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片题材也完全可以异彩纷呈，1998年3月5日是我国已故总理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为纪念为中国内政外交和世界和平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伟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文献巨片《周恩来外交风云》。这部影片在北京各大影院放映近2000场，票房收入超过400万元。何以如此轰动？在这种纪实片中，广大观众能够亲眼目睹周恩来、毛泽东等老一辈领袖为开创和建立新中国的新型外交如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该片以详实的历史资料展现了这一艰苦而又辉煌的外交历史。周恩来的外交实践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他以其高度的智慧和翩翩风度站在世界外交风云人物的前列，或联合或斗争，一步步突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一扇扇地推开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改变了世界格局。影片以自然天成的艺术魅力，使周恩来的外交风采与影片艺术特性交相辉映。编导不仅仅是在复述历史，并且赋予了纪录片以一种更高的目的，创造性地展示了周恩来的性格。让老一辈重温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倍感亲切，让新一代目睹周总理的伟大外交实践，敬仰总理的人格与风采，使这部片子一时间誉满中国。纪实片的意义就在于以忠于事实的语言状态和结构去把握生命的本质力量，让事件所改变的历史在一个时空里保存下来，载入史册。
在国际市场，好的纪录片是最好的商品，因为它比之新闻有广度有深度，但又有新闻的时效性，比之文艺有文艺不能企及的真实，又有文艺的艺术意味，纪录片开辟了影视传播艺术的一片新天地。世界每日都在走上“大同”之路，而人们对不同国家的好奇与兴趣已经不限于语言和皮肤的颜色，都希望了解一些异国的风俗人情、经济发展、社会政治问题，把国际上存在的社会问题综合总结与对中国面对的问题作一个真实可靠、不偏不倚的比较，这永远是一个创作上的新题材、新领域。如果纪实片的导演能够把挖掘社会问题作为一种目标，把纪实推到极致，让客观题材内心化，以摄影机为工具，经过跨文化性的精神洗礼，从中触摸到感人的命脉，影视传播就会开创出一个有所作为的新市场、新天地。
三、开播纪实频道的几个问题
“当一个真理、一个深刻的思想、一种强烈的感情闪耀在某一文学或艺术作品中，这种主体、色彩与素描，就一定是卓越的，显然只有反映了真实，才获得这种优越性。”①纪实性、概念内涵的实质真实性，它是纪实片的灵魂与生命。在人们普遍渴望真实的年代，纪实频道的开播既能丰富银屏，又是适位传播理论的实践。
① 任远：《电视编导基础》，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页。
纪实片是影视传播中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具有不容忽视的艺术性。拍摄之前要有深入生活与自然的经历，从中挖掘和提炼出所反映事物的美的本质。“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①纪实片不是生活的复制与翻版，它要借艺术形式传达创作者的感情。纪实片的每一个镜头都不会是纯纪实的。巴拉兹说过，在纪录片中“艺术家必须在经验世界的广泛天地中，发掘出最有特征的意义，最有趣的、最可塑造的和最有表现力的东西，并且把自己的倾向性和思想意图鲜明地表现出来。”②明确了主体参与在纪实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要在遵循社会道德的准则，不与“真实性”原则相冲突，不与纪实手法相抵触的原则上，对生活本身进行筛选，提取能够体现出创作者用以呼唤观赏者认同感的生活。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创作者要先有感知、想像、情感、思维几种相互交融的复杂心理过程，活跃在事件发生的现场或史料中，完成一个亲历想像、感悟的过程，再用艺术来传达真与美。这与真实的生活大相径庭，但它分明又是真实的。所以它本身要具有艺术的魅力。
纪录片所涉及的生活内容，再真实，也有主观的介入。创作者要把一些支离破散的东西串成一个完整的审美意象体系，再通过某种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表达出自己的审美感受。但这种审美感受是间接地隐藏在纪录背后的不露痕迹的，这种参与并不影响纪录的真实性，只是能够恰到好处地表达创作者的思想感情。电视纪录片与其他的新闻节目相比，少了许多功利目的，多了许多人本的文化内涵，它借助于影像提供给人们最大限度的真实信息，以对普通人的生存力量和日常的人文景观的记录满足了人们关照自我、沟通心灵和交流表达的需求。因此说，艺术性可以规范纪实性，正如纪实性可以规范艺术性，从而使纪录片有别于新闻，也有别于虚构的电视剧，成为纪录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优秀的纪录片综合了形象真实美，信息丰富美，时效新意美，传情达意美，因此，它最有可能占据观众心灵的影视传播主力与先锋，从而具有大规模的市场效应。
①《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②［匈］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页。
最后，表现细节是纪录片的重要一环。所谓细节，就是构成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情境、自然景观的最小组成单位。社会情境和人物性格的完整屏幕体现往往是由许多细节所组成的。细节表现要服从屏幕形象的塑造和主体意念的表达，以便具体、生动地反映事物的特征，增强屏幕的艺术感染力。
《周恩来外交风云》中有一个尼克松访华时的场面。尼克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到自己的座位前，准备坐下去，突然他停止了，半蹲着，两只手撑在沙发扶手上，出了什么事？观众追寻他的目光看去，发现他这样反常是因为周总理并没有随着他一起坐下，而是彬彬有礼而又专心致志地等着所有美国来宾坐好。尼克松也许是出于礼节，暂时等一下总理，大约迟疑了两秒钟光景，多少有些尴尬地松开双手，身体重重地落在沙发上。
这个仅仅两秒钟的动作，何以会成为永恒？因为它表现出周恩来和尼克松这两位外交家的不同性格。在一般的新闻报道中，这一段很可能被剪掉，但对于这种专题性的纪录片来说，最值得发掘的就是这类历史瞬间。这种瞬间在人类历史的重大时刻往往只会出现一次，被无意中记录下来，隐藏在大量资料之中，是否能够被发现和运用，就体现了编导的艺术功力与细节处理的实力。因此，这种艺术感染力也就不仅属于这个历史瞬间，属于周恩来和尼克松，也属于影片的编导，他们共同赋予这个瞬间以艺术生命。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观众从这看似平常的瞬间细节中感受到了总理的人格魅力，感悟到了纪录片的艺术魅力。
纪录片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制造细节，但是却可以发现独特的细节。编导需要独具慧眼创造性地处理现实，这是纪录片最能显露编导才华的场地。它以对真实的真诚表述，体现出一种敏锐、一种素养品质、一种在真实地记录中获得的超越和永恒感。
开播纪实频道，影视传播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良策是：只要瞄准市场，抓准卖点，抓准热点，灵活运作，纪录片的声势一定会逐渐增大。在呼唤观众、引导舆论的过程中，宣传、评论都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抓准热点后，以丰富的形式、快捷的频率，重视纪录和纪实片的传播魅力，找到影片与市场的契合点，耕耘出一块充满乐趣的理想的影视传播的试验田，借助纪录片，人们得以在一个大文化背景下把握生命的当下处境和生命的本质意义，这也是纪录片从最初出现到今天乃至以后的生命力所在。纪实频道，既需要人文内容的开阔，又要注意制作手段的先进，同时还需要题材的多样化、队伍的专业化。更重要的是运作体制的重组与更新，运用市场化的操作原则，建立起一个自成风格的体系，用最大的幻觉表述最真实的表象，使纪实回归人类的心灵，在对人心的逼近中寻找到永恒。
§§§第三节评奖的导向性与管理的监督性
电视剧创作的最高奖是“飞天奖”，一直注重正确地体现党和政府繁荣电视剧创作的思想导向和艺术导向，准确地标示出每一年度我国电视剧所达到的艺术水平，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电视剧事业的健康发展。一份份获奖名单无不体现了电视事业的丰硕成果。精神文明重在建设，通过评奖，检阅成绩，表彰佳作，发现人才，平衡题材，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党和政府对电视传播工作的管理和领导。
而《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经周恩来总理提议设立的。通过让观众投票的方式，评选出好影片、好演员，同时使电影能在观众的督促下提高质量，这是群众性的，相对于专家来说，群众的评选是最终的裁判。这有助于创作者透过这扇窗口，了解其作品的社会效果，通过评奖这一活动使获奖者得到荣誉，提高知名度，激发他们为影视传播事业奋发努力的决心。“百花奖”体现了我国观众对电影事业的热爱和电影艺术的鉴赏水平。如果这项由观众直接投票评选的活动，其评选结果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或是在价值取向上经常出现偏差，那它早就寿终正寝了，不可能维持到现在。从设立初起至今，专家“金鸡奖”和群众“百花奖”达75%的重复率，这3／4的比例说明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两者性质不同，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相得益影。既体现了专家的要求，又体现了观众的需要。
评奖可以平衡影片的题材，开拓影片的市场，具有导向性和现实意义。评委们往往要潜心琢磨，保持其科学性、公正性、权威性、导向性，以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广大观众吸取宝贵的历史营养，熔铸高雅健全的文化欣赏心态，提供了正确的参照系。对具有民族特色的影片从客观上保护，从微观上指导，具有树立楷模、引导传播方向的现实意义。
一、倡导以“小制作”追求“大手笔”
这几年由于国外大片的轰动，有人便盲目陷入了“大”的误区，认为唯有大才能赚钱，唯有“大”才能显示出水平。应该说作品的“大”与“小”根据的是质量，不一定题材大、演员大、场面大、阵容大、投入大就一定盈利。其实，影片的艺术性和其所包含的“含金量”才是吸引观众的唯一的尺度，大片不是金钱的堆积，而是艺术上的升华。某些获奖的影片可以告诉人们“知小者大”这个道理。
《英国病人》曾是奥斯卡评选中最大的赢家，其获9项大奖的殊荣足以使它傲视群雄。其实，这部片子的拍摄成本相对好莱坞巨片而言是地地道道的“小制作”。其荣誉上的“风光”与所投入资本并无必然的联系。
《泰坦尼克号》获8项奥斯卡奖，拍摄这部影片花费了2.3亿美元。这一惊人数字后面的情况是只有当票房收入超过10亿美元时，这部影片才获得3500万美元的利润。按照美国电影业的标准，它获利是很低的。如果不是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收入记录，《泰坦尼克号》将是亏损。洛杉矶商业演出专家纳塔利·霍夫曼说：“《泰坦尼克号》像是下得过高的赌注，使得20世纪福克斯公司和派拉蒙公司的经理们睡不好觉。”就是在好莱坞，让人们认为收回巨额的投资，并且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也是极其困难的。
实际上，尽管主要的制片公司继续投资进行大制作，但是它们还是越来越喜欢拍摄低成本、高收益的影片。20世纪福克斯公司与其它公司合拍了电影《孤注一掷》。这部影片制作成本350万美元，收入2.17亿美元，获得利润4300万美元。据新华社洛杉矶1998年3月11日电，美国电影协会总裁兼会长杰克·瓦伦蒂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1998年度西部影片展上，批评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竞相拍摄高成本影片，说此风有可能断送美国电影的前途。瓦伦蒂说：“电影业要盈利只有降低成本，现在的影片成本接近失控，令所有的制片厂和制片人不寒而栗，所有制片厂都必须致力于降低成本。”如此看来《泰坦尼克号》的成功并不代表电影业的发展方向。1999年中国有一部电影《呼我》只用了150万元，而《谁的谁心疼》是一部为2000年情人节度身定做的电影。全片由瞿颖、邵峰演绎，投资此片的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认为：只要自己的艺术吸引人，就会有市场回报。结果正如他们所料，市场利润回收很好。在钱堆积起来的自信面前，中国电影人终于选择了务实的态度，不光炫耀投入，更要考虑回报。低投入赢得高票房才是最佳境界。小制作会经过电影传播人的智慧带来大空间，影视传播艺术之所以发展到今天成为奢侈品，其中的确有很多人为的因素。
我国影视传播事业中的评奖，一是要突出表彰佳作，发现人才，突出表彰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有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高奏时代主旋律；二是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精品，同时在投资及规模策划上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和指导性，起到一种间接管理的作用
二、评奖有助于平衡题材，丰富市场
开拓儿童电影市场，重视儿童影视片的创作，是管理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投资方向的调查中，用于子女教育的都放在了第一位。目前，影视剧中儿童片的数量却很少，最主要的是儿童片没有多少童真、童趣、童乐，却更多地表现诸如儿童如何抓小偷、抓坏蛋的小大人形象。我们的影视传播业还缺少一种对儿童片的策划与探索，还缺少一种责任心、使命感。要使儿童故事片的内容千变万化，表现方法活泼生动，我们首先倡导要借鉴外国的儿童片，以提高中国儿童影视节目的质量，并开拓好这个市场。
澳洲的一个节目叫《尊臣和朋友》，是由几个玩具构成的一系列故事，极其生动有趣，这部卖给了日本的片子，经过重新配音，极受欢迎。德国的《企鹅平珠》连配音都不需要，整个故事里没有对话，只要通过动作就很好地表达了内容。同样的《西游记》，中国却把每集拍得千篇一律，一味地表现猪八戒的好吃，孙悟空的救人出难，大同小异。而日本人利用自己的想像力，充分自由地发挥成了最有趣味性、警惕性的儿童故事片。中国民间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都是拍摄儿童节目的鲜活的题材，缺少的不是资源，而是一种态度和一种责任感。儿童片要自由活泼、多姿多彩，而不应该是板着面孔的故意说教。好的儿童片自然会有出路，有市场，贵在以充分的想像，高度的商品意识，来赢得广大中国儿童的热爱。只有小影片，没有小市场，只要影片新颖神奇，就一定会得到儿童市场的青睐。
难能可贵的是后来我国有了动画片《小糊涂神》，曾获中央电视台1997年优秀节目一等奖，在1998年一播出就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及家长、老师的喜爱，究其成功的根由：